构式语法并不是指某种单一的语法理论，它代表了一种语法研究理念，表现为一种语法理论模型。美国语言学家Adele E Goldberg在1995年出版了专著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通过讨论双及物构式力图解决这样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许多构式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能产的，但又不具备完全能产性；在2006年出版了专著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运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的本质》)，针对如何避免“过度概括”(over generalization)，提出“统计优选”(statistical pre-emption)的概念，并论证了统计优选是影响构式部分能产性的因素之一；在2010年与Laura Suttle共同完成的论文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 as Inducation(基于归纳的部分能产性)中，进一步解释了“构式强制”(coercion)，提出了影响构式部分能产性的其他几种因素。本文通过分析Goldberg不同时期针对构式能产性的论述，从概念解读、机理解释、客观依据等方面对认知构式语法理论中有关部分能产性的问题进行探索。

一、概念解读

构式具有“部分能产性”(partial productivity)的特征源于Langacker对图式范畴理论的研究。“图式”(schema)是对一组“例示”(instantiation)所具有的共性进行概括与抽象的产品，对范畴的形成具有原型性功能。图式构式的能产性一方面规定和限制了能够出现在具体实例构式中的单位范畴,另一方面规定和限制了能够出现在实例构式中的单位范畴之间相互整合的方式。Goldberg在1995的专著中以双及物构式为例，证明了构式的能产性，即新的或假设的动词可以进入双及物构式，如词汇项“fax(传真)”[1]：

(1)JoefaxedBob the report.(乔传真给鲍勃这份报告。)

假设的词汇项如“shin(胫骨)”，如果该动词设定的意义是“to kick with shin(用胫骨踢)”，那么我们很自然地允许其出现在双及物构式中：

(2)Joeshinnedhis teammate the ball.(乔用胫骨把球踢给他的队友。)

过度概括是儿童或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一种常见错误，专指由一个偶然事例而得出一种极端信念并将之不适当地应用于不相似的事件或情境中。Brooks & Tomasello根据他们的实验结果指出，在避免“固化过程”(the process of entrenchment)”中的过度概括时，“出现频率”(frequency)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出现频率高的动词相比，儿童在使用出现频率低的动词时，更容易产生过度概括。例如，儿童在使用英语不及物动词“disappear”(消失)和“vanish”(消失)时，由于前者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后者，因此他们更容易将“vanish”用作及物动词[2]。然而，Goldberg却认为这不是绝对的。例如：

(3)Franksneezedthe napkin off the table.(弗兰克把纸巾喷到桌下。)

“sneeze”(打喷嚏)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却出现在了典型的致使移动构式中，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从此就会把“sneeze”概括为及物动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某个词汇项能否进入一个特定构式取决于特定构式能否激活该词汇项的某个特定的语义因子(operator)。如例3所示，“sneeze”所在的认知域发生了变化，因空气的流动发出非自主作用力(a casual force)的语义因子被激活，因此被识解(construe)做及物动词用，使得一价动词(不及物动词)成为了三价动词，临时获得了两个额外的论元。Goldberg将这种现象归因为构式的部分能产性机制，其目的是满足上下文语境的功能性需求。

笔者认为，构式的部分能产性是建立在范畴属性归纳的基础上的，其认知机制是非范畴化。非范畴化的基本含义是，词类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脱离其基本语义与句法特征的过程。在语言研究层面，非范畴化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范畴成员逐渐失去范畴特征的过程。范畴成员在非范畴化后至重新范畴化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也就是说在原有范畴和即将进入的新范畴之间会存在模糊的中间范畴，这类中间范畴丧失了原有范畴的某些典型特征，同时也获得了新范畴的某些特征。例3的分析可以证明，为了满足不断出现的认知与表达需求，语言实体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能够不断获得新的意义与功能，使得范畴的动态属性得以充分表现。

二、统计优选

Goldberg在2006年的专著中针对如何避免“过度概括”(over generalization)，进一步提出了“统计优选”(Statistical Pre-emption)的概念：

overgeneralizations can be minimized i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more specific knowledge always pre-empts general knowledge in production, as long as either would satisfy the fucntional demands of the context equally well[3].

只要特定的知识与概括性的知识能够等效地满足上下文的功能性要求，语言产生时特定的知识总是能够优先于概括性的知识，这可以使得过度概括最小化。

对于统计优选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60年代学界对儿童语言习得中直接负面证据可靠性的质疑。所谓“直接负面证据”(direct negative evidence)，是指当儿童在使用语言时出现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情况时，有人会指出错误并提供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使用指导。但事实上，在日常会话中很少有人会去纠正儿童话语中的一些语法错误。例如：

(4)Don’t say ‘theasleepboy’,dear,say‘theboythatisasleep’.(别说“困的男孩”，亲爱的，说“男孩困了”。)

(5)Me loves you, Mommy.(我<宾格>爱你，妈妈。)

笔者认为，儿童语法错误的纠正过程涉及从父母表达相同话语功能的语言使用中暗示性地获得话语的重组。统计优选是建立在假设两种形式比较的基础上的，是“间接负面证据”(indirect negative evidence)。当一个词项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构式中时，说话人根据二者语用上的差别来决定该动词更适合哪一个构式。如果语境与某一个形式匹配，但说话人却使用了一个不太适合的形式，这时就出现了间接负面证据；如果一般规律显示构式A符合使用条件，而学习者发现在特定的情境中构式A是不合理的，因为构式B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那么构式B被选用。比如，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英语动词“go”的过去时形式应该选择符合过去时形式规则的“goed(V-ed)”，但实际上我们使用的却是不规则形式“went”；虽然“more moist”和“moister”、“more fresh”和“fresher”以及“more dull”和“duller”三组比较级的用法都符合比较级的形式规则，但从音系学的最大经济性角度出发，在实际使用中我们通常不选择使用它们的短语形式(“more moist”、“more fresh”、“more dull”)。

英语“preemption”的中文意思是“先买权、先占、先发制人”，这里是指虽然同一范畴的大部分成员根据语法规则不能够出现在某个特定的构式中，但其中的一些动词却能够被构式优先选择和创造性地使用，并通过语料统计的结果显现出来。目前，国内学界关于“Statistical Preemption”的汉译主要有两种，一是梁君英的“占先统计”[4]，二是吴海波的“基于统计的替代”[5]。笔者认为，英语“Statistical Preemption”在语言学研究文献中通常表现为基于客观语料库的人为统计结果，而实际反映的是语言使用者源于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积淀而形成的一种选择结果，属于语言认知机制的层面。语言使用者根据上下文语境的功能性需求，经过构式的部分能产性作用，形成了一种基于使用的惯性。因此，笔者将该术语译为“统计优选”。

三、语义涵义

词汇项的语义涵义是限制构式能产性的另一个要素。一个“新成员”(a novel coinage)进入一个特定构式必定涉及“构式强制”(coercion)的过程：一方面构式对于新成员的准入设定了限制，同类词汇项未必都能够出现在同一个构式中；另一方面是构式赋义效应，新成员的某个特定的“语义因子”被激活以符合构式的表达功能。

(一)类型覆盖率(coverage)

构式对于新成员的准入存在限制，主要包括类型频率、变项程度与相似性三个因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类型覆盖率(coverage)，即已证实例与目标新成员的语义空间粘连性越强，说话人越自信地使用目标新成员。事实表明，类型覆盖率越高，构式的能产性越强。具体表述如下：

1．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能够允许多种词类同时出现的构式比只允许少数几种词类出现的构式更容易产生构式赋义。

2．开放程度(openess)：构式义与已证实例之间的语义关系，一个特定构式的开放程度越高，越多的新成员能够被允许进入该构式。已证实例与新成员之间的语义关联度在类型频率的作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构式的开放程度由构式的语义开放程度决定，如果某个构式开放程度的增加减弱了已证实例与目标新成员的相似性，构式的概括性就会被削弱；如果某个构式开放程度的增加不能够影响已证成员与目标新成员的相似性，那么开放程度就不会影响该构式的能产性。

3．家族相似性(similarity)：一个特定范畴的成员允许出现在一个特定构式中，缺乏相似性特征的相邻范畴的成员很难被允许进入该构式。家族相似性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比较新成员与全部成员而得到的总体相似性(summed similarity)；二是比较新成员与最相似的已证实例而得到的最大相似性(maximum similarity)。只要相似性非零，总体相似性总是随着类型频率的增高而增高。但是，最大相似性是反直觉的，一个特定构式已证实例的家族相似性程度越高，能够被允许进入该构式的新成员越少。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最大相似性因素。

Osherson等人曾经以心理实验证明了论述了类型频率、开放程度、成员的家族相似性这三个要素对类型覆盖率的影响。具体如下[6]：

(6) 假设一：狮子具有X特征。

假设二：长颈鹿具有X特征。

……

推 论：兔子具有X特征。

(7) 假设一：狮子具有X特征。

假设二：老虎具有X特征。

……

推 论：兔子具有X特征。

实验表明，比较例6与例7，说话人更容易接受例6的推论。例7中的狮子与老虎都是大型猫科动物，是典型的同类成员，在直觉上与兔子所在的类边界清晰；例6的特征归纳容易涉及所有的哺乳动物，兔子当然也具有哺乳动物的特征。“假设的多样性”(premise diversity)决定了构式和构式义的开放程度。

开放程度能够影响特征的归纳，比较例8与例9：

(8) 假设一：狐狸具有Y特征。

假设二：猪具有Y特征。

……

推 论：猩猩具有Y特征。

(9) 假设一：狐狸具有Y特征。

假设二：猪具有Y特征。

假设三：狼具有Y特征。

……

推 论：猩猩具有Y特征。

实验表明，例9中新的假设一方面扩展了例8的范畴，另一方面减弱了例8中归纳的Y特征。在家族相似性的影响下，开放程度一方面扩展了范畴，一方面减弱了说话人在特定构式中使用目标新成员的信心度。简而言之，类型频率越低，已证实例的家族相似性越高，构式的类型覆盖率越低，构式的能产性越弱；类型频率越高，构式的变项程度越高，构式的类型覆盖率越高，构式的能产性越强。

(二)构式赋义

英语 [〈time quantity〉ago]构式存在一个特例“a grief ago”(实例出自英国现代诗人迪伦·托马斯的作品)。〈time quantity〉是一个可测的时间量，通常使用时间短语如“three years(三年)”、“a decade(十年)”、“one and half minutes(一分半钟)”等；或是通过转喻指可数事件在可测量的时间内完成如“three games ago(三场比赛前)”。“grief(悲伤)”虽然不是一个可测的时间量，也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可测量的事件，但构式义激活了“grief”一段悲伤时间的语义因子，使“grief”能够进入[〈time quantity〉ago]构式。但是，其他形容词性名词如“difficulty”、“anger”、“happiness”等却无法进入同一构式，原因是这些词项的上下文语境没有提供激活某个特定语义因子的条件。

构式赋义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英语是这样，汉语也一样。比如副词不能直接修饰名词是汉语语法分析的定论，也是依据句法分布确认的名词的语法特征。但近些年来，程度副词与名词直接组合的“很+NP”用法越来越普遍，如“很男人”、“很巴黎”等。吴为善指出，“很+NP”属于1 + 2的带标记框架构式，表示“高程度义”[7]。笔者认为能进入该构式的名词必须具有潜在的“性状义”。如“男人”指男性的成年人，基本义表示人的性别类属，一旦进入“很+NP”构式，“男人”这个词项潜在的“性状义”，即男人特有的“男人味、男子气”的典型属性被激活，“很男人”就表示“非常有男人味”、“特有男子气”等含义；而“很女人”也有同样的效应。同理，“巴黎”只是一个城市的名称，但进入“很+NP”构式，就凸显了“浪漫、时尚”的含义，这也是因为“巴黎”这个大都市特有的风情属性被激活的缘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潜在的“性状义”必须具有显著性，即基于我们理想化认知模式(ICM)的典型特征，要不然还是难以进入“很+NP”构式。如我们会说“很男人”、“很女人”，但不会说“很男孩”、“很女孩”；我们会说“很巴黎”、“很香港”，但不会说“很东京”、“很武汉”。

陆俭明以谓语动词同为“修”的7个例句提出了“我们应该怎样描写说明这七个不同的句式”的问题[8]：

(10) a.村民们修了个观景亭。

b.男劳力修观景亭，女劳力植树。[=男劳力去修观景亭，女劳力去植树]

c.山顶上修着观景亭。[=山顶上有观景亭]

d.山顶上修着观景亭。[=山顶正在修观景亭]

e.五里地修一个观景亭。[=每五里地修一个观景亭]

f.五个月修了一个观景亭。/一个观景亭修了五个月。[容纳量与被容纳量关系]

g.工人们修观景亭修了一身汗。[重动句]

笔者认为这七个句式可以确认为七个不同的构式，虽然谓语动词都是“修”，但由于构式赋义的效应，“修”在不同的构式里凸显的语义侧面是不同的。比如a句陈述的是一个事件，句中的“修”凸显的是基本的行为动作义，蕴含了时间因素(带体标记“了”)；b句出现的典型语境是安排工作，属于未然状态，时间因素隐退了，凸显的是“修”这个行为动作的抽象义，泛化为“干”的意思；c句是典型的存现构式，凸显的是“修”的结果状态而非行为过程，所以可以用“有”来替换；f句表述的是“五个月”的时间量和“修一个观景亭”所需要的时间量之间的等量关系，所以两者可以互换位置，“修”的行为动作义隐退了，转指两个时间量之间的“关系”。其余例句也可依据构式特征和语用功能去作类似的分析。从中可见，同一个动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构式中，但被激活、被凸显的语义特征并不同，这就是构式赋义的效应。至于不同的动词能被有选择地进入同一个构式，那就是本文探索的构式能产性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通过对Goldberg为代表的认知构式语法(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中构式部分能产性概念的解读，我们分析了决定构式部分能产性的主要因素。构式的部分能产性是建立在范畴属性归纳的基础上的；统计优选作为间接负面证据，为构式能产的固化提供了客观依据；可进入某个特定构式的新成员必须具有可激活的语义因子。构式强制表现为两个环节：一个是构式对于新成员的准入具有限制性，类型覆盖率越高，构式的能产性越强；另一个是构式赋义，构式义压制了词汇义，新成员的某些特定的语义因子被激活以符合构式义的表达功能。

参考文献：

[1]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6.

[2] Brooks P，Tomasello M. How children constrain their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s[J]. Language 1999，(7)：20-38.

[3]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t work：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94.

[4] 梁君英. 构式语法的新发展：语言的概括特质——Goldberg，〈工作中的构式介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1)：72-75.

[5] 吴海波.运作中的构式：语言中概括的本质[J].当代语言学，2008，(4)：375-376.

[6] Osherson Daniel,et al. Alejandro Lopez & Eldar Shafir.Category Based Induc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90,(97)：185-200.

[7] 吴为善.汉语韵律框架及其词语整合效应[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116.

[8] 陆俭明.“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J].中国语文,2004,(5)：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