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中国翻译小说最为活跃，文学翻译的自觉阶段也以清末为开端。译者孜孜不倦地通过翻译进行文化构建，试图建立新的文化身份。不过，清末民初域外文学译介受到现实政治层面、翻译技术层面和本士文化层面的规范和过滤，影响了对外国文学的选择和具体译介方式，译作许多为域外文学的“中国式改写”，它们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翻译所造成的长远文化影响并不取决于原著或译作本身，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会把外来知识引上什么道路”[1]。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翻译规范理论，则给我们阐释清末民初文化语境对翻译小说的制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

一、翻译规范的相关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规约性研究(prescriptive study)向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的转变过程。翻译规范性的探索可以追溯到西塞罗(Marcys Tullius Cicero)的翻译理论，即严格规定译者该如何翻译。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主要从传统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和翻译研究三个方面来探讨翻译规范。语言学派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卡特福德(Catford)、维纳(Vinay)、达尔贝勒纳(Darbelnet)和纽马克(Newmark)。学者们采用规定性研究方法，关注原语和目标语的语言规范，总结了一套翻译规则让译者去遵守。篇章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首推诺伊贝特(Neubert)，他认为翻译是“原语文本导致的译语文本的生产”。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翻译研究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特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和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