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伟荣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在台湾当代文坛上，其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从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等外部视角切入所进行的解读，虽然可以展示出战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性，但所有内容的呈现最终都要落实到文本的层面，即叙事层面。作为小说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它在文学的发展中有着相应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生活的冲击与作家创作理念的牵制。因此，立足于小说文本层面的叙事学研究，可以更加真切地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作家。

茅盾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1］自述深受鲁迅影响的陈映真，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特别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细究他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作品，便可清晰地看出他的小说在叙事结构重心上由情调转向情节。

一

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小说的分析批评通常把小说区分为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最后一个因素即背景很容易具有象征性，在一些现代理论中，它变成了‘气氛’或‘情调’。”［2］陈平原在研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也把情节、性格与背景作为作家创作时的结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