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 龙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明洪武时期祭孔仪制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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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洪武时期，朱元璋崇尚文治，推明儒术，祭孔之风渐兴，相关仪制初步形成。在祭孔时间和规模上，确立了每年二、八月遣官祭孔的规定。在祭孔仪式上，承宋元旧制，在乐章、器物、祭祀程序等方面，亦逐步形成了更为严密、庄重的规定。凡此，洪武祭孔之制已较为系统、完备，成为明代祭孔的基本规范。

洪武时期；祭孔制度；祭孔时间；祭孔规模；祭孔仪式

祭拜孔子乃历代之常制，自汉迄元行而不辍[1（卷34）]。逮至明初，太祖朱元璋损益旧制，仍释奠孔子，认为“先师孔子，扶持世教，功德广大，万世帝王之师也”[1（卷38）]。因而每到一地，他必躬行实践，拜谒孔庙，“崇儒重道之意已肇于此”[2,（卷84《祭先师孔子》）]。在朱元璋的大力推扬下，明初祭孔之风渐兴，初步形成了明代祭孔的基本仪制。对此重要问题，迄今论者尚少。鉴于此，以下拟揆诸相关文献，对洪武时期的祭孔活动及其相关仪制加以考论，以期对深入理解朱元璋的崇儒思想及其构建文治社会的治国理念有所助益。

一、祭孔活动及仪制的形成

最早，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朱元璋下诏祭孔于国子学，同时遣使至曲阜祭孔，并郑重诫谕使臣曰：“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1（卷30）]这是明朝祭孔的真正开端，自此每年仲春（二月）、仲秋（八月），皇帝降香，遣官祭孔于国子学[3（卷50《礼志四》,p1296）]。但此时的祭孔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子学和孔子阙里曲阜两处。

二年（1369年）二月，朱元璋下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学校只行释菜礼以祭孔子，而不必在地方学校通祀[4（卷3）]。朝臣提反对意见，刑部尚书钱唐说：“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言：“古今礼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朱元璋皆不听[3（卷139《钱唐传》,p3982）]。

实际上，朱元璋坚持暂不在地方学校通祀孔子，并非不愿意，而是“不敢”。据《明集礼》卷16载：“朕代前王统率庶民，目书检点，忽睹神之训言：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祭之以礼。此非圣贤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圣德。”可见朱元璋不许地方通行释奠，是怕流于随便不敬之失。有一例为证：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号时，下诏：凡岳镇海渎去其前代所封名号，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的“溢美之称”皆宜革去。惟孔子例外，所有封爵一仍其旧，称“大成至圣文宣王”，理由在于：“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1（卷53）]四年（1371年），令进士释褐，国学行释菜礼[5（卷91《先师孔子》）]。此制后世得以沿袭，举凡新科进士一般要于国子监谒拜孔庙，行释菜礼。

至十五年（1382年）四月，鉴“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之局面，朱元璋下诏天下通祀孔子，令礼部尚书与儒臣定释奠礼仪，颁于天下府、州、县学[1（卷145）]，规定“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1（卷144））]。次月，京师太学成，遣官释奠于孔子；朱元璋亦择日幸国子监，谒拜孔子，行释菜之礼”[1（卷145）]。十七年（1384年），又敕：每月初一、十五遣内臣降香；初一时，祭酒行释菜礼于国子监[5（卷91《先师孔子》）]；府、州、县长官以下则诣学校行香[6（卷66《释奠先师之礼下》）]。同年六月，命礼部制大成乐器颁于天下儒学，令州、县如式制造[1（卷162）]。二十九年（1396年），黜扬雄从祀，进董仲舒。以后，又定：“遇登极、皆遣官祭告阙里。又驾幸太学、行释菜礼”[5（卷91《先师孔子》）]。至此，比较完备的祭孔仪制基本形成。

二、祭孔的时间和规模

循宋元旧制，自洪武元年（1368年）始，已确立每年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祭孔于国子学的规定[5（卷91《先师孔子》）]。洪武一朝，除二年、六年祭祀三次，三十一年祭祀一次外，其他诸年皆为两次。具体祭祀情况，兹仅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间遣官释奠孔子共63次。时间一般为每年二、八月，其中出现在正月、三月、五月、六月、七月、十一月祭祀的情形，属于例外，并非常制。尤堪一提的是，“祭孔史实”所录文字大体为“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此并非偶然巧合，而是洪武时祭孔礼中的明文规定。最早，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初定祭孔礼时，规定为：“某日遣官祭先师孔子”[1（卷84）]。二十六年（1393年）在重定遣官祭祀礼时，又规定为：“某年月日祭先师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命卿行礼祭。”[7（卷81《遣祀》）]此制后世行而不废，但文字略有变化：永乐间，作“遣官释奠先师孔子”。宣德间，开始明确指出所遣官员的官职、姓名，一般作“遣某官某释奠先师孔子”，如“遣翰林侍讲学士王英释奠先师孔子”、“遣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释奠先师孔子”等。此后，正统至嘉靖间，皆为“释奠先师孔子，遣某官某某行礼”。如正统时“释奠先师孔子，遣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杨溥行礼”；天顺时“释奠先师孔子，遣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行礼”；成化时“释奠先师孔子，遣吏部尚书王翱行礼”；弘治时“释奠先师孔子，遣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太学士刘吉行礼”；正德时“释奠先师孔子，遣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焦方行礼”；嘉靖时，“释奠先师孔子，遣大学士毛纪行礼”。万历以降，用语始变化不定，仅万历时就有“遣大学士张位释奠于先师”、“命礼部尚书于慎行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吏部尚书宋纁祭至圣先师孔子”、“遣礼部尚书范谦于先师孔子公”、“祭先师孔子，遣尚书范谦行礼”等。此种变化，表明自明初形成的祭孔之制开始松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儒家正统思想开始受到了心学等新思潮的挑战。

三、祭孔仪式的立定

祭孔仪式，即明人所谓“释奠先师孔子仪注”[1（卷145）]。仪式主要包括乐章、器物、祭祀程序等要素。

1. 释奠乐章

明建国之初，释奠孔子的乐章，仍用宋元时的“大成登歌乐”[1（卷83）]。如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首祭孔子时，就规定“用大成登歌乐”[1（卷34）]。至六年（1373年）六月，命翰林承旨詹同、侍讲学士乐韶凤等在宋元乐章的基础上，重新修订祭孔乐章。八月二日始成[1（卷84）]，然大成乐器仍沿袭不废。

按照祭祀程序，所奏乐章为：迎神，奏《咸和》曲；奠帛，奏《宁和》曲；初献，奏《安和》曲；亚献、终献，奏《景和》曲；彻馔、送神，奏《咸和》曲[3,p1502]。关于各曲曲词，《明史》与《实录》、万历《明会典》所载略有出入，如表1所示。

表 1中，《明史·乐志二》所载乐章原文载为洪武六年（1373年）所定，但具体文字却与《实录》卷84所载洪武六年的乐章有所不同。为何如此？其原因在于：《明史》所载并非定于洪武六年的乐章，而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修订后的文字。比照《实录》卷189“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酉”条所载乐章，可知：六年所定迎神《咸和》曲中的“大哉先师”改为“大哉宣圣”，“精纯益隆”改为“精纯并隆”；初献《安和》曲中的“大哉圣师”改为“大哉圣王”；送神《咸和》曲中的“神驭旋复”改为“神驭还复”。改后的文字恰与《明史·乐志二》同。殊堪注意的是，二十一年所改文字，恰与《宋史·乐志十二》、《元史·礼乐三》所载宋元时期的乐章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认为：二十一年的修改实际上是对宋元旧制的回归。至于祭祀时乐章的演奏人员，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已规定：用乐生 60人，舞生48人，引舞2人，凡110人。这些人大体由国子生及在学公卿子弟组成，旨在彰显“奠释所以追崇先师”[1（卷70）]的深意。

2. 释奠器物

一般而言，孔子之祀，所陈设的祭物有牛、羊、豕、豆、罍、爵、笾、豆、簠、簋、登、铏等。以往，豆、罍、爵、笾皆陈于座下；洪武四年（1371年）礼部奏定祭物时，始定各以高案陈设。同时，笾、豆、簠、簋、登、铏历来为木器，至是亦代以瓷器，以展现事死如事生的教义[1（卷70）]。

洪武一朝，释奠祭物的种类、数量前后略有变化。对此，《明史·礼志一》虽有明确记载，但比照《实录》所载，可知其中有谬漏之处，其差异如表2所示。

表1 《明史》与《实录》、万历《明会典》所载祭祀乐章比照

表2 《明史·礼志一》和《实录》释奠祭物比照①

由表2可见，洪武年间祭物大体经历了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定、四年（1371年）十二月更定、十五年（1382年）五月再定三次变更。若以《实录》为准，可以看出，洪武年间祭物的数量变化表现为：（1）牲用物，正位：元年用牛、羊、豕各一；四年未改；十五年用羊一，豕一。配位：元年羊、豕各一；四年、十五年皆未改。十哲位：元年不设；四年、十五年用豕一。东西庑：元年不设；四年每坛用豕一；十五年每四位共一案，每案用豕二。（2）笾豆，正位：元年各八，四年更为各十，十五又改为各八。配位：元年笾豆各四；四年未改；十五笾豆各六。十哲位：元年各笾豆各二；四年每位用笾豆各四；十五年笾豆各四。东西庑：元年各笾豆各二；四年每坛用笾豆各四；十五年每四位共一案，每案笾豆各二。（3）酒器，正位：元年时，牺尊、象尊、山罍各一；四年更为酒尊三、爵三；十五年更为酒尊一，各爵三。配位：元年不设；四年增酒尊一；十五年增酒尊一，各爵三；十哲位：元年不设；四年增东、西五位，各位增爵一、酒盏一；十五年增十哲共酒尊一，东、西五位，各爵五。东西庑：元年不设；四年，东西庑各坛设爵一、酒盏四；十五年，改为四位共一案，每案爵四。（4）登、铏、簠、簋四器，正位：始终未改。配位：元年设登一，簠簋各一；四年为登一，铏二，簠簋各二；十五年改为登一，铏二，簠簋各一。十哲位：元年簠簋各一；四年，每位用簠簋各一，铏一；十五年，东、西五位，每位各铏一、簠一。东西庑：元年簠簋各一；四年，东、西庑十三坛每坛簠簋各一；十五年，每四位共一案，每案簠簋各一。此外，祭物种类也略有变化，如元年时正位、配位有帛，但四年、十五年皆无；十五年正位、配位、十哲位、东西庑各设有篚，但元年、四年皆无。总体来看，洪武年间祭物数量呈增长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洪武十五年所定祭物并非最终定制，后世仍屡有变更。如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祭先师孔子时，即规定：正位：犊一，羊一，豕一，笾豆各十，登一，铏二，簠簋各二，帛一；又共设酒尊三，爵三，篚一。配位：每位羊一，豕一，笾豆各十，簠簋各一，登一，铏二，爵三，帛一，篚一。十哲位：东五坛共豕一，帛一，篚一，爵三，每位笾豆各四，铏一，簠簋各一，酒盏一。西五坛陈设同。东西庑：东庑五十三位，共十三坛，共豕一，帛一，篚一，爵三，每坛笾豆各四，簠簋各一，酒盏四。西庑五十二位，共十三坛，陈设并同东庑[1（卷189）]。所设与元年、四年、十五年皆有所不同。

3. 释奠程序

释奠程序历代大同小异，总体上洪武年间祭祀礼数之隆重超迈前代。首先，释奠的具体程序，万历《明会典·先师孔子》载为：斋戒——传制——省牲——陈设——正祭——祝文——分献官仪注——乐章等八个步骤。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定释奠仪式。至六年（1373年）八月，朱元璋认为“祭贵乎诚，若省牲，谓告充告腯及礼之繁文者，宜并革之”[1（卷84）]。于是，礼部尚书牛谅进行了重定，成为有明代定制。两次所定仪式的具体内容如表3所示。

表3 《实录》卷34和卷84之释奠程序比照

由表3可见，元年初定礼仪与六年重定礼仪相较，变化主要有四：（1）元年用“大成登歌乐”，六年改为乐章。（2）在叩拜礼数上，元年迎神、送神各“再拜”，六年则各为“四拜”。（3）元年专设“进俎”一节，六年虽有进俎之礼，但在程序上不再专设，可谓有其实而无其名。（4）元年称赞礼官，六年改称典仪官。总体上，六年礼仪较元年趋于完备、严密。

同时，洪武年间的释奠礼较前代更为严敬隆重，“国朝崇尚儒术，春秋祭享先师，尊师之道可谓隆矣”[1（卷152）]。主要表现在：（1）唐、宋、金、元时，释奠祭孔都由官司自行其事，如唐朝，《大唐开元礼》规定：释奠由国子学“司馆预申享日，本司散下其礼，所司随职供办。”宋、元承唐旧制；明朝则皇帝斋戒并亲自降香遣官祭祀。（2）斋期：唐、宋时斋期为五日（其中散斋三日，致斋二日），金朝三日，元朝则没有斋戒规定[8（卷76《祭祀五》,p1892）]。明朝如金朝，亦为三日，其中散斋二日，致斋一日，但虔诚之意有增无减，朱元璋就说：“朕于祭祀，每斋戒必尽其诚，不敢少有怠忽。”[1（卷73）]（3）省牲：历朝献官无须在释奠前一日便法服省牲；洪武时则规定：“献官法服，并执事官集斋所，省馔省牲。”（4）三献官：唐宋或由国学官充当，或以礼官为主。明朝则分别由百官之长、侍从顾问之长及国学官之长充当。具体为：国子学（国子监）祭祀：《明史·礼志四》载：“初，国学主祭遣祭酒，后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到官，必遣一祭。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释菜礼。”后定制为：每岁仲春、秋上丁，遣官祀于国学，以丞相初献，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终献。曲阜祭祀：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时，遣前国子祭酒孔克坚、通赞舍人张汉英往曲阜祀孔子[1（卷38）]。次年八月，始命：“曲阜庙庭，官给牲币，俾衍圣公主祀事，岁以为常。”[1（卷55）]地方府、州、县学祭祀：十五年（1382年）规定，由“三献，府、州、县各以正官行之，有布政司则以布政司官行；其分献则以本学儒职及老成儒士充”。祭祀时间与国子学同，亦为每岁春、秋仲月上丁日[1（卷145）]。（5）正祭：总体上，唐宋以来正祭程序较为简略，如唐朝包括：奠帛、奠爵、饮福、受俎、赐胙，望瘗位礼毕，凡三跪、三俯伏、八再拜[9（卷54《国子释奠于宣王》）]。宋、金惟有奠帛、奠爵，饮福、受俎皆省，凡二跪、二俯伏、四再拜[10（卷121《吉礼·释奠文宣王仪》）]。元朝不仅省饮福、受俎，且省赐胙。相形之下，明朝的正祭略如唐朝，包括奠帛、奠爵、饮福、受俎、赐胙、乐章；叩拜礼数为二跪、二俯伏、六再拜，较宋、金、元多再拜二次。在乐章一节，元朝由乐工担当乐舞，而明朝则专由学生中的乐舞生担当，显得较为正式端庄。

洪武祭孔不惟停留在制度层面的规定上，也表现在朱元璋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上。如朱元璋本人对孔子的祭拜就颇为恭敬虔诚。二年（1369年）二月，遣前国子祭酒孔克坚等往曲阜祀孔子，朱元璋曰：“朕令命尔往祭，盖以尔先师子孙，祭必歆飨，尔宜致诚洁，以副朕怀。”[1（卷38）]十五年（1382年），太学落成，朱元璋将行释菜礼，议者言：“孔子虽圣，乃人臣，礼宜一奠而再拜”。太祖不从，以为“孔子明道德以教后世，岂可以职位论哉？……今朕君天下敬礼百神于先师之礼，宜加尊崇”。遂命礼部尚书刘仲质重定其制[3（卷55《礼志九》,p1404）]，并具皮弁服，亲自诣孔子神位，再拜，献爵，复再拜[1（卷145）]。此历代皇帝祭祀先师的空前之举。亦正因此，此时对百官祭孔要求也颇为严格。如四年（1371年）八月，降国子祭酒魏观为江西龙南县知县，司业宋濂为安远县知县，原因是他们“考祭孔子礼稽缓”[1（卷67、80、111）]。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监察御史鲁德劾奏左佥都御史凌汉、大理寺丞曹瑾、应天府尹高守、礼府丞冯克昭等人在祭祀孔子时，“既迎神而后入班”，不合礼法，请正其罪。朱元璋虽饶恕之，但仍说“祭祀不谨，固当罪”[1（卷216）]。

朱元璋对孔子的崇拜并不简单地是出于政治考虑，而是他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忠实反映。他之所以将孔子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加以祭拜，本质上是要凭借孔子形象以树立起崇尚儒术的大旗，从而达到反拨元朝“蔑弃礼教，彝伦攸斁”[1（卷31）]的治国理念，达到以古先圣王立教经世，重振纲常，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诚如朱元璋对孔裔所言：“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1（卷31）]朱元璋对孔氏特殊地位的肯定和尊崇，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构建文治社会的治国理念，客观上亦契合了广大士人重振儒道、崇德报功的普遍愿望。

[注释]

① 表中所言正位即孔子位；四配位即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其他十哲及两庑从祀（先贤和先儒）详见万历《明会典·先师孔子》及《明史·礼志四》。

[1] 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2] 李东阳,等.正德明会典[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3]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 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 丘濬.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7] 俞汝楫.礼部志稿[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8] 宋濂,等.元史[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76.

[9] 萧嵩,等.大唐开元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0] 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Studies on the Regulation of Worship Confucius in the Hongwu Period

ZHAN Long

(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In the Hongwu period, CHU Yuan-chang praised highly about the Confucianism, thus the general atmosphere of worship Confucius emerged gradually, related system preliminary came into formation. The time and scale of the worship Confucius’s activity was incessancy, and the regulation was established that the officials would be sent to worship Confucius in February and in August. As for the worship Confucius ceremony, inheriting from the Song, Yuan dynasty, the stricter and more dignified regulations in the movement, utensils, and the festival program had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Hongwu period,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regulation of worship Confucius had established, which became the basic norms of worship of Confucius in the Ming Dynasty.

Hongwu period; sacrificial regulation; sacrificial time; sacrificial scale; sacrificial ceremony

2011-02-18

展龙（1976-），男，甘肃靖远人，博士，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史。

K247

A

1009-9115(2011)03-007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