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版《赵氏孤儿》对时代精神的震荡回响
——从当代驳杂人性角度为陈凯歌改编本正名

从元杂剧、南戏对搜孤救孤主题的改编到前几年林兆华版的颠覆性重构，再到陈凯歌的贺岁片，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相异面貌。电影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产品始终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说，陈凯歌版《赵氏孤儿》再现了当代驳杂人性在不同价值观控制下的拉锯战，反应出当代人在传统与现代的两极来回摆动的无定状态，是一部类似新写实主义风格的、体现真实人性的优秀悲剧作品。

《赵氏孤儿》 道德困境 现代语境 善的迸发 人性真实

一切历史都只是当代史。王季思先生曾经说过：“历史剧与其说它是关注历史的，倒不如说它是通过历史来关注当代人的生活的。”这句话虽只是对历史剧和时代关系的评价，但它同样广泛适用于任何文化产品。现代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历史真实都是相对的，任何一种文化消费品之所以有市场恰在于它正确映射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一场电影真正的悲剧精神并不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有多感天动地、九曲回肠，也不在于它里面的悲情英雄如何让人扼腕顿足而叹，而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性在道德困境中的挣扎。因而陈凯歌的电影虽稍稍偏离了原著中儒家舍生取义、取直报怨的道德观，但从真实人性的维度出发，他同样把现代语境中的悲剧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赵氏被灭门事件以及后来的孤儿成人复仇经历既不是《史记•赵世家》中所记载的那样，也不是纪君祥杂剧版所改编的那样。史实有时反而是人之想象最不能及之处。根据杨伯峻、郝良真先生等人的考证，赵家灭门（下宫之难）准确的时间是在晋景公十七年，此时赵朔已死，受牵连的主要是赵盾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赵括和赵同两支。而他们被族株的原因也颇有趣，竟是赵朔的妻子赵庄姬所致，这个女人因赵同赵括流放了自己的情夫赵婴（他们是叔叔和侄媳的关系，实属乱伦），就告到景公那里，当然，若不是被一旁早已虎视眈眈的政治势力巧妙利用，也点不起这把燎原之火，当权的郤氏、栾氏恰好借赵庄姬的谗言在景公面前撩拨一番，除去自己潜在的对手赵家。在史实中，所有的事和人都不过是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的一枚被动的棋子。

《赵氏孤儿》杂剧版的改编吸收了大量的战国传奇故事，并糅合了公羊传、史记中的一些情节，把那段夹杂着家族丑闻与政坛血雨腥风的事件改编成了一曲弘扬儒家传统义理、展现英雄悲壮精神的颂歌，并给故事一个复仇成功、冤案昭雪、英雄受赏的大团圆结局，配合了杂剧演出时的市民趣味和戏曲套路。

到了最近，当改编经典成为文化产业大势所趋之时，先是在2003年时出现了分别由林兆华和田沁鑫改编的话剧版《赵氏孤儿》。林兆华版结合现代人肯定个人权利，重视个人存在意义的价值观，对原作进行了大胆的改编，给孤儿一个放弃报仇，大仇无仇的结局。田沁鑫版则是让孤儿如哈姆雷特般在复仇与放弃的两极反复摇摆，犹豫不决，虽然尚未达到一种对人生和宇宙的终极存在意义进行追问的哲学高度，但已摆脱了传统篇目中单一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相互矛盾的两种价值观，个人的存在意义与传统集体家族道义伦理的纠葛。当然话剧版的赵氏孤儿也未能解决这对矛盾，只是将其呈现出来。话剧因而使学术界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关于复仇正义性和中国人道德困境的讨论。

而陈凯歌2010年的电影版《赵氏孤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7年前那场大讨论的回应，陈凯歌在片中一改以往高姿态的说教形象，转而塑造了一个普通的并不高尚的人在面对不同的道德困境时复杂又矛盾的心理。在陈凯歌的改编下，程婴从封建士大夫阶层道义的化身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普普通通有着自己小算盘的民众，程婴献子也由杂剧中主动的英雄悲壮主义转为电影中一环扣一环的巧合事件下的被动做法。

不再像传统戏剧中以塑造大忠大义的英雄自愿杀生成仁来表现悲壮感，陈导更想揭示的是普通的而并非完全高尚的人性在何种情况能够得以升华，影响人们在道德困境中做出选择的因素是什么。他力图展现的是在消解一切的现代价值观盛行的今天，虽然微弱却依旧扎根于人们心底的集体潜意识与之进行的协调斗争，那个引来无数争议的吊诡结尾恰恰是这种协调斗争的投影。

这部影片显然是从现代社会语境出发的。古代是阶级社会，的确有贱命与贵命的区别，赵家的遗孤在当时的人看来天生下来就背上了重整人间乾坤，扫除朝堂奸佞，为全家三百口冤魂报仇的千斤重担。为父报仇乃是天地间第一之道，《论语》中说：“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孟子》中讲“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面对儒家为血亲复仇的道统正义性，任何其它都需要让步。赵氏孤儿杀屠岸贾报仇乃酣畅淋漓大快人心之事，也是他须时刻铭记反复提醒自己的家族耻辱，引不起任何关于复仇正当性的争论。况且程勃只是草芥之民的儿子，程婴牺牲了他去挽救赵氏孤儿，成全赵氏孤儿为全家报仇之“大义”纯属不许推卸的责任，程婴也无理由选择不献出亲生子。

但从现在的价值观来看，这两点都值得质疑。首先，献出自己儿子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并不比另一个的存在更具合理性，摆在程婴面前的两种选择并没有对与错，程婴并无权利决定自己儿子的生死，不能说牺牲自己儿子性命的做法就可嘉可赏。其次，赵氏孤儿先是在不知的状态下，像被操纵的棋子一样认贼作父，我们仅仅从人存在的意义出发去考虑，他是否有义务作为杀掉自己养父的元凶，不管报仇的对象是为程婴死去的孩子还是为自己全家。（我们看到在影片中，赵氏孤儿的复仇更像是为了程婴死去的儿子）。程婴这种做法是否降低了赵氏孤儿作为人的存在意义，而只是将其看做一种复仇工具？

我们先来看看影片对第一点的处理，程婴在献不献子的道德困境中进行了很久的挣扎：我们知道程婴刚开始是不愿带走孩子的，更不用提牺牲自己孩子的性命去保全赵氏孤儿，但导演却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偶然，最终成就了程婴英雄主义的举动。在影片中他每一步的转变并不觉得唐突，是自然而然真情所至，让人感觉是一个个自然接连的小选择一步步推进的结果，就像程婴在面店中对朋友说的那句话：“是命！”然而真的是命吗？在这个所谓的命背后又有什么更有力的推手使市民性格的程婴做出英雄主义的行为呢？

仔细回想，不难看出，是其它人为赵氏孤儿的无私牺牲使程婴的心灵受到震撼感召，赵氏孤儿除了本身的生命意义之外，还负载了为他的存活而自愿牺牲的人的生命意义。显然，如果没有公主自刎而死的行为，就不会坚定程婴带走婴孩、保护婴孩安全的决心，也没有韩厥甘心放弃将命放程婴带赵氏孤儿离开的举动。当然，此时虽然程婴愿意尽力去保护孤儿，但也没有到舍弃自己孩子生命的地步。在这里影片添加了程妻这样一个角色（更像是程婴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官兵在搜罗全城不到半岁的婴孩时，程妻错误地把孤儿送给前来搜罗的官兵，使自己的孩子反倒成为剩下的一个。程妻的偶然性举措是接下来程婴一连串步步紧逼的艰难抉择的诱因。赵盾的交好公孙杵臼问程婴要托付给他的孩子，程婴自然讲不清楚，只能让自己的妻儿前去。接下来，公孙大人看到孩子时对他庄重的一拜也起了升华人物内心情感的作用，使程婴觉得自己有必要对孤儿负责到底，所以才离开妻儿重新回到屠岸贾的府邸等待寅时的到来，试图领回赵氏孤儿。但他此时的举动仅仅是基于良心所作的选择，尚未具有崇高性，也没有想过要牺牲自己孩子的性命保全赵氏孤儿。

造成此举动的关键在于接下来的两个节点。一是寅时将至，已经对程婴存疑的屠岸贾质问程婴赵氏孤儿的去向。老奸巨猾的屠岸贾又岂会相信孩子被抓，母亲却不来？此时的程婴为了挽救包括赵氏孤儿在内几百条婴儿的性命在最后一刻还是选择出首自己妻儿的庇护者公孙大人。但这个出首是有预设的，是在程婴以为妻儿已经平安出城的情况下，在几百条婴儿包括赵氏孤儿的性命都将终结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还没有升华到彻底的舍己为人的高度，但在城门打开的一刹那，喊出公孙杵臼的他形象似乎已变得有些高大起来。于一位父亲和丈夫来讲，讲出妻儿的庇护者一定是个艰难的抉择。

使程婴做出舍子救孤举动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公孙杵臼的死。公孙杵臼为了使屠岸贾相信夹壁墙中的孩子是赵氏孤儿，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当屠岸贾砸碎夹壁墙，让程婴把孩子交给他看一看时，程婴当然知道只要交出孩子便是死路一条，说出这个孩子不是赵氏孤儿而是自己的孩子就仍有活的一线希望。程婴此时心里想的是假设自己孩子的死能带来另一个孩子的生，那孩子的死也是值得的。

公孙杵臼的牺牲升华了程婴心中的感情，让他在那个瞬间做出牺牲自己孩子的命保全赵氏孤儿的选择。同时这个绝对善的选择也带来了程婴一生长久的痛苦挣扎，然而即使再预设无数次，在那种情况下他也会做同样的选择，这就是人性的奇特复杂的地方。连韩厥都嘲讽过程婴，就凭你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你告诉孩子是牺牲了自己儿子的命换他的命，他信吗？的确，以程婴日常的性格操守是做不出如此大义灭亲的英雄之举。这也就是为何在片末，程婴得知公孙杵臼的死并未使屠岸贾相信那个孩子就是赵氏孤儿，而是程婴亲手把孩子交出去的举动使屠岸贾确信不疑时，会后悔万分，高呼：“你骗了我。”但他旋即又说：“我儿子救了这么多人，他死得值了。”这里自然是程婴小市民意识的集中体现，但影片显然在告诉我们更深层次的东西，舍子救孤是他的选择，如果再来一次，即便依旧知道自己事后会万分后悔，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因为当面对着更多的生命权利时，人的私心是会被瞬间净化掉的，对一个人的整体来讲，不可能有绝对的英雄主义和绝对的善，然而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会有绝对善的瞬间，在偶然性的情景下你会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作出甚至有悖于你日常德行的符合最高善的行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最危急的关头会激发出隐藏在人类心理机制最深处的集体精神，如果这一危急关头伴随着生命的牺牲更是如此。这种集体的利他主义精神是每个民族原始阶段为了保证种族存活所必不可少的。这是一种情境性的绝对善，是基于人潜意识中的原始情景复现和强烈的种族向生欲望产生的。

这样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何程婴会如此后悔讲出公孙杵臼带走了孩子，为何在一切结束后痛苦地以酒买醉，把孤儿丢在一边任他啼哭。影片中程婴妻产房的场景作为一个母题反复出现正是程婴心中无限痛悔之意的体现。该影片恰到好处地展现了绝对善的人性在何种情况下被召唤出来并占据性格的主导地位。什么情况下“人的热血会被点燃”。

如果说戏曲中的正面人物程婴的选择还不足以体现特定契机下人性善的迸发的话，那屠岸贾的举动就从反面更充分论证了这一点。当屠岸贾了解到义子的真实身份竟是自己处心积虑要斩草除根的赵氏孤儿后，显然也陷入了一种复杂纠结的价值观冲突中，本想借出征的机会除掉赵氏孤儿的他，竟然在群敌围住赵氏孤儿即将置赵氏孤儿于死地的节骨眼上出手相救，只是因为赵氏孤儿大叫了一声：干爹。在这部片中，他显然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然而在这个瞬间，他的性格因为单纯而强烈的亲情的感召也迸发出了绝对善的部分，也许他事后曾因错失这个良机而后悔过，也许在救赵氏孤儿时他就预设过死在他剑下的镜头，但是那一瞬间这个老奸巨猾视人命如草芥的罪大恶极之徒，却被一种极端善的价值主导着性格，使他做出选择。选择放弃自己儿子性命的程婴那一刻是伟岸的英雄，选择救自己义子性命的屠岸贾那一瞬是高大的慈父。

人的善恶很难定论，唯一能判断的是一个人瞬间做出的举动是善或恶的。影片中由人性的复杂多面和彼此间的冲突营造出的悲剧色彩，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现实人生中道德选择复杂性的思考正是导演的用意所在。电影呈现给我们的是在各种价值观融合并彼此消解的今天，我们没法说教式地以意识形态的方式灌输观众去做一个古代传统道德要求下的仁义礼智信之人，我们唯一能要求现代人做到的就是在瞬间基于人性之善的崇高行为。

接着我们进入复仇正义性的疑团中，让人困惑的不仅仅是程勃在电影中的复仇对象究竟是谁，更在于结尾处先是出现了类似天下无仇的大消解局面，然后形式突然急转，回归到戏剧传统的杀养父结局，陈凯歌为何要如此拍呢？难道真的是评论家所讲的为了维持影片张力而采取的权益之策？

我们发现，在影片中只有孩子是处在不知的情况下，像一粒被摆弄的棋子，跟着大人们的选择走。先是屠岸贾借出征之名除掉程勃之时，却被程勃危急时刻叫干爹的声音感动救回了程勃，屠岸贾选择似乎已经放弃了仇恨。当程勃拿着解药跑到义父那，蹲在他面前，试药喂药时，屠岸贾是彻底做到心中无仇恨了，热泪盈眶地说“我找到了，就是那种天下无敌的感觉”。然而我们后面就发现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瞬间，当结尾处在和程勃用剑决斗时，导演安排他去刺程婴，就说明那时心中的恶依旧未曾消弭。

程婴似乎也因为程勃的选择放弃了复仇，在韩厥以毒箭射中屠岸贾后，程勃以死相逼问程婴求解药，程婴被孩子对义父的真挚感情感动，觉得让孩子知道认贼作父的事情真相是残忍的，给了孩子那丸救命的药。但是，倘若我们有效结合后面程婴对给解药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程婴形象的复杂性，程婴解释说是因为程勃选择救屠岸贾，他才给的解药。从这，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点这个纠结的结尾背后的端倪。程婴的形象既然被赋予了现代人的意识，就说明他是理解和尊重个人存在意义的，不愿把太多前代的恩恩怨怨压在赵氏孤儿的头顶，因为那些恩怨毕竟对作为个人的赵氏孤儿的存在意义构成严峻的挑战。程婴给解药的举动，是因为程勃作为赵氏孤儿的仇恨被他自己放弃了，这是尊重他自己的选择。然而作为死去儿子的父亲的程婴却无法放弃仇恨，这是私己的角度提出的要求，而非作为义士的程婴从儒家血亲复仇伦理的角度提出的要求，自己亲生儿子的仇尚未报，所以才会有接下来的进展。

屠岸贾被救之后心理极度矛盾，觉得孩子有知道真相选择是否报仇的权利，才会说出让人瞠目结舌的话，告诉孤儿他是赵朔的儿子，而程勃是拿自己的儿子替了他。如果换做被程勃救之前那个屠岸贾是怎么也不会把这些话说给程勃听的。

我们显然注意到了一点，此时孤儿丝毫不关心自己一家被抄斩的事情，转而证实程婴是不是确实有个儿子。我们发现此时的他想杀死屠岸贾仅仅是为了替养父的儿子报仇。我们还记得程勃并不在意养父的兵杀了他娘，对程勃来讲，前代的恩怨和他无关，他只需要报答此世的恩，所以两位养父他谁都不欠。有时候知道真相是可怕的，不知道之前他有两位父亲，现在他是孤儿。程勃显然没有像杂剧中的那样是出于一种当时认为必须恪守的替父报仇的天道立即想把养父碎尸万段而后快，在影片里他是最不欠恩的人。

有些评论家批评此结尾属于一种失重的写法，是陈凯歌为了避免影片失去张力而采取的仓促补救，属于前后矛盾之笔。其实不然，正是因为陈凯歌多考虑了，想给这个片承载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消解，还有一种现代人在消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感，一种价值观混乱的复杂感。这个纠结的结尾本身恰恰是现代人性复杂面的映射，这恰恰又成为我们前面关于现代人性只有瞬间的绝对善的品行论述。程婴在其它时候展现出的全是小市民气浓厚得甚至有些利己主义的思想，但在我们讨论的那两个节点，他却因了被点燃的热血做出了英雄主义的举动。屠岸贾大部分时候都是恶的代表，但却也会由于瞬间的人性感化做出符合善的德行的行为。这并不是一种混淆是非善恶颠覆儒家传统伦理观的妄语，它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驳杂人性的最好映射。我们心中的信仰同时被很多种价值观拉扯着不知去向，相互矛盾乃至对立的价值观经常处于一种无法调和的状态，处于长久的拉锯战中。

和2003年话剧版的赵氏孤儿一样，陈凯歌也属于提出问题展现问题但并未解决问题的类型，但已属难能可贵，当代人性中那种善恶兼存、公私并融的驳杂感太难诠释，更难用一部本身只体现单一儒家价值观的影片来表现，这个结尾拍的纠结处也在于此，情节上看起来总有点令人费解（比如屠岸贾既然已经打算放他们回去为何还说程婴该杀并一剑将其刺死，我们不能不说这只是程勃杀死屠岸贾的有力预设）。影片结局遭来的某些非议（比如混淆仁义是非，使一位英雄沉沦等），其实也反映了当代人并不能在冠冕堂皇的层面上正视陈凯歌电影中所反映的现代真实人性。中国人毕竟有千年以来存天理灭人欲，虚假整合灵与肉，爱面子的传统，用沉沦古代英雄的方式揭露现代人性的做法毕竟不好让人接受。

作品出来作者就已经死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无法盖棺定论，对它的解读和阐释也仰赖不同的社会语境。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电影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产品始终打上了这个时代的深重烙印，即便它从再古的史料中改编而来。从这个角度说，陈凯歌版《赵氏孤儿》艺术化地再现了当代驳杂人性在不同价值观控制下的拉锯战，反应出当代人在传统与现代的两极来回摆动的无定状态，是一部类似新写实主义风格的、体现真实人性的优秀悲剧作品。

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12

王曦，女，安徽宿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