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琴》是导演何群根据作家刘醒龙的小说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影片曾获得1993年华表奖最佳男演员、最佳编剧、最佳故事片奖，1994年第十七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讲述了张英子高考落榜来到山区界岭小学做教师，在那所民办小学，原有的三名教师，即余校长、刘副校长和孙教导主任，大家都巴望着能从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他们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搞好山区教育，为了不让山区儿童失学，默默地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

催人泪下的奉献精神是这部电影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凤凰琴》极为真实地再现了山区民办教师的艰难处境。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忍受着困乏的物质条件而献身于农村教育事业的民办教师的崇高。简陋的校舍,屋里昏暗的灯光,都在向人们昭示着这里处境的艰难,只有那巴掌大的操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着。乡村的生活是艰难的，乡村教师的生活同样让人难以置信地清贫，而山民和教师们为了孩子们所付出的心血和爱心，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破败的教室，简陋的教具，自己印的课本，在孩子们的腿间游荡的猪，还有那拖欠了9个月的教师工资，都让人心碎。学校教师很少，余校长既要照顾学生，又要照顾妻子。邓副校长为了保护老师工资，遭到了歹徒袭击，而孙主任为了给孩子买课本，每天都去摘草药换钱。影片中有一个震撼人心的细节：小学生李子在作文中写道：妈妈每天都要将同学们交到我家的草药洗净晒干，再分类放好，聚上一担，妈妈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山路很不好走，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是这儿一块血迹，那儿一块伤痕。今年天气不好，草药霉烂了不少，收购部的人又老是扣秤压价，新学期又到了，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妈妈后来将给爸爸备的一副棺材卖了，才凑齐钱，交给孙老师去给同学们买书……。这种默默地奉献的精神，来自界岭小学的老师和那些朴素的山民们，更来自教育战线上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

然而，导演不仅仅为我们展示了教师的奉献精神，更表现了基层教育战线触目惊心的现实状况，和人性之间的欲望争夺。在教育战线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资金匮乏,投入太少,弄虚作假,人才断层,不正之风严重等,而严格意义上说，李保田等演员扮演的老师，并不是一个个无私的保尔，他们也有私心，有欲望，甚至有互相之间的争斗。万站长为了离开界岭小学，不惜娶了一个悍妇，余校长擅长敷衍应付和弄虚作假，副校长邓有梅一心要转正，不惜牺牲人格，对领导巴结献媚，打同事的小报告，而教导主任孙四海为了自己复习转正，险些让李子遭到狼的攻击。

同时，我们看到，影片的深层结构，恰恰正是反映了一个看似悖论式的矛盾：张英子是以一个闯入者的文化身份进入这个山区小学的，同时，这个闯入者又是一个启蒙者。张英子以自己浅薄的人生阅历，批判老师们之间为了转正名额的勾心斗角。上级扫盲工作检查团来验收，英子发现学校弄虚作假，就向县教育局告了一状，结果学校先进没评上，八千块钱奖金也泡了汤，可是学校的旧校舍还等着这八千块钱来修。英子在学校遭到了教员们的责难，心情苦闷，闭门不出。于是，一部看似主旋律的电影，恰恰在颠覆了“人性批判”的启蒙视角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在那不屈不饶地飘扬的红旗的下面，没有太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却有着太多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默默的牺牲和奉献，没有完美无暇的人格，却有着生存境遇太多血与泪的困窘、无奈和悲伤。电影以一种触目惊心的形式，还原了生活的残酷，也真实再现了人性的挣扎与绝望。然而，正是在这种无奈和困窘之后，才凸现了老师们那埋在心底最深处的理想和激情，才照亮了一群贫困的教育工作者内心高贵的尊严。一个民办教师转正的身份，对老师们而言，不仅意味着金钱和安全感，更意味着社会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尊重和承认。最令人沉重的是，界岭小学的困境，几十年得不到解决，却因为英子的一篇报道，引起了重视，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同时，这种启蒙式的悖论，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巨大的质疑：一个国家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处于如此一种境遇，到底是谁之过错？故事最后，老师们都在暗中竞争转正考试，英子写了一篇关于学校的文章发表后，给学校带来了好处：二三千元拨款和给英子的转正名额。英子执意不要这个名额，几翻推让之后，给了明爱芬，为了教育鞠躬尽瘁的明爱芬，终于拿着转正通知含笑而逝，而老师们商量决定，一致把下一个转正名额给了年轻的张英子。记得主人公之一,余校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是党员,但我也有原则”,这群平凡而又不凡的教师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唤回了爱与奉献的精神富足感。

在影片的结尾，在孙主任的笛声和邓副校长的口琴声中，在余校长庄严的注视中，在孩子们虔诚的祝福里，英子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国旗，离开了界岭小学。也许，整部电影自上而下的解读影响了影片的深度。但是，无疑，导演把希望留给了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悲剧不会再重演,希望终究会放飞,凤凰琴琴声会更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