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与“ 大海国” 理想的破灭

时光飞驰，转瞬百年，世界已是沧海桑田。

2008年9月7日下午17时30分，祖国陆地疆域的最南端——中国广东省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也是在琼州海峡与北部湾的分水线上，“2008珠江小姐环保行`重走海上丝绸之路”大型活动在这里举行。

“天地人和海福安，风樯鼓动启航忙。鱼虾跳跃兆丰足，满载归来好风光。”鼓声中，歌声起，“天地人和海福安”的祭词中，传统的祭海仪式登场，40多位年轻的渔夫在主祭祀的示意下，面朝大海或立或跪，相继把手中捧着的大碗米酒洒入海中……

“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海风中，旌旗飘，12位妙曼的珠江小姐用清朗的声音，吟出了康有为《大同书》上面这段文字。当天，在这里立下了一块为永久见证珠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紧密相融“大同无国”的石碑。 多少年来，中国商船曾经从这里启航，踏上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程；郑和的舰队也在这里续写过征服海洋的荣光。

今天，“大同无国”的碑文已经树立在祖国陆地的最南端，它让我们想起百余年前维新运动的创始人康有为曾先后七次向皇帝上书，其中《公车上书》与《应诏统筹全局折》是最有影响的两次上书，前者揭开了中国尝试变法改革的序幕，后者则把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100多年前，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北京的菜市口洒下了先进知识分子的鲜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往海外。其实，康有为的《大同书》与海上丝绸之路、海洋文化的内涵并没有天然的联系，但他的弟子梁启超——同样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在日本避难的13年中，他把目光转向了海权。梁启超于1903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曾经深受《瀛寰志略》影响的梁启超，后来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思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他说：“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意。”此后有关海权论的文章不断问世。1905年，《华北杂志》第九卷上发表了一篇《论海权》的文章，提出：“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

许多有识之士把中国国家的强弱与海权联系起来，认为海权的大小直接影响国家的强弱，海权相当于“无形之物业”，从中可以看到国力的强弱，“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因此就要修改国家政策才能保证国家自立，“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有人在文章中运用“海权论”来分析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指出中国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制海权，“焉有不败之理”？《海军》第三期上的文章更进一步作出了分析，对以前政府采取的海口防御战略思想进行彻底的改造，即把国家海疆分为敌国沿岸、公海、本国沿岸三道防御线。这使我们想起15世纪大明帝国的海防政策。

琉球国首里城于1485年建成的正殿，至今仍然悬挂着一口大钟，上面有着这样的铭文：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蓬莱仙岛。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名刹。可见早在500年前，位于南海的琉球国已经成为明朝的“辅车”，与大陆有着“唇齿”关系。当时，明朝的海上战略防御线，实际上已经扩展到了日本、琉球王国、朝鲜、东南亚等“藩属”朝贡之国。

如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中仍然包含着“三道防御线”的思想。例如，美国认为，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二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后者越远离国家本土，国家本土就越安全；后者如果发生冲突，会为国家本土海域防守提供充足的准备时间和预警机会。美国立国以来，这个东西两面临海的大国，在本土上几乎从未受到过来自海上的攻击，就是因为其实行的是远洋海防战略。近年来，美国在靠近中国的西太平洋沿岸频频进行军事演习，航母也驶到黄海、东海、南海等中国近海，从这些行动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国家海军战略目标所在。而现代美国这个海军战略，早在100多年前就在中国的《海事》杂志上被人提出，只可惜没有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重视。

在几个世纪的岁月变迁里，无论是洋务兴国，还是戊戌变法，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把目光对准了海洋。虽然，海防战略的尝试没有成功；北洋水师已经不在，但是，近代中国人的海洋思想却在一步步长大，一步步与世界海洋思想接轨。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近代海洋思想的探索经验，才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海洋寻梦人开启了浩瀚的蓝色大门，才造就了后来的中国人先进海洋思想的升华。

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运动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积极参与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主要著述有：《饮冰室合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其思想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