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市 100875）

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机理与动力机制研究
——以陕西省“府谷现象”为例

张琦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市 100875）

陕西省府谷县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帮扶农民脱贫致富。通过村企对接、村企互动和村企共建等方式，形成了企业和农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正反馈关系。府谷县不断摸索和创新企民关系，从单纯的企业捐助性扶贫，发展到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再发展到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形成了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三种模式，并创新了扶贫投入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府谷现象表明，在新形势下工业反哺农业是扶贫工作的一条可行途径，府谷企业和农民通过正反馈关系共同发展的路子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推广意义。

扶贫开发；企民关系；府谷现象

陕西省“府谷现象”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扶贫典型，其关键就是通过村企对接、村企互动和村企共建等方式，形成企业和农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关系：一方面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企业也换取了农民的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成为资源富集地区企业和农民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一、三大矛盾：重塑企业和农民关系的源泉与契机

1.富裕的企业与贫困的农民间的“倾斜天平”成为首要矛盾。府谷县80%的人口是农民，3.5万人没有彻底脱贫，这些贫困人口分布在280多个行政村、1100多个自然村，为农业生产条件非常落后的纯农业地区。另一方面，分布在府谷县大大小小的煤矿企业年利润几十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元都很正常，近年来能源紧缺和产品走俏，厂矿企业的利润更是突飞猛长。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民内心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农民失地失业又失望，而煤矿企业得钱得利又得势。此时以土地纠纷为主的村企利益矛盾越来越频繁，而利益平衡标准缺失和利益主体短期行为又将矛盾放大。

2.厂矿建设与环境破坏：环境保护成为普遍矛盾，即煤炭资源开采和生态环境保护造成的开发与保护矛盾。作为全国罕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和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榆林“两区六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府谷县和全国许多资源型城市一样，因为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而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从府谷县的现实来看，农民世代生产生活的家园被煤矿企业肆意破坏，生活环境被污染，土地耕作产出下降，成为企业单方面追求盈利所产生负外部性的受害者。在现行体制下，农民缺乏表达环保诉求的渠道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全县普遍存在的矛盾之一。

3.现代工业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造成的文化冲突矛盾：社会安定成为潜在矛盾。在利益分配和环境保护两大矛盾背后，府谷县企业和农民之间还潜在着第三个矛盾——迅速涌入的现代工业文明和府谷农民封闭保守的传统农业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工业企业带来的冲击面前脆弱而不堪一击。本应该用几代人完成的转变，由于矿产资源的加速开发而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农民从感情和理性上都很难接受。住窑洞、二牛抬扛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要与现代工业企业和睦共处也就变得困难，社会安定成为府谷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潜在的矛盾。

二、重塑企业和农民关系的机理及动力机制

正是在这种巨大矛盾和压力下，一批民营企业家开始主动出资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而政府又顺势引导，创新体制，适时启动“双百工程”，使扶贫的企业从个体向群体转变，从单纯捐助向投资帮建转变，从企业单向投入向企业和农民良性互动转变。反过来，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主体，农民对待企业的态度也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企业与农民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产生。一是民营企业家把工业上实现资金积累投入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力提升；二是企业利用利益共享机制缓解土地流转矛盾；三是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将资源型企业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四是农民通过各种方式共享企业的利益，与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化企业和农民的外部关系为内部关系，外部矛盾内部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企业和农民关系重塑。从理论上剖析其内在机理很有价值。

府谷县扶贫模式中企业和农民的关系之所以从矛盾对立走向和谐统一，是因为在政府引导下，企业和农民之间以需求信号和供给信号的流动为载体，促使利益流在企业和农民之间不断反馈和强化，形成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正反馈关系（见图1）。

图1 府谷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正反馈关系

企业和农民之间正反馈关系运作机理：如图1所示，“三大矛盾”的存在和村企之间围绕矛盾爆发的各种冲突，其实质是农民给予企业的一个需求信号。企业在得到农民的需求信号后，出于社会责任、企业形象和自我利益等考虑，拿出部分利润以各种扶贫方式回馈农民（供给信号），同时给以农民一个企业自身对口碑、舆论和形象等的需求信号。农民在接收到企业的供给信号和需求信号后，受获利动机的激励，给予企业需要的支持（供给信号）和新的需求信号，从而完成第一次正反馈。企业在获取农民给予的供给和需求信号后，同样受获利动机的激励，给予农民一个强化后的新的供给和需求信号，从而完成第二次正反馈。企业和农民在正反馈关系中各自供给对方所需，又因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而强化自己的对外供给，形成“正反馈”。

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正反馈关系并不是天然就存在，也不是天然就能自我运作。在企业和农民各自得到来自对方的需求和供给信号后，之所以能够强化信号并再度向对方输出从而形成正反馈，是因为企业和农民之间“两力”的存在，即民营企业在政府引导下成为带动农民脱贫的重要动力；农民在政府调和下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只有这“两力”同时存在且同时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形成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正反馈关系。合理构建并恰当运用企业和农民之间的“两力”，是府谷企业和农民“正反馈关系”的主要特征和成功之处。

如果进一步分析府谷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正反馈关系，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就是：企业扶贫投入是拉动力，农民正向反馈是助推力，政府是拉动力和助推力之间的调和力。企业之所以愿意投入扶贫资金，是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企业形象和长久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农民对企业的帮扶报以正反馈，包括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土地流转方面予以支持和化解村企矛盾等等；政府在企业和农民关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调和作用，使企业的供给和农民的需求之间实现准确对接。

1.企业扶贫投入是拉动力。企业和农民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正反馈关系，企业率先、主动的投入扶贫资金是最重要的原始动力。企业作为企民关系中无可争议的强势方，一定要起到拉动力的作用，正反馈关系才有可能运作起来，即正反馈关系中，强势方应首先发出反馈信号，作为整个反馈过程的开始。企业主动投入扶贫资金的动力包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致富合法到致富合理的转变动机、缓和村企矛盾以及企业本土化等。

（1）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天然过程与经济过程的融合。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发展有“三重底线”，即企业经营要同时顾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底线，三条底线缺一不可。相应地，企业在发展中的责任至少有三个层次。其一是法律责任，即企业经营必须合乎法律法规的要求；其二是经济责任，即企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为股东赚取更多的利润；最高层次是社会责任，即企业以法人身份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既然占用了许多社会资源，那么当然要担当起对社会的责任，这与自然人要在社会中生存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是一个道理。从企业自身的利益来讲，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会获得相应的激励。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对外承担社会责任有不同的效果。在企业的成长期，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多半希望换来一些回报，比如换得与农民在其他方面矛盾的缓解等等。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其参与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往往与企业发展的战略有关，是一种理性思考与缜密计划的社会行为，而不再是一种商业行为。这时候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完成企业自身的战略使命。企业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既可以帮扶农民脱贫致富，又可以建立农副产品后勤基地，是一种双赢。只有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战略层面，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从单纯的慈善行为转换成与企业战略密切相关的行为，形成利益相关方多赢局面，企业社会责任才能成为企业和农民之间正反馈关系的持续推动力。

（2）从致富合法到致富合理的转变动机。但凡国内民营的资源采掘加工企业，大多都涉及到致富合法但似乎不合理问题。从企业角度看，在现行法律法规下，民间资本投资资源采掘业，由于资源价格的暴涨而获得超额利润是合法的行为。但是在社会公众尤其是当地贫困农民看来，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下发现了资源，自己却没有能够因此脱贫致富，反而是少数人把土地征用过去，然后发财致富，这是社会不公平不合理的表现。这两种想法都无可厚非，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两种想法是相互抵触的，即企业认为自己的做法合法，农民觉得企业的做法不合理，矛盾由此而生。古语讲：“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这个“礼”内涵很广，其中有一点是与人为善、奉献爱心。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至上，即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仁、义、礼、智、信”，而不是单纯的“法制”这么简单。尤其是作为府谷本土的企业家，更希望家乡人民都认可自己的致富途径，而不是被人诟病。这样企业家就有了从致富合法到致富合理的转变动机，企业因为有动力与社区农民共存、共荣、共生，让农民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

（3）企业的本土化情怀。府谷企业家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府谷人，企业本土气息浓厚。在工业高速发展、企业利润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回报社会、为家乡建设作贡献的心理就会油然而生。本土化企业与社区的联系普遍比较紧密，比如企业所在村的村民往往是企业家的亲戚、朋友、故交，或者企业家的老乡往往在企业打工，这样企业和社区的感情维系牢固，亲缘关系会强化企业回馈社会的动机，企业家也愿意在自己的家乡提升自我形象。为什么在许多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同样存在村企矛盾压力等问题，却没有出现像府谷这样的企业大规模帮扶贫困农民的情况呢？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企业对于所在的社区没有归属感，感觉自己只是恰好落址在这个社区，并不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员，对社区的其他成员也没有感情维系。而善心往往最容易施加在和自己感情亲近、关系密切的人群身上。府谷现象是因为本土资本进入资源开采行业并迅速完成了企业的崛起，天然具备大量本土企业。但是，企业本土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培育起来的。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如何培育外来企业的本土性，是激励企业投入扶贫资金、改善村企关系的关键。

2.农民的正向反馈是助推力。府谷企业和农民之间之所以能形成关系和睦的局面，离不开双方相互的正向反馈。如果只是企业单方面的出资帮扶农民脱贫致富，而农民不能给予企业相应的正向激励，那么这不是一种长效可持续的机制。府谷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正反馈关系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企业通过捐助、提供公共物品或者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等方式，为贫困农民解决了实际困难，还因为农民对企业的帮扶行为给予了正面的反馈。

（1）农民营造利于企业发展的舆论环境。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在府谷民营企业主动奉献社会和回报社会的举措下，府谷农民愿意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这是激励企业继续帮扶贫困农民的最重要助推力。首先，良好的舆论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无论谁走到府谷，当地农民都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们赞不绝口，对企业而言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无形资产。其次，良好的舆论使企业在与政府、农民之间的三方博弈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其三，良好的舆论有助于提升企业家的社会安全感、荣誉感和自豪感。在中国“重仕轻商”的传统影响下，企业家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会更看重自我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正是农民能为企业营造出这样有利环境，推动着企业持续投入资金开展扶贫开发。

（2）农民在征地和搬迁方面积极合作。对于资源采掘行业来说，征地和搬迁是涉及企业能否顺利生产的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安土重迁的思想影响下，陕北这个传统文化厚重地区的农民更是在土地和搬迁问题上尤为谨慎。这种谨慎主要源于失地和搬迁后对自己生活保障的不确定性。在企业拿出部分利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后，农民自然会愿意在征地和搬迁上积极配合企业工作，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农民通过搬迁集中居住，享有了更多便利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在企业投资建设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帮助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对企业来说，农民自愿接受征地和搬迁条件后，企业的生产项目能够及时顺利开展，谈判成本和延期开工损失都降低到了最小。

（3）农民理性接受贫富差距。中国曾经一度是小农生产的海洋，小农意识在民众中根深蒂固，其财富观是嫉富、刮富、仇富。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社会缺乏重商敬商氛围导致农民不能够理性地接受这种贫富差距。企业通过扶贫等方式，使利益在企业和农民之间进行第三次分配：一方面可以在农民之间树立起自己靠勤劳靠智慧致富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帮助农民解决现实问题，脱贫致富。这样农民更加容易理性地接受在贫富差距的现实，缓解企业发展压力，也培养起农民重商、敬商和学商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民的自我造血意识。

3.政府是企业和农民间的调和力。应该看到，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正反馈关系并不是纯粹的双方关系，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

（1）政府对企业的引导作用。引导企业做实效工作。在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过程中，府谷县政府利用民营企业家回报社会的愿望和服务家乡的热情，做了大量工作，帮助企业家选项目，定规划，确保企业的投资符合乡村建设规划和扶贫战略的总体设想，避免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重复，避免企业项目和政府规划冲突。规范资金管理，灵活运作项目。企业家投资扶贫开发，解决了扶贫开发的资金来源问题，但钱如何花、在何处花和如何实施等问题则需要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保证，比如需要协调土地、农工、农业、扶贫、财政和乡镇政府等部门配合实施等。强化优秀事迹宣传，营造帮贫助困氛围。动员和组织民营企业家参与扶贫开发是新时期扶贫开发中的一个新课题，营造良好的氛围至关重要。

（2）政府对农民的疏导作用。广大农民群众作为受教育程度偏低、观念保守的弱势群体，其应对外界事物、适应环境变化和革新观念的能力较弱。地方政府作为父母官，对农民的疏导作用不可忽视。正反馈的精髓就在于一方要对另一方的正面信息回以正面的反馈，如果农民不能对企业的扶贫投入形成某种形式的反馈，那么这种扶贫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政府对农民的疏导作用十分重要。

三、企业与农民新型关系的实现方式：阶段性演进

企业和农民的正反馈关系得以运行，最重要的是企业率先对农民的需求信息给予有效反馈。民营企业向农民的扶贫反馈主要有三种模式：救济式扶贫、企业直接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农业产业化再组织乡村网络。三种反馈模式有着发展上的先后次序，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可以说，府谷模式起源于企业救济式的扶贫，创新在企业直接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发展向以农业产业化再组织乡村网络。

1.第一阶段：救济式扶贫是起源。救济式扶贫是“府谷现象”的萌芽。可以说府谷模式就起源于民营企业富裕强大后对贫困农民的主动救济。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率先富裕起来的府谷本土企业家们开始以捐助、资助等形式帮助自己的乡亲。开始以现金、米面等方式资助贫困农民改善生活条件，让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和灾难，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学可上。尽管救济式扶贫往往被认为是单纯的输血，但作为对农民最单纯最初级最简单的一种反馈方式，救济式有着它自己的阶段性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救济式扶贫代表了企业的回馈愿望。救济式扶贫的出现向外界发出了企业帮扶穷人的意愿。这种意愿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面对日趋尖锐的村矿矛盾和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企业家有扶贫的意愿；其二就是土生土长的企业家有着深厚的家乡情怀和故土归宿感。救济式扶贫背后的这两大扶贫意愿，是资金、技术等要素反哺农业的最原始动力，也是引导社会资金持续投入扶贫的关键所在。

（2）救济式扶贫形成了帮困济穷的社会环境。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观点看，当形成了多数企业普遍投入资金参与扶贫工作的社会环境时，单个企业行为将显著受到其邻近企业决策的影响。显而易见，一旦其他大多数企业的行为都有相同偏好的时候，任何一个企业都很难不去模仿。这个结论可以用多重纳什均衡加以证明。救济式扶贫对正反馈机制形成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营造了机制需要的社会环境。在企业逐步开始参与救济式扶贫时，要善加引导和鼓励企业这种直接针对单个农民的扶贫方式，培养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感情，为社会资金扶贫进入下一个阶段打好基础。

（3）救济式扶贫对正反馈关系的形成起到先导作用。企业和农民之间正反馈关系的形成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零散到稳定的过程。虽然企业和农民之间正反馈的关系有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的能力，但是要发挥这种能力，需要有一个先导性的反馈信号。作为强势方的企业先给予农民一个供给信号（启动信号），农民在接收到这个信号后，给予企业反馈信号。救济式扶贫在正反馈关系的形成中就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即作为启动信号率先进入反馈机制。

2.第二阶段：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是创新。由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是扶贫模式一大创新。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比救济式的扶贫向前提升了一步，是一种强化后的扶贫反馈方式。

（1）府谷乡村公共物品的财政外筹资。由财政资金向农民提供乡村公共物品是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普遍做法。但在实践中，普遍出现了政府提供乡村公共物品的总量和结构双失衡。首先，总量上失衡表现在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农民消费者的需求。这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尤其明显。其次，结构上的失衡体现在既定总量供给水平下，由于政府和农民之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供给内容、供给环节等多方面与需求偏差，形成“所需不供，所供非需”的情形。府谷县民营企业投资直接向农民提供乡村公共物品，是府谷模式的一大创新。据统计，2007年府谷县共有118家民营厂矿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到位资金1亿余元人民币，投资项目包括了人饮工程、通村公路、农网改造、学校建设、医疗设施、乡村卫生室、荒山绿化、修建活动广场、修建河堤、更新管井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这种民营企业群体性大规模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由财政外资金担负起部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责任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很罕见的。府谷扶贫模式使公共物品供给中传统的企业—政府—农民之间单通道关系改变成双通道关系（见图2）。

图2 企业和农民之间的单通道和双通道关系

在传统模式下，政府通过向企业征收税金，再利用税金向农民提供乡村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提供和运作核心是政府。企业作为资金提供者位于政府上游，农民作为公共物品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位于政府的下游，企业—政府—农民之间形成单通道的三方关系，企业和农民在公共物品的供需链条上处于断裂的状态。一方面，企业上缴税收并转化成了乡村公共物品，但是农民没有感受到企业的贡献，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并不一定就是最高。在企业有意愿提供更多扶贫资金的情况下，实现了企业和农民之间上下游无缝对接，摸索出由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方式。企业—政府—农民之间形成了双通道的三方关系。

（2）府谷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四种方式。第一，企业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是由企业设立专门账户并且由企业组织施工，乡镇只是协助实施而不过多干涉企业决策。采用企业主导模式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的基本都是由较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这种模式适合企业投资强度很大，并且不是提供单个公共物品，而是提供一整套乡村配套基础设施的情况。第二，村企协调共建模式。企业出资并自己主管资金，乡镇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村企共同决策。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农民能够较多地参与项目决策，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得以衔接，可能更好地解决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如府谷镇、哈镇就采取了这种模式。第三，资金捆绑使用模式。资金捆绑模式是指将企业提供的资金和财政资金进行捆绑，然后再投入项目。在这种方式下，财政资金起到了导向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更多地体现政府意愿。第四，资金集中使用模式，即多个企业将帮扶资金集中起来使用。

（3）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三重作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政府通过征税提供公共物品是有效率的。即使有理论认为私人部门有可能提供公共物品，也只有在提供具有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时才有效率。为什么府谷模式中由企业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引导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意义何在？直接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对企业和农民的关系影响如何？企业向农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发挥的三重作用是上述问题的答案。第一，解决资金瓶颈，缓解总量失衡。企业直接参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瓶颈问题。一方面，民营经济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资金积累。府谷县受益于丰富的资源禀赋，民间资本总量十分可观。这部分资金在企业家回馈家乡的动力下进入到包括基础产业在内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势必能缓解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瓶颈。加上企业直接向农村提供公共物品，大多集中在企业家的家乡或者企业所在村，村企绑定后资金集中投向对接的乡村，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明显。第二，提高供给效率，调节结构失衡。在企业直接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的模式下，供给方式将不再是集中统一和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以单个企业对单个村的“点对点”的形式供给。这种供给方式由企业、乡镇和农民三方共同决策，资金集中使用但扶贫项目分村实施，能够更好地切合农民的现实需要。第三，显化企业贡献，化解村矿矛盾。企业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使得企业发展对农民的好处显化出来，拉近了企业与农民的距离，对缓解村矿矛盾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在传统的政府向企业征税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下，虽然企业通过纳税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农民并不能感受到这种贡献，反而认为民营企业通过挖自己地下的矿藏而发了财，是不义之财。现在企业直接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农民能直接感受到哪条路是企业修的，哪座学校是企业建的等等。这种经过显化的反馈信号比间接的纳税更能被农民理解和接受，村矿矛盾由此得到缓解。

3.第三阶段：企业通过农业产业化再组织乡村网络是趋势。由企业直接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是民营企业扶贫从“输血”走向“造血”的一个过渡。从现实情况看，民营企业扶贫方式正逐步向第三阶段演变，即由企业牵头在新农村建设中搞农业产业化，通过农业产业化对乡村网络进行再组织，以革命性的手段更新企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第三阶段，企业和农民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帮扶与被帮扶”，而是以“利益共同体”的形式实现正反馈关系的闭合运行。

（1）农业产业化解决了企业和农民之间土地流转矛盾。具体措施包括几种模式。一是农民以土地入股农业产业化项目，一方面以产业工人的形式领取工资；另一方面以股东的形式参与项目投产后的利润分红。二是农业产业化项目租赁农民土地，以租金形式补偿被占土地，租金按照年份递增，保证农民能够分享土地的后续增值收益。三是以土地换取承包权，农业产业化项目将散户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开发大棚蔬菜等产业项目，农民相应获得大棚承包权，这样把农民外出打工后的闲置土地集中起来，并向有意愿承包土地经营的农民集中，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四是以土地置换的方式还田于民，企业开矿生产所占用的土地，由企业负责推平土山填满沟壑改造水地并建设集约生产的农业产业化项目，以高标准的土地异地返还给农民。

（2）农业产业化形成了企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府谷县民营企业结合新农村建设项目参与农业产业化项目，有效加强了农民的自我“造血”功能，一举打破捐赠式扶贫和单纯提供公共物品这种短期帮扶方式，形成了企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在这种模式下，由于集团企业的介入和高强度投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这种以富带贫、以工促农、工农结合的模式，不再是单纯的扶贫济贫，而是真正形成帮扶农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农业产业化实现了正反馈关系的闭合运行。在帮扶企业以农业产业化再组织乡村网络的过程中，企业本身已经融入到乡村网络之中，使得企业和农民以利益共同体的形式构成一个闭合的正反馈系统，企业和农民的决策将相互交错影响，在博弈中完成经济社会效益的帕累托改进。首先，工业企业生产所造成的负外部性被内部化。工业生产必然会造成负的外部性，尤其是在府谷这样一个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衡、工业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增长的地区。企业因为介入农业生产，自身成为负外部性的承担人之一，化企业外部性矛盾为企业内部矛盾，企业将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或者补偿这种外部性。其次，农业产业化项目使得移民搬迁工作中农民的搬迁积极性更高。最后，企业投入大量资金介入农业产业化后，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最终劳动人，其作为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即增强了农民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纽带；以正反馈关系的观点看，强化了供给信息和需求信息的反馈效果。心理距离和利益距离的拉近，使得农民和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效用被放大，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村企关系模式。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培育本土性和乡土情是调动企业扶贫的有效方式。“府谷现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因为独特的资源禀赋培育出了一大批本土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本土企业天生对故土就有一份朴素的、原始的回馈情怀。本土性意味着企业在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社会纽带乃至亲情关系上都与本地相切合，企业在社区里有归属感，认为自己是所在社区的一员。作为社区的一员，企业既然占用了社区相当部分的资源，那么自然会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为府谷县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后，其扶贫热情异乎寻常的高。“府谷现象”并不只是说明本土企业才能具有本土性，才能抓住企业的本土情怀调动其扶贫积极性。在中国，尤其是在贫困落后地区，由于本地资本的稀缺，地区发展工业往往是靠优惠条件吸引外来资本。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吸引外资是不是只要资金到位投入了就万事大吉了？对于贫困落后地区来说，要拓宽扶贫开发的资金来源渠道，走多元化融资的扶贫道路，那么培育外来企业的本土性十分重要。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跨国公司也十分重视自身在各个地区的本土化。它们往往有意愿主动融入东道地的文化和习俗中去，因为这有利于公司树立良好的地区品牌，消除当地消费者对外来产品的抵触心理，与当地社会文化更好地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那么，扶贫开发工作也可以抓住外来资本的本土化动机，培育外来资本的本土性，并抓住其本土性调动外来企业的扶贫积极性。

第二，企业家精神是民营企业帮扶农民的力量源泉。民营企业能够投入如此多的资金帮建新农村，关键在于府谷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内涵，即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企业家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没有创业的成功，没有企业的积累发展，企业参与帮扶无疑是空中楼阁。创业精神是企业家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以创新的和独特的方式追求机会、创造价值和谋求增长，不管这些人手中是否拥有资源。创业精神包括发现机会和调度资源去开发这些机会，并可能包含了对机会的追求、创新和增长三个主题，这决定了企业是否有能力参与扶贫。第二个层面是企业家回报社会的奉献精神。奉献精神决定了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是否愿意将资金拿出来回报社会。专家对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家在创业之初往往会以挣钱发家为目的，但在物质需求得到较大满足之后，必然要追求包括奉献精神在内的更高精神境界，如果企业家达不到这种境界，企业就很难继续做大做强。第三个层面是民营企业家与家乡和谐共荣的发展精神。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决定了民营企业有能力、有意愿将资金投入到扶贫中来，而发展精神决定了企业是否能持续、深入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只有具有发展精神的企业家，才能够持续不断参与扶贫工作，才能将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延续下去。创业精神、奉献精神和发展精神是“府谷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府谷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力量源泉。

第三，企业和农民之间需要双向互动反馈，而不是单向扶贫。我们之所以把“府谷现象”中企业和农民的关系定义为正反馈关系，是要强调社会扶贫工作一定是一个企业和农民双向互动的反馈过程，而绝不是单纯企业帮扶农民这么简单。“府谷现象”中，企业扶贫为什么会从个别现象发展成为上百家企业集体帮扶农民的群体性现象？为什么有的企业一再追加扶贫投入，而且项目越做越大，惠及面越来越宽，企业热情越来越高呢？这是因为企业和农民之间形成了正反馈关系，企业的付出得到了农民的强烈正向反馈，因而激励企业更多地投身到扶贫开发工作中去。企业参与扶贫并不只是强调企业基于道德和慈善的单向付出，而是要扶贫方和被扶贫方互动反馈。企业在扶贫过程中一定要得到回馈，其扶贫投入动机才能持续地存在。这个回馈可能来自于政府，也可能来自于农民自身，回馈的内容可能是奖励、荣誉、口碑、形象提升等等。“府谷现象”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调动了企业扶贫的积极性，建立起了一套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机制，还在于成功引导农民以农民自身的方式回馈企业，从而建立起企业和农民之间双向回馈、良性互动的正反馈关系，保证了社会扶贫力量的可持续投入。

责任编辑：敖华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Fugu county in Yulin,Shanxi province is positively probing a diverse input mechanism,conducting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helping peasants to alleviate poverty.Through cooperation,interaction,and co-building between countryside and enterprises,a Positive Feedback relationship has been set up in Fugu.From Liugao Phenomenon to 100-100 Project,Fugu keeps being creative all the time on building enterprise-peasant relationship.From pure donation,providing public goods directly to peasants to participating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there are three model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The case of Fugu indicates that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is an available pathway in the new era.The 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peasants could be applied much more widely and researched more deeply.

Key words:poverty alleviation；enterprise-peasant relationship；Fugu phenomenon

Rebuilding Enterprise-Peasant Relationship as a Key to Set up a Longeffeciency mechanisim for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ZHANGQi
(Institue of Econom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F713

A

1007－8266（2011）04－0058－06

＊本文系作者参加国务院扶贫办、陕西省府谷县委托的研究课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环境与机制”部分研究成果。

张琦（1963-），男，陕西省眉县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土地制度与房地产经营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