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问责制的提出及近年来实施情况

2003年非典事件中，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被罢官去职。自此，行政问责开始大规模实施，问责走入大众视野中。2005年底，黑龙江省松花江污染事件暴发，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引咎辞职，成为公务员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位引咎辞职的高层官员。此后，不断有官员因污染事件被问责：2007年江苏省无锡一场“环保风暴”，无锡市所辖的宜兴市5位政府官员分别受到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撤职等处分；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发生“9•8”尾矿库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孟学农被中央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并同意其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2010年9月30日，湖南省对“9•4”凤凰少女坠楼案，启动行政问责，凤凰县公安局政委王承虎被免职，局长郑军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均受到相应处分。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第一，行政问责法律不统一，制度化水平不高。我国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化法律，多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这其中既有党的条例，又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这导致问责的标准不一致，问责难以落实。同时，问责的人治色彩显著，制度化水平不高，我国的问责常被媒体称之为“问责运动”、“问责风暴”虽然这些称谓能够体现问责的力度和决心，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上级领导当做社会问题“减压阀”使用的：领导发现社会问题，进而在特定时期和范围内来推动施行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