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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农业基础投入,促进中部农业快速发展

2011-09-20孙合林

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版 2011年2期
关键词:基础农业发展

孙合林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份——基础投入,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在中部发展的现阶段,农业基础的投入呈现明显的不足与滞后,至此加大农业基础投入,提高基础投入质量水平成为促使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农业基础投入内涵入手,从外部性视角结合实证分析中部农业发展现状、特点及成因。在借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部地区农业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和对策。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变革,为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理论和现实要求。在“中部崛起”大的战略背景下,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中部农业基础投入的相对薄弱已成为制约“中部崛起”的瓶颈。因此,深入研究并解决中部农业发展中农业基础投入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部农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是中部农业概况,

中部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中部六省区位优势显著,拥有广阔的平原、河谷,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水系分布其中,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巢湖等淡水湖泊,水资源总量4732.21亿m3,占全国的18.7%。中部地区以其居中的地位,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改造的新形式下,中部起着东西互动、南北贯通的桥梁作用。交通发达,密集的铁路、公路与水路网为农业的运输、销售提供了便利条件。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又呈现新问题。例如,近10年来中部耕地面积减少达10000千公顷,其他基础设施更新速度慢,难以与农业发展同步。

中部六省为农产品生产大省,却非农产品生产强省。中部自古就是全国主要产粮区,中部六省拥有耕地达20435千公顷,占全国的23.8%,有效灌溉面积大,耕地利用率高。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中部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国的31%,油料占全国的42.8%,棉花占全国的30%。相对其他地区而言,中部生产总量大,但是农业比较效益低,农产品附加值小,平均生产水平偏低。2009年谷物中部单产为5496公斤/公顷,东北达6410公顷/公顷;棉花单产中部为1456公顷/公顷,东北达1624公顷/公顷。

中部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指导下,中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机推广成效显著,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部拥有农机总动力占全国32.3%,排灌总动力占全国的29.5%。粮食作物机耕机收面积持续增长,中部耕种收综合机械率从2004年的 34.8%,提高到2009年的45%,其中机耕水平达60%。农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各类专业农户采用科学种植和养殖方法,大规模生产农产品。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中部农业现代化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

中部农业发展呈现的特点及问题

一是农业市场机制不完善,农业政策环境的适应性不够。我国现行农业制度还未完善,在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出台的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对农业长期生产增长效果不明显。并且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政策的局限性表现突出,适用性也越来越小。例如,政府对产品的收购和种植仍然是指令性的农业政策管理模式。此外,政府对农业生产缺失强有力的保护机制,对农业科技投入、信息网络建设、农业财政支出和农业补贴没有统一的安排,地域差别明显。

二是中部农业基础投入明显不足。近年来,中部耕地呈减少趋势,且耕地质量下降。防洪灌溉设施普遍老化,大多数水库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病险水库数量多,大中型水库数量少,水利设施更新速度不及老化速度,防洪灌溉能力差。交通设施发展滞后,交通闭塞,相当一部分地区仍沿用传统的生产模式,农机使用几乎为零。中部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2008年总计956亿元,与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出严重不足。

三是农民科技水平、文化素养偏低,市场意识弱。中部普遍具有农村人口多,农村教育水平低下,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少,农民受文化教育程度低等现象。首先,农民的科技素质低,在农业生产领域农民对现代科技的领会能力和掌握能力较差。受过职业技术教育的和培训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不到25%。其次,农民文化程度低,思想道德素质赶不上形式发展的要求。同时中部地区农民短期行为大量存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为了眼前利益,放弃对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这种行为限制了自身获取更多的知识。[1]

四是资源利用率低,生态环境恶化。中部农业生产中农民短期行为大量存在,先污染再治理问题严重。为快速提高农产品产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等化学物品,致使耕地土壤板结,中低产田面积不断扩大。农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各地农产品品种趋向单一,生态平衡倾斜,制约着农业生产发展。

中部农业现状和问题的原因分析

福利经济学视角中农业基础投入不足的理论分析。(1)农业基础投入的类别界定及社会性的表现。○1从类别上分析,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技术归属于社会公共物品;从社会属性上分析,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技术表现为“公益性”、“福利性”。所谓“福利”和“公益”即政府和社会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而给与社会成员的一种帮助和照顾,以尽可能的实现社会的公平的资源配置的“经济效应”。○2就社会性而言,相对于私人物品,作为公共物品的农业基础投入,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非竞用性。这也决定了农业基础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下的失灵。基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特点,农业基础在市场表现为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2)如图1所示纵横坐标分别表示价格和产量,S线是以社会边际成本MSC为基础的供给曲线,D1线是以私人边际收益MPB为基础的需求曲线。假定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成

本相等,即MSC=MPC,则D1线与S线相交于E点,分别形成价格P1和产量Q1。但问题在于,E点为市场经济中达到的均衡,但并非是有效率所要求的均衡点,因为D1线所反映的边际收益实际上仅仅是私人边际收益,即D1=MPB,它没有把外部边际收益MEB计算在内。[2]由于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用特点,即每个消费者消费的都是同一个商品总量,因而每一消费者的消费量都与总量相等;此外,对这个部消费量支付的全部价格的总和。真正全面反映社会边际收益的是D2线,它与线交于F点所决定的均衡价格P2和均衡产量Q2才符合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将效应的要求,达到公共物品的最优数量。D1和D2线之间的距离就是外部边际收益MEB,它代表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产品或劳务给第三者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也即D2=D1+MEB=MPB+MEB。从E到F点,不难看出,价格P2高于P1,产量Q2也大于Q1,这表明农业基础正外部效应的存在引起农业基础产品产量不足。这也从理论上证明了,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状态下,农业基础产品的缺失,无法实现现有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因此需要外部力量来干预。政府是农业基础微观利益的收益者,应承担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份额的大头,但长期以来政府未担当这个职责。[3]

中部农业现状的现实原因。重农业政策而轻农业立法带来的局限性。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主要依靠农业政策指导,农业立法进程缓慢。同立法相比,政策缺乏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建国以来的实践表明,党和国家的农业政策在制定和实话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依靠农业政策不能推进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政策的制定不需要严格的程序,制定过程缺乏有效的制约,造成农业政策随意性大,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由于政策原则强而操作性不强,灵活性强而规范性不强,这给政策执行者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当农业政策出现歧义时,执行者便为我适用,随意解释,以致于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其原因主要表现在:○1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迅速,但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总体规模巨大的中部而言,全面推进播种与收割等农作业机械化进程都有一定的难度,农机推广速度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2008年中部农机总动力26511万千瓦;○2农民收入过低成为农机现代化障碍。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产品,除去肥料与农药等产品的购买,对购置农机和一些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微乎其微,对农业科技就往往被迫忽略;○3中国有几千年农业历史,农民对农业现代化市场意识淡薄;○4政府对农机设备、农业科研投入严重足。

(3)农业基础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从投入主体角度,农业基础建设分两部分:一、农民投入主要是小型农机和农田的部分灌溉设施;二、政府投入主要是大型的水利设施建设、公路桥梁、电力设施和气象设备等,例如大中型水库建设和维护、气象观测等投入。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受农村经济发展限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用于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支出占收入的极小比例;○2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分配主要依据农业政策,缺乏稳定性、规范性和合理性,重点建设不突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比内地发达,第二产业对农业作用大,地方财政丰富,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农业基础建设薄弱致使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

(4)农村基础教育落后和农业技术推广进程缓慢。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时间短,大多数农民是小学文化程度,农村青壮年多数只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每年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建设的财政投入表现出严重不足,中部地区2008年教育投入总计1766亿元。社会化服务组织多数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立,农业技术专业人员配备少,培训机构不能满足实际的生产需求,农业生产遇到问题通常不能及时解决对产量有重要影响。

加快中部农业发展的对策

第一是完善农业市场机制和健全法律体系,为农业发展创造积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科技水平和农产品附加值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不仅需要完善的市场机制引导,同时也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提供保障。首先,加强农业制度保障的法制建设,为农业体系的构建提供法律支持。其次,对农业政策的实施实行监督检查机制,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保障农业政策的贯彻落实力度。最后政府要广开言路,征集农民对农业政策建议,逐步完善农业政策。

第二是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推进现代化农业进程。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形势的迅速变革,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提出了客观要求。在这一大背景下,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构建农业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也要适应社会发展,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绿色农业,对农业生产作科学、合理的统一规划,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率先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政府应抓住机遇利用扩大内需资金进行耕地整理,有力提高耕地产出率;推动农机总量持续增加,提高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发展中部农业必须大力发展地区优势农产品,壮大区域支柱性产业,提高产业关联度,拉长产业链。进一步说,促进农民转变观念,提高科技素养,逐渐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也是必然选择。

三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提升中部农业基础投入质量。中部农业发展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不仅要有政策和法律的保障,还要有财政方面的大力支持与投入。政府要建立强有力的投入保障体系,并提供法律支持,确保每年对农业基础设施足够的投入。在制定合理的农业政策时,一方面在制定和具体实施上,政府应该结合我国农业分布状况、自然与经济条件等,“有区别,有侧重”对待各地区农业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加大农业基础投入时,投入方式和路径也要因基础设施种类而在侧重点和地区的分布上有所区别,尽量满足中部各地区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民筹集资金提供便利。[5]

四是全面提高农民素质,走科技兴农之路。为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需要,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科技水平迫在眉捷,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其自身文化素养、科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农业生产效率。至此,一方面政府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专业化、精细化技术人员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农民加强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基础在于教育,青少年作为未来劳动力的主体,其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源状况。与此同时,在高等院校创造条件吸引学生选择涉农专业,鼓励学生毕业后往农村地区发展,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知识技能素质平均水平等一系列措施,都对中部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探求中部农业增长的潜力,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由人口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是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必然选择。促进中部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之路还很长,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这一跨越过程中,农业基础投入的质与量成为影响中部农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至此,加大中部农业基础投入效率化是我们发展中部农业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孝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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