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突发公共环境事件对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既提出了迫切需求,又检验了现行机制运行的绩效。政府、媒体、社会网络和法律体系这四个部分构成了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这四个方面应当相互协调。从根本上说,单纯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无忧,危机管理的最佳途径是优化程序性决策从而有效避免危机的发生。[1]124自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我国加快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历经几年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应急管理机制和体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并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应急管理体制的总体原则以及指导性框架。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并组织编写了一系列专项应急预案。除此之外,国家也加大了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200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省级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并建立了一整套事故应急预案体系,至此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体系和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我国各类型的突发事件发生依然势头不减,以各类应急预案为主体构建的应急机制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