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迅

(广西文学杂志社,广西 南宁 530023)

鬼子的叙事伦理及意义
——以《一根水做的绳子》为例

王 迅

(广西文学杂志社,广西 南宁 530023)

鬼子的意义,在于他掌握了转换苦难的文学智慧。鬼子的小说以声东击西的方式,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再生的力量,在叙事学的意义上为当下文学生态提供了新的审美参照。

鬼子;苦难;叙述;意义

一

鬼子的小说以叙述苦难见长,《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等作品皆为书写苦难的名篇佳作,在中国文坛产生广泛影响。《一根水做的绳子》作为鬼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显然是其前期苦难叙事的延续,但它并不直接指向政治压迫的苦难,也不拘囿于物质生存的苦难,而是以爱情的名义书写苦难,写小人物剪不断、理还乱的苦难,在苦难中追问命运,传达强烈的人文关怀。在这个小说中,鬼子的叙述像一张无限弥散的网,让你不能无视那些卑微灵魂的爱之痛,那是一种宿命的关怀,一种深入灵魂的体恤。有评论者以“爱情”和“苦难”为关键词来阐释这部小说[1]79-81,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无可厚非,但仅仅是关于“爱情”和“苦难”的书写吗?关于苦难叙事,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创作中蔚然成风。在这种苦难话语充塞视听的语境中,如果仅用“苦难”一词来解读鬼子,恐怕会显得大而不当,更重要的是,这种解读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会遮蔽鬼子小说叙事的先锋特质。还有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一支“乡村爱情牧歌”[2]52-53,描写了牧歌式的乡村画面。这样的解读显然有失偏颇,小说中所表现的爱情,尽管有浪漫和唯美的成分,却没有多少田园牧歌的气息,也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相去甚远。苦难叙事中,鬼子的小说当属异数。

从故事的表层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部小说命名为爱情叙事,但从人物内在生命逻辑看,鬼子的爱情叙事却完全超乎于我们的审美预期。鬼子叙事的立足点,并不在惯常的审美轨道,而是对以往爱情叙事的逃逸。从古至今,关于爱情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每个时代爱情小说叙事形态各异,表述爱情的视角和立场不同,叙事对象的选择也不尽一致。有写才子佳人的,有写高门巨族的,也有写平民爱情的。就文学史的角度看,“五四”时期的爱情题材小说,与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相比,在主题形态、价值观念和表现手法等层面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在启蒙主题烛照下,“五四”爱情题材小说以反抗封建礼教和追求个性自由为己任。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和许地山的《命命鸟》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性爱观念上,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现代性觉醒,但从艺术本体论来看,应当说这个时期的爱情题材小说还不是那么纯粹,在叙事框架中附加了思想启蒙的宏大诉求。到了当代,以至新时期,不可否认的是,爱情题材的小说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思想解放的重任。而此后,无论80年代以张洁为代表的“女性文学”,还是90年代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身体叙事”,其指向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突围。文本的政治意识和女权意识,还是不可避免地伤害到作品的艺术品性。以此为背景观照鬼子的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其叙事伦理及其价值就能凸显出来。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没有表达宏大历史和政治的意愿,也未显露出那种极端的女性主义意识。可以说,它是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作者以还原性的叙述,呈现了一幕令人痛心的爱情悲剧。鬼子以这种写作的纯粹性,实现了他对以往文学中爱情想象的审美性颠覆。

之所以称之为纯粹性写作,主要基于鬼子叙事美学对固有传统文学观念的偏离。鉴于此,鬼子的叙事试图把那些“附加值”统统删除,以人本的视角把生命、爱情、命运的本源性还原给文学本身。当然,相对于现代小说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冲动,古代才子佳人题材的小说也显得比较纯粹,在审美层面它不仅包含传统的爱情元素,也不乏那种生死离合的命运感。但这类小说一旦陷入模式化和类型化,就会因为审美提升的可能性空间的狭小而乏善可陈。在这个意义上,鬼子的叙事是颠覆性的,是对以往爱情想象的反动。鬼子在后记中写道,在这部小说中,他书写的是“相对纯粹一点的爱情故事,尤其是那些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的爱情,他们不太懂政治,他们的文化也不多,他们既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所谓的金钱财富,他们有的只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和一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心,他们的爱情或许是最接近于本质的一种爱情。”[3]272

《一根水做的绳子》以凄苦的爱情为底色,其表层讲述阿香爱之难,爱之苦,爱之痛,爱之无望,其深层却隐喻着卑微生命那无以摆脱的宿命。这部小说没有渲染大时代大背景,当然就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也没有谁主沉浮的英雄人物。男主人公李貌是身份低微的乡村小学教师,而阿香则是靠母鸡生蛋换来作业本上学的孤苦儿童。与前期小说一样,鬼子把审美视点依旧聚焦在灰色小人物,他的叙事以灰色生命为支点,人物命运由此铺展开来。这种视角的选择体现了作家的平民立场,彰显出深切的悲悯情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鬼子是少有的怀有深切悲悯精神的作家,而这种悲悯精神主要基于鬼子的“草根”生命诗学。生命哲学的兴盛和流行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这种哲学“把揭示人的生命的性质与意义作为全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进而推及人的存在及其全部认识和实践”。这种生命哲学在鬼子的叙事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鬼子以对社会边缘群体中卑微生命的关注实践着他的生命诗学。其实,在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中,书写小人物悲哀喜乐的作家并不少见,但由于作家反映宏大历史的审美冲动,人物鲜活的生命色调往往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淹没。在主流叙事中,把审美视点投向身份卑微的小人物,专注于探索卑微生命本身的复杂性的作品并不多见。鬼子的生命诗学主要体现在对灰色小人物的理解和把握上,在对生命的审美观照中,致力于一种“草根”灵魂的揭示。在鬼子看来,小人物是接近生命本质的一种生命,而不是某种“人物典型”。他认为,“典型”是会变的,而本质是不会的。由此看来,鬼子的美学观念是很先锋的,他欲意摆脱过去那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美学律令,以更为人本化的叙述,逼近生命本身,逼近小人物的灵魂。这是一种退回原点的叙述。因为“小人物接近生命本质”,在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现实因而更具普遍性。鬼子站在大众立场上,以悲悯的情怀观照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露出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心”,正是鬼子作品震撼力和深刻性的重要来源。

二

从社会地位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皆为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灰色人物,但他们自身却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李貌自私怯懦,带有人性的诸多弱点。而在阿香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野草般的坚韧,不管现实如何残酷,在两个生命阶段,她在内心还是死死地守住李貌的一句话。先是李貌“好好地给她一次”,但由于黄泉的那一刀,那句话因此落空。绝望之际,阿香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她的意识中,只要能拿到结婚证,与李貌成为正式夫妻,那也是无比幸福的。但这句话最终也未能兑现,阿香因此而悲惨地死去。在叙事中,鬼子没有强调物质的贫困给人带来的苦难,而是始终凸显出人物的这种精神性生存。为了强化这种精神性生存,作者的感官一直是在场的,他不断地跟踪人物心理,不厌其烦地叙述人物的内心活动,既丰富又细腻,且极富层次感。从这种内心真相的揭示中,我们看到,阿香在物质上并不富有,但内心却丰饶无比。也许正是因为没有金钱和地位,她只能退守在精神幻想中。在阿香看来,这种生存方式虽然很无奈,却也可以“养心”。这是对精神性生存的极致书写。鬼子以不无夸张的叙述,展示出那微弱生命的痛感。而这种痛感显然不在身体上,而是一种细致的精神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部爱情悲剧,不如说是一场精神悲剧。

人毕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个体的人都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但在鬼子的叙事中,似乎并没有把社会推向前台,而是将时代病症或社会弊端纳入潜在层面。鬼子小说的现实主义震撼力,并不在那种苍白无力的控诉性言说,而是以密不透风的形式暗示出来的。这就是鬼子的叙事机制,也是他心底的秘密。如果要找到那个进入文本的审美通道,我们必须回到小说文本,潜入叙述的缝隙。在艺术形式上,《一根水做的绳子》是中西合璧的“复合性”文本。它既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记白当黑”的美学原理,同时又借用了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和叙事手段。这种中西艺术的融合鬼子始终坚守的叙事法则,也是其小说让人感觉暗藏心机的重要原因。小说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李貌为了避免学校不被拆除的命运,他亲自到学生家里跪着祈求家长同意学生返校。然而这一切的付出,在李貌的意识中,并非出于他对社会教育事业的耿耿忠心,而是为了爱,为了能和阿香生活在同一地方。为了阿香,他可以不顾一切,这似乎是爱的力量使然。而事实上,赞美坚贞不渝的爱情,只是小说传达出的第一层意思;从另一个层面看,孩子家长麻木、顽固与无知,以及李貌的极端化行为,也隐喻着现实中乡村文化生态。这既是对人性、对社会的有力批判,也潜藏着作家对乡村可悲现状的人文关怀。小说结尾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李貌的女儿小香陪阿香去发廊洗头发,结果阿香的头发被洗乱了,再也无法复原,阿香从此失去了那头漂亮的头发。这对阿香来说无比残忍,不仅意味着她与李貌之间生命联系的消亡,也昭示着阿香的精神性生存失去了根基。这样的现实直接导致了阿香的死,但阿香的死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如果作者因循的生命逻辑是,阿香失去了漂亮的头发,所以她担心李貌因此抛弃她而生病死亡,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不过是一部相当平常的小说。可贵的是,鬼子的叙事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展开的,而是渗入了作家的个人化想象。在小说中,鬼子使用“妖精”这个词,指称那个给阿香洗发的女孩,在我看来,这种命名方式显得意味深长。“妖精”是物质、欲望的符号,而阿香则是精神和诗性的符号。在这个意义上,阿香的死并不只是象征爱情命运的终结,更是隐喻着浪漫精神与诗性理想溃败。

三

在叙述方式上,《一根水做的绳子》是一部很见功力的作品。这部小说的叙述表现出作者一贯的冷静型风格,但考虑到长篇小说的文体,与此前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在叙述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小说共分九十三个小节,每个小节与小节之间,场面与场面之间的转换相当简洁、自然,并无拖沓、生硬之嫌。这是一种跨越式的叙述,但故事并不显得破碎和零乱。就叙事结构看,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出作家的匠心所在。叙述的跨越使故事发展显得相当紧凑。从叙述节奏看,整个叙述又是徐缓的、绵密的。这是因为,每个场景内部的叙述是繁复的、回环的。作者在每个细节上都下足了功夫。比如第四十一节,小说描写李貌胆怯的性格,作者的叙述极富张力,而又显得耐心十足。对李貌为阿香购买茶麸的心理和细节描写,精准而细腻,人物那种胆怯的精神特征跃然纸上。

就叙事语言来看,很多读者可能对这部小说有所诟病。他们认为作者的叙述缺乏节制,语言拖沓,有故作长篇之嫌。而在我看来,《一根水做的绳子》是一部“慢”的小说,需要我们耐着性子去品位。而正是因为这种“慢”的叙述方式,才使这部小说与当下众多苦难叙事区分开来。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这是一部受众面相当广泛的作品。它的读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之引车卖浆之流。这是因为,鬼子的叙述直接面对普通大众,叙事语调真诚而质朴。作品中不见生僻的辞藻,也无华丽的句子。也许有人提出质疑:这是文学作品吗,它的文学性何在?我以为,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极其形而下的,甚至毫无技巧可言。这样的语言所昭示的叙事伦理,是一种艺术的反镤归真。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鬼子的叙述看似漫不经心、毫无章法,却处处用心良苦,暗藏着“无技巧”的技巧。从语言本身来看,与其中短篇小说相比,这部小说显得更为婉曲、繁复,确切地说,这种“无技巧”的叙述是弥散式的,那种焦虑与疼痛,那种揪心与悲苦,那种孤苦与无望,犹如蒸汽弥漫在整部小说的叙述空间。不妨随便挑出一段:

你过不去的,这日子不是闭闭眼睛就能过去的。生活从来都没有那么容易,这不是只过一条河,也不是只爬一座山,你咬咬牙你就可以过去了;过日子不只是过一条河的,也不是只过一座山,而是要过很多很多的河,要爬很多很多的山。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你不能这样一个人过下去。

这段文字摘自小说中第四十节,比较典型地代表了这部小说的语言风格。这段话的含义很简单:阿香不能一个人过下去。这是李貌要对阿香表达的意思。但作者却花了三百多字的篇幅来叙述,让男主人公不厌其烦地以各种语式反复表述,目的是说动阿香找个男人结婚,不要继续等他了。对于这样的叙述,我们不能用“拖沓”二字简单作出评价。在我看来,语言上这种回环缠绕的特征是一种叙事学上的修辞,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从人物与语言关系的角度看,小说的语言是由人物的文化人格所决定的。小说的语言听凭人物的召唤,有什么样的人物,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不是作者在选择语言,而是人物在选择语言,换句话说,不是作家强加给人物语言,而是人物激活了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作家鬼子在叙述,不如说是人物自己在叙述。这样的叙述常常给读者以陌生化的阅读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会使你的神经沉浸在一种独特的审美氛围中,让你走进故事的现场,让你的心跟着人物走,让你欲罢不能。

四

从艺术表现来看,意象的使用也是这部小说值得称道的地方。意象的审美功能,在一般小说中,要么是制造某种氛围,要么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前者如张爱玲的小说,后者如张炜的小说。但鬼子的叙事中,意象并不承载营造某种氛围的功能,也未必是暗示某种隐喻意旨,而是旨在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在这部小说中,意象有如一张无限弥散的网,不但拓展了读者的审美感受空间,也为文本阐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一根水做的绳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绳子?在小说中,作者似乎并未明确给予指认,但它却无处不在,统领着小说叙事总体的脉络与走向。我们可以从接受学上对它作多种阐释。阿香的命运?或是阿香与李貌的爱情?或是阿香对那个小小的愿望的等待与念想?它所承载的意义或许还有很多,有待读者去“填空”。“头发”是经典的传统爱情元素,也是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美学符号。“头发”的意象贯穿小说始终,某种意义上,《一根水做的绳子》就是关于“头发”的故事,“头发”的生长关乎着爱情的生长。在小说的开篇,阿香的头发是欲望的符号,接着承担着拯救李貌生命的功能,后来又成为阿香与李貌之间情感发展的纽带,构成小说叙述推进的动力元素。关于“头发”,小说中有个细节值得玩味,李貌认为阿香的头发是甜甜的,但小香妈妈却无法理解。原因在于,对头发的感受,一个来自生理,一个来自内心。作为意象,“树兜”是阿香与李貌爱情生长的见证,在李貌被调至新的学校后,阿香把那颗树兜也移植过去,但后来树兜却被李貌更换了,这也似乎暗示着他们爱情的命运。李貌结婚后变得冷漠、自私和胆怯,他不愿面对阿香,甚至想到逃避那段恋情。他与阿香之间那份原本纯真之爱,在这种逃避中早已变质。更有意思的是,临死前,阿香所见的那颗树也是假的。而假树不能唤回阿香内心那最初的爱,自然也无法救活阿香。小说中最富有诗意的意象则是那两颗“鹅卵石”,那是他们爱情的信物。在弥留之际,阿香既没有见到那根“树兜”,也没有看到那两颗“鹅卵石”,所以她的生命很快就凋谢了。可见,在鬼子的叙述中,意象不仅具有深刻内涵,在很多细节和场景中,它本身就是一种神性之物,它有生命,有灵性,承载着人物之间潜在的精神联系。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苦难叙事泛滥成灾,早已失去了审美意义上的陌生感。如今回过头来再反思这一文学潮流,我们心中不免疑虑重重。比如,苦难叙事的价值何在,如何对当前的苦难叙事作出审美评估,苦难叙事究竟该如何寻求突围。关于这些问题,很多学者都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但在我看来,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作家对文学的认识。有的作家把审美视点放在底层,反映底层生存的苦难。刘庆邦、曹征路等属于这类作家。他们的叙事往往把矛头直接指向矿厂老板的压迫,指向社会的不公,从作家道德层面看,这本没有错。从接受过程看,他们的小说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往往会在文坛产生不小的冲击波。把社会矛盾的尖锐性揭示出来,对作家来说责无旁贷,但问题是如何叙述,也就是说,如何把苦难从文学资源变成一种文学智慧,值得深思。诚然,文学需要直面现实,但如何去面对现实,如何反映现实,直到今天,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代作家。如果把《被雨淋湿的河》、《一根水做的绳子》等作品放在这样的语境中考察,在对现实题材的处另上,其美学意义就会凸显出来。在这类反映现实的小说中,鬼子显得相当冷静,他以不动声色的叙述揭示出社会的病根和人性的弱点,在平淡而质朴的语流中折射出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鬼子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掌握了转换苦难的文学智慧。鬼子的小说以声东击西的方式,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再生的力量,在叙事学的意义上也为当下文学生态提供了新的审美参照。

[1]卓光平,高雨乔.爱情的苦难叙事解读鬼子的长篇新作《一根水做的绳子》[J].沈阳大学学报,2007(12).

[2]郭红央.凋落的乡村爱情牧歌 ——解读鬼子《一根水做的绳子》[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8).

[3]鬼子.一根水做的绳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Guizi′s Narrative Ethics and Its Meaning:A Case of A String Made from Water

WANG Xun
(Journal Press of Guangxi Writers,Nanning Guangxi 530023)

The importance of Guizi lies in his mastering the wisdom of switching suffering.Guizi′s novels make a feint to the east and attack in the west in form,manifesting the strength of reproduction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and providing aesthetic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n the narrative sense.

Guizi;suffering;narrating;meaning

I206.7

A

1673-8861(2011)03-0027-04

2011-06-25

王迅(1975-),男,湖北荆州人,在广西文学杂志社任职,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