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食存

（四川文理学院外语系 四川达州 635000）

哈姆莱特的静观与和谐

邱食存

（四川文理学院外语系 四川达州 635000）

本文将借助尼采的“酒神精神”，旨在说明哈姆莱特之所以为世人所同情和尊重，在于他对个体身份以及人生意义所做的不懈探求所带给人们的无尽启示：于虚无中肯定并创造生活，努力成为完整和谐之人。

哈姆莱特；酒神精神；启示；和谐

在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上，悲剧《哈姆莱特》可以说一直居于首要地位。近年来，孟宪强的专著《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从严肃悲剧的视角批判地审视《哈姆莱特》研究中对一些我国最有影响的观点，以期揭示《哈姆莱特》不朽的艺术价值。香港中文大学杰逊·克雷克曼（Jason Gleckman）通过分析哈姆莱特和波洛尼厄斯的戏剧语言，阐释了莎士比亚的诗人和剧作家的两重性。[1]雷娜·格林（Reina Green）则从分析包括哈姆莱特在内的五对子报父仇（都未亲眼目睹父亲被杀）关系入手，指出儿子或女儿一味听从“父命”的危害以及这种行为模式对观众/读者的影响。[2]本文将借助尼采的“酒神精神”，旨在说明哈姆莱特之所以为世人所同情和尊重，并不在于他的复仇壮举，而在于他对个体身份以及人生意义所做的不懈探求所带给人们的无尽启示——于虚无中肯定并创造生活，努力成为完整和谐之人。

一、静观生死

蓝仁哲曾介绍说，莎学家J. M. 罗伯逊认为哈姆莱特“是个谜”；著名演员莎尔维尼甚至声称：“像哈姆莱特这样的人从来不曾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他接着又说，尽管如此，四百年来演员们却争着去演哈姆莱特，这是一个“悖论”，是对哈姆莱特这一艺术形象的“极高的赞誉”。[3]对于这个“悖论”，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尼采的“酒神精神”，以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酒神即狄俄尼索斯，众神之王宙斯之子，幼年时即遭到泰坦诸神的肢解，从他的微笑中产生了奥林匹斯众神，从他的眼泪中产生了人，身体的各部分变成了空气、水、土地和火。宙斯吞下酒神的心脏，又与塞墨勒重新将他生出。尼采认为，酒神之死与复活象征着周而复始的宇宙生命力——生命死后复归自然，只是为了新生做好准备。酒神作为个体的解体（化为空气、水、土地和火）是极端痛苦的，但同时也享受到了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极乐。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让人信服地证明了悲剧的本质在于酒神精神，每个悲剧的主角身上都有酒神的影子。“酒神艺术也要使我们相信生存的永恒乐趣……我们应当认识到，存在的一切必须准备着异常痛苦的衰亡，我们被迫正视个体生存的恐怖—但是终究用不着吓瘫，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4]尼采坚持认为，没有了这种“形而上的慰藉”，悲剧快感就无从解释。的确，悲剧主角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志”，而他本身只是现象，他的毁灭丝毫无损于“生命意志”的永恒状态；悲剧主角作为个体被否定，而他所体现的“酒神精神”却为观众所感知从而产生一种“形而上的悲剧快感”（观众的共鸣便来源与此）。因此，哈姆莱特作为一个形体是毁灭了，但他所体现的酒神精神是永恒的。要再现哈姆莱特所体现的这种永恒的酒神精神，还得借助“哈姆莱特的形体（演员扮演）”：这无疑会给演员们以巨大的挑战，也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那个“悖论”。

尼采又说，“酒神的人与哈姆莱特相像：两者都一度洞悉事物的本质，他们彻悟了，他们厌弃行动；由于他们的行动丝毫改变不了事物的永恒本质……知识扼杀了行动，行动离不开幻象的蒙蔽——这才是哈姆莱特的教训，而绝不是梦想家的那种廉价智慧，后者由于顾虑重重……才不能走向行动。不是顾虑重重，不！”[5]就是说，哈姆莱特并不是因为顾忌自己的生死而瞻前顾后的那种人。相反，他早已看透了生死，他在剧中的相关思虑从来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Hamlet3.1）[6]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哈姆莱特在这段独白里使用的是“我们”、“他”、“谁”等称谓，分明是在泛指一切人。他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我们”大家的身份在说话的，对他那深刻的有关生的痛苦、死的疑惧等重大人生问题的思辨，人类当然是有着强烈共鸣的。“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Hamlet3.1）——这就意味着我们活着的人注定要受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痛楚的折磨。理想和价值总要遭遇挫败；虚无总在我们左右。所以，我们若不想沉沦，就必须认识这种虚无并能“在生活的虚无中创造性地肯定生活”。[7]哈姆莱特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便是我们“人类”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最好不要把哈姆莱特英雄化，那反而让他变得陌生。

剧中，哈姆莱特曾对国王说，“我们喂肥了各种牲畜给自己受用，再喂肥了自己去给蛆虫受用。胖胖的国王跟瘦瘦的乞丐是一个桌子上两道不同的菜；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一个人可以拿一条吃过一个国王的蛆虫去钓鱼，再吃那吃过那条蛆虫的鱼。”（Hamlet4.3）就是说，“牲畜”、“蛆虫”、“鱼”、“国王”或是“乞丐”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要“生于自然复归自然”的生命个体。“生”是虚无；“死”才是最真实的。有了这样的生死观，“生”或者“死”，何惧之有？发展到后来的“随时准备着就是了”、“随它去”（Hamlet5.2）的静观境界，哈姆莱特也就完成了对个体价值的探索。同时，这也为他最后的成熟（“本我”、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三者和谐统一）奠定了精神基础。

二、和谐之美

哈姆莱特的复仇力求平衡、讲求正义，同“本我”的认识与成熟息息相关。

首先，和父王同名意味着哈姆莱特有着双重身份：独立的“本我”及他人的“儿子”。为父亲报仇意味着要放下独立的“本我”并担起“儿子”的责任，意味着不仅要在名义上而且还要在行动上同父亲融为一体：父亲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父亲的动机目标痛苦就是他的动机目标痛苦，他必须采取父亲的身份行事以尽孝道。[8]

双重身份导致两难抉择：要么背弃父亲以忠于完整的“本我”，不同周围那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同流合污；要么背弃“本我”、果断地为父报仇。一开始，他选择了前者：“该剧整个中间部分，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文学史最为独特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哈姆莱特在为自己立名（naming），……为自己‘立’名意味着他作为和父亲同名的儿子的‘去’名（de-naming）。”[9]

然而，哈姆莱特不可能忘记父王的冤仇。父王的鬼魂已然向他昭告：“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晚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那个乱伦的、奸淫的畜生……把一种使人麻痹的药水注入我的耳腔之内，那药性发作起来……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便立刻发生无数疱疹，像害着癞病似的满布着可憎的鳞片。”（Hamlet 1.5）然而，与此种恶行形成鲜明对照的现实却是：那个被他称为“像一株霉烂的禾穗”，“一个杀人犯、一个恶徒、……一个冒充国王的丑角、一个盗国窃位的扒手”（Hamlet3.4）的人，正站在权力的巅峰对整个世界的公正与合法秩序发出了挑战。作为王子，不管愿不愿意，他都有义务去竭力扭转乾坤：“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Hamlet1.5）

通过“戏中戏”，哈姆莱特业已确认杀父仇人，但他必须等待。因为，在仇人祈祷时将其杀死，并不能给哈姆莱特带来完满的身份认同感；身份的合法性需要一个合法的秩序和仪式。

“海上历险”可以说是全剧的转折点：那个不断拷问“本我”、质疑世界的哈姆莱特变得不再刨根究底了；他心如止水、顺从天意，相信“随时准备着就是了”。（Hamlet5.2）国书让哈姆莱特面对了具体真实的死亡。此时，他行动果断敏捷，利用随身携带的父王的私印（象征王权）改写奸王的国书，让那两个背信弃义的同学自赴黄泉。可见，是作为“本我”的哈姆莱特、作为“儿子”的哈姆莱特、作为“王储”的哈姆莱特三个角色一起救了哈姆莱特的命。再联系“墓地”那一场戏，在恋人的葬礼上，哈姆莱特爆发了：“哪一个人的心里装载得下这样沉重的悲伤？哪一个人的哀恸的辞句，可以使天上的行星惊疑止步？那是我，丹麦王子哈姆莱特！”（Hamlet5.1）应该说，最后一句是很有深意的：它标志着哈姆莱特有了一个对“本我”、儿子和王的概念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的身份不再迷茫，标志着他成为了一个完整和谐的人。

剧末，哈姆莱特杀死奸王两次：第一次是为了自己，“彰显了个性”[10]；第二次是为了父王和母后，报了家仇。此时，哈姆莱特实际上已经作为“王”的形象登上了人们心中的宝座。“一颗高贵的心现在碎裂了！”“要是他能够践登王位，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的”，“我们要用军乐和战地的仪式，向他致敬”（Hamlet5.2）——这些惋惜中的赞美之词，无疑是对这位高贵人物的特别肯定。

总之，哈姆莱特不光为父王报了仇，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哈姆莱特很好地平衡了“本我”、家庭和社会三重关系，逐渐成为了一个完整和谐的人。

三、结论

作为一个伟大的悲剧人物，哈姆莱特之所以为世人所同情和尊重，并不在于他的复仇壮举，而在于他对个体身份以及人生意义所作的不懈探求所带给人们的无尽启示。生死是个哲学命题；生活的虚无、死亡的恐惧——这些生命的永恒主题会让我们也像哈姆莱特那样去思考人生意义。重要的是，如何在虚无中肯定并创造生活，如何平衡“本我”、家庭和社会三重关系，从而成长为一个完整和谐的人。生活是个“大悲剧”，但决不是绝望，它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

注释：

[1]Gleckman，Jason. “Shakespeare as Poet or Playwright? The Player’s Speech in Hamlet.” Early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11.3（January，2006），P 2.1-13.

[2]Green，Reina. “Poisoned Ears and Parental Advice in Hamlet.” Early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11.3（January，2006），P3.1-31.

[3]蓝仁哲.《哈姆莱特》：演释人类生死问题的悲剧[J].外国文学评论，2002（1），P46.

[4][5][8][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129、49、9-10.

[6][英]威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2）《汉姆莱脱》[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7][9]Toming.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Nanjing:Yilin Press，2002，P194、25.

[10] Calderwood，James L. To Be and Not To Be: Negation and Metadrama in Hamle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48.

Hamlet’s Penetration and Harmony

With the help of the concept of “the Dionynian”,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that the audience’s sympathy and respect for Hamlet are because of his unceasing seeking after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which is a valuable revelation for us to be a harmonious whole.

Hamlet; the Dionynian; revelation; harmonious

邱食存（1977-），男，湖北黄冈人，硕士，四川文理学院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201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