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琳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要谈论伽达默尔的历史观,不得不首先从其老师海德格尔那里谈起。在海德格尔那里,历史不仅成为人类意识“特许的经验”,而且还是西方形而上学中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史。《存在与时间》一开篇,海德格尔便谈到:“在这部探索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详尽地讨论那些一再散布存在问题为多余的成见。这些成见在古代(希腊罗马)存在论中有其根源。然而,反过来,如果就范畴的论证是否适当,是否充分来考虑存在论基本概念所产生的基地,则只有以先澄清和解答了存在问题为前提,古代存在论本身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1]4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用由形而上学的历史所提供的“预期的结构”来取代“成见”的地位,并将“成见”置于“前理解”中的预期结构中,即先见。这样,对解释的检验标准就成为摆在面前的问题。然而,海德格尔对构成人类的预期结构问题回复到正确的方法论的解释学的循环不感兴趣(也许是由于其本体论基石牢靠使他无法对此感兴趣)。那么,由回复运动引起的困难是什么呢?是从“理解”的预期结构中派生出哲学“解释”的合法性?因为如果没从中引导什么,就无所谓根本或基石。而派生的尝试则在海德格尔那里并没有进行,他没有尝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海德格尔不想用派生的方法论来侵蚀摒弃主客体的存在本体论的基石。作为伽达默尔思想的主要来源,海德格尔为伽达默尔提供了存在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基础,使其在历史和时间的洪流中得以为真理与方法提供解读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