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龙超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合作办学处，陕西 西安 710119)

《救亡日报》作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于1937年8月24日创刊上海，上海沦陷后南迁至广州，后又转移到桂林，直至“皖南事变”发生后，因其拒绝刊发中央社有违事实真相的通稿，于1941年2月28日被迫停刊，后又在上海改名为《建国日报》继续出版，但仅21天便被查封。而其桂林时期是从1939年1月10日到1941年2月28日，历时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救亡日报》充分地实践了其办报方针，并利用其所处的媒介环境，相比上海、广州时期有了很大改进，发行量也不断攀升，成为其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时期。

一、《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及其桂林时期的媒介环境

《救亡日报》是在日本的侵略日益加剧，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的情况下，作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出现的。1938年4月，夏衍请示办报方针时，周恩来指示说:“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方针的指导之下，《救亡日报》始终以抗日救亡为主要报道内容，重在宣传抗日、团结和进步，促进全民族的抗日救亡活动。

桂林战时是有名的“文化城”，聚集了一批文化界人士，新闻出版事业繁荣，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的。桂系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由原来的坚决反共转变为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另一方面，桂林当局在文化政策上体现了较大的开明性，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委员会”，吸引了众多文化名人，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同蒋介石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