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瑞方

(北京师范大学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王徵与《西儒耳目资》

毛瑞方

(北京师范大学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晚明士人王徵是《西儒耳目资》的中方作者，是继金尼阁后完成西方语言学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桥梁。文章从三个方面澄清了王徵在《西儒耳目资》成书、刊刻中的贡献，解决了《西儒耳目资》的作者问题。王徵在此书中独立撰写了《西儒耳目资释疑》和《三韵兑考》;与金尼阁合作完成了《译引首谱》、《列音韵谱》、《列边正谱》三篇的《问答》;王徵还有校、刻《西儒耳目资》之功。本文不仅指出，《西儒耳目资》的作者应著录为“金尼阁、王徵撰”，还挖掘了王徵撰《西儒耳目资》的文化意义，认为他的工作不仅完善了中国传统语言学，还会通了中西文化。

《西儒耳目资》;王徵;金尼阁;语言学;中西文化

中国古文献作者的著录是文献学中一个小问题，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反映在中国文献中，也反映在西学文献中。16－18世纪由西洋传教士完成的中文书籍和文章有不少是和我国士大夫合作完成的，或由西方人士口授而中国学者笔录，或由西方人士起稿而中国士人润饰，或由中西方学者共同撰成。所以，在对西学文献的作者进行著录时，有撰、述、著、口授、演、笔授、译、校、阅等著作方式的字样出现。关于西学文献作者著录比较混乱的现象，有学者认为“若要严格区分，苦若不易，且不必”[1]8，而笔者认为严格区分确实不易，但其必要性还是很大的。这不仅关系到史实的澄清，也关系到古籍整理、著录的严肃性。更重要的是，考辨中西方学者合作产生、形成文献的过程，也是理解中国士人在西方文化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

《西儒耳目资》是一部西方传教士金尼阁和中国学者王徵合作完成的语言学著作，以往研究对他们合作过程和细节的相关研究较少，作者多著录为金尼阁。对于王徵与《西儒耳目资》的关系、他在《西儒耳目资》成书过程中的贡献和影响以及他与金尼阁合作撰书的文化意义，学术界没有更加深入的论述和研究。本文即着重考查王徵在成书过程中的贡献，挖掘其撰《西儒耳目资》的文化意义，以期增补《西儒耳目资》研究。

一、王徵在《西儒耳目资》成书过程中的贡献

王徵(1571－1644)，字葵心，又字良甫，自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教名斐里伯(Philippe)，明陕西泾阳县鲁桥镇尖担堡人[2]。晚明时期，随着利玛窦、金尼阁等耶稣会传教士携带大量西学文献入华，大规模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被拉开，迅速在社会上掀起会通中西的思潮。一批中国士人积极接受西学，并开始广泛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编译书籍，代表人物有“三大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等。王徵会通中西的成果和影响力较大，与徐光启齐名，被誉为“南徐北王”。天启五年(1625)，王徵结识传教士金尼阁，随其学习拉丁文，并与金氏合作完成语言学著作《西儒耳目资》。王徵在此书撰成、刻梓过程中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呢?

(一)王徵独创的内容

《西儒耳目资》中王徵独创的内容有二:一是《西儒耳目资释疑》，一是《三韵兑考》。

《西儒耳目资释疑》(以下简称《释疑》)被放在《西儒耳目资》的开篇。它主要总结、排列出《西儒耳目资》包含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前所未有的创新内容，共51条。前40条是对《列音韵谱》独创内容的总结，后11条则是对《列边正谱》创新之处的总结。

总体而言，通过《释疑》，王徵首先表揭了《西儒耳目资》的学术价值。他指出，《西儒耳目资》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它结合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内容，既完成了汉字的拼音体系，又形成了对汉字形、音、义全方位认识。经过悉心梳理，王徵在《释疑》中详细分析了《西儒耳目资》的三个主要学术价值:第一，它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和图表，清晰、合理地表达了中国语言学之所以然;第二，引入很多西方语言学中的概念和规律，形成了罗马化的汉语拼音;第三，弥补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不足。

其次，王徵解答了张敬一和后来中国学者的疑问。《释疑》开篇即讲，在《西儒耳目资》即将出版之前，张敬一写信给王徵，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兹《耳目资》，或总不能越我音韵已传诸书之范围，即间出巧法想皆此中所已备者，君独何嗜之偏而必欲授之梓?”[3]37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西儒耳目资》一旦出版就会冲击中国传统语言学，颠覆很多已有学术成果，甚至动摇此门学问的根基。王徵知道，这是很多中国学者普遍质疑的问题，也是中国学界能否接纳这部作品的首要因素，因此，他在《释疑》中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首先从学术角度充分肯定了《西儒耳目资》的重要性，认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基础，要更好地了解异质文化，必须首先学习其文字。其次，他指出中国传统音韵学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音韵学遇到了瓶颈:“况此中世代相传音韵诸编，种类虽多，都从一路所出。细勘厥路，路多有差，但差之或近或远焉。”然后，他评价了《西儒耳目资》的突破性:“尔今《西儒耳目资》一书，独辟直捷之路，不左不右，绝无一毫之差。其中种种名理，相逼而出，若海错争奇，鲜新可味。细相校勘，西儒创发此中向来所未有者，盖五十余款之多。”最后，他呼吁“观者肯一细心理会，自见良工苦心。应不疑余有偏嗜矣”[3]37－38。总之，王徵强调的有两点:一是中国传统音韵书多多少少确实存在问题，而《西儒耳目资》独辟的学术新路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补充和完善将大有裨益;一是语言学是翻译的基础，能够较好地掌握，才能将来翻译西学。

第三，进一步劝说其他中国学者接受和研读此书，增强读者信心。王徵担心因为《西儒耳目资》是西方传教士所作，书中内容多是中国学者前所未闻的新异内容，所以，中国学者有可能在认识到其宝贵价值之前，就已经把它列为异书。为使中国学者端正对这部书的态度，他提倡“克傲”，呼吁中国学者重视这部书，不要将其视为异书:“余恐此中学者，先自存一傲心忽焉不加之意，而遽以翦缀我锦为疑，故不得已，为之表揭数端若此，实非西儒所欲鸣也。”[3]45他还鼓励中国学者说，学习西方拼音符号并非很难，不要有恐惧心理。因为与西方传教士学习浩瀚无边中国语言文字的困难相比，学习西方的几十个字母要简单得多。无论是西方拼音符号的数量，还是智愚程度，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都不是问题。

《三韵兑考》则是王徵在《西儒耳目资》中独创的另一部分内容，被安排在《列音韵谱问答》及其附图之后。《列音韵谱问答》第26－28条问答讨论字母数量问题的时候，以中国传统三韵书《等韵》、《正韵》和《沈韵》所记载数量为参考。在研讨中，王徵产生这样的疑问和感叹:“问曰:字母几何?如《等韵》既定一百六十韵矣，又定见溪群疑等三十六曰母。音韵他书，数多有不同，有爱多者，有爱寡者，千灯千照，一人一帜。仓颉不生，将谁是之?”金尼阁帮他分析了原因，即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所以自相增损，造成记载混乱。并告诉他:“中华所用，按之西字中，所用一字有五，二字有二十二，三字亦有二十二，四字有一，总计之，大衍之数五十已耳。”[3]126他认为，以中国韵书所列韵母对应西方拼音，不超过50韵摄。王徵根据三韵，认为“五十”或过少或过多。金氏则认为数量多寡不重要，重要的是中与不中。那么，中国韵书记载的母韵之此余彼乏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为了弄清楚母韵的数量，王徵作了《三韵兑考》。有史料为证:“三韵兑考者，良甫王君依旅人五十字母，母各五声之韵，兑考三韵之母而作也。三韵者，一《洪武正韵》，一《沈韵》，一《等韵》。”[3]187

三部韵书中，《沈韵》和《等韵》今已不传，难得其详。《洪武正韵》是明洪武年间官方编修的韵书。编撰者有乐韶风、宋濂、刘基等11人，其中除蒙古族人答禄与权外，都是南方江浙、湖广等人。明人吕坤在他的《交泰韵》里曾评论此书虽“壹以中原雅音为是”，但“未必尽脱江左故习”，即在分韵上虽基本沿袭《中原音韵》，但却留有南方方言特色。总之，古韵部的设立和声调的区分上存在一些问题。《三韵兑考》[3]187－216就是把此三部韵书和金尼阁的50韵摄每韵五声进行的系统对照，并发现这三部韵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通过《三韵兑考》，王徵清晰地掌握了中国韵书所记载的韵字情况，他感叹:“既览《兑考》，则旅人五十字母，不少不多之故自明”。[3]54所以说，《三韵兑考》是中国音韵系统和西方50韵摄系统的比较研究，也是王徵对中国韵书的一次清理和总结。它是《列音韵谱问答》的深化和必要补充，是《西儒耳目资》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此两部分为王徵在《西儒耳目资》所独创外，王徵还曾有过一个增补计划:

愿天假余闲，期与二三同志，更将此书第三边正一谱 (《西儒耳目资》分为三谱，即译引、音韵、边正。译引谱讲述音理;音韵谱按音求字;边正谱即字求音)就依西儒所订所排之序之法，一检《韵会》小补所注音义。大书其字而细释之。第务摘其切要，删其繁芜，益补续志其所未备。再于大书真字之下，并搜草字、隶字、篆字，一同列之。[3]47

如果王徵这个计划得以实行，他将完成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部字书大全，这也会成为《西儒耳目资》中王徵独创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可惜未果。

(二)与金尼阁合作的内容

王徵与金尼阁合作的内容集中在《西儒耳目资·译引首谱》中。《西儒耳目资》共分三谱，即《译引首谱》、《列音韵谱》和《列边正谱》。《列音韵谱》和《列边正谱》的用法说明、特点和意义均包括在《译引首谱》中。《译引首谱》是《西儒耳目资》的总论，以图例和问答阐发音韵和边正的道理。因此，《译引首谱》包括图局和问答。图有两个，前图万国音韵活图为西语字母图，后图中原音韵活图为汉语声韵母图;每图之后各有图说。之所以称为“活图”，是因为“西号相配相会，音韵生生之执掌也”[3]53－54。局亦有二，即音韵经纬总局和音韵经纬全局。之所以称之为“局”，是因为“其形如奕之盘”;“总局”意为“未分轻重平仄甚次”，为不分声调(清浊上去入)的音节表;“全局”则因“一一细分之也”，全局为分声调的音节表。两局皆表列以声母、韵母相拼而形成的音节，“每局音韵有父有母之字，经纬相罗处生字子，则万音万韵，中华所用尽矣”。[3]54上述图表以清晰、直观的形象，列出西语字母和汉语声、韵母等等，起到索引的作用。

配合图例，《译引首谱》有三个问答:《列音韵谱问答》、《三韵兑考问答》和《列边正谱问答》。三个《问答》应该是王徵和金尼阁共同合作完成的内容。这一点，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问答小序》中有证明，他说:“今寓关中，良甫王君酷爱其书，必欲授之剞劂。辄又互相质证，细加评核，而成此问答篇。此则旅人问答之所由作也。”[3]110

《列音韵谱问答》共142条，附《切子四品法图》、《切母四品法图》和《等韵三十六母兑考》、《元母生生总图》、《五十总母谁生谁目录》。《列音韵谱问答》解释了如何用西方注音符号表示汉语语音的方法，对汉语音韵系统也进行了分析。《列音韵谱问答》从西士如何更快地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方法问起。1－7条问答主要解题，其内容包括解答此书名意义，内容布局，语言和文字的先后关系，声、韵、音、言四个概念的关系。8－13条问答介绍了西号，说明用西号分辨音韵的可行性和易学性，认为以西号相配而生万物之音，不仅可指音，而且能成意。14－18条问答则探讨西号之自鸣元音、同鸣辅音及其发音特点。19－25条问答讲了西号单字元母及其所生子母第二音素、孙母第三音素、曾孙母第四音素及所生之法。26－29条问答在探讨字母韵母数量的过程中，总结了中国传统三韵书所记韵母数量的特点。30－56条问答主要探讨了字母韵母、字父声母和字子音节的问题。包括三个名称所指，各自的数量、字子的类型、中国音韵书特点及其所存在的相关问题。57－63条问答讲音之轻重。64－90条问答谈音之声调，包括清浊上去入五声、其记忆之巧法、有音无字情况的处理方法、平仄清浊甚次的西号表达。91－142条问答详论中西切音之法。包括中西方标示字音方法的不同，以西号标示中国字音的一些具体理论问题的探讨，诸如字父、字母和字子的受切情况等。

《三韵兑考问答》共54条，附《三韵母字于西号相兑考》。《三韵兑考》是王徵所作，他以金尼阁的拼音系统和中国《洪武正韵》、《沈韵》、《等韵》三部韵书的等韵系统相对照，用以说明西方的拼音与汉语音韵系统的对应关系。王徵在完成《三韵兑考》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半信半疑、不很清楚的地方，去拜访金尼阁继续请教，他们的共同探讨最终被整理成《三韵兑考问答》，置于《西儒耳目资·译引首谱》之《三韵兑考》后。1－2条问答肯定了作《三韵兑考》的工作。西士认为:“有字之韵易兑也，无字之母，一一兑之不爽，非君善认西号，乌能若是”，而中士则认为:“三韵与先生之韵相兑，能阐音韵无数之妙”。 3－7条问答谈了三韵中的总音和总韵，探讨了三韵中均不列总音、总韵类别的原因，三韵中总音、总韵的数量和能够了解其中总音、总韵的意义。8－15条问答探讨了母韵排列顺序，包括西士所列五十母摄的先后顺序，单、双、三、四字中每品顺序，除元母以外余字的顺序。还包括三韵中五母先后顺序，三韵中五声数量，每声先后顺序。16－22条问答讨论了第一摄与汉语音韵相对应的几个问题。23－30条问答讨论了第二摄相兑中的问题。31－36条问答探讨了第三摄相兑中的问题。37－40条问答讨论了第四摄相兑过程中仍存在问题。41－42条问答则是第五摄相兑中的问题。43－45条问答讨论了分辨相通之韵的方法。46－53条问答主要讨论了余母之摄的问题。包括第六摄、第九摄、第十摄、第十一摄、第十四摄、第十六摄和第二十五摄中的相关问题。二十五摄之后，没有问题。第54条问答中，金尼阁解释了他所附的《三韵母字于西号相兑考》的作用。

《列边正谱问答》共28条，附《五音篇海目录》、《正韵海篇目录》和《韵会小补字母目录》。《西儒耳目资》的第二部分是《列音韵谱》，相当于一册通过字音寻检汉字的字典。第三部分是《列边正谱》，相当于一册通过字形寻检读音的字典。《列边正谱问答》则说明了由字查音的意义和方法。1－4条问答首先解题，阐述了先有音韵谱、后列边正谱的原因，“边正”释义和边正谱的作用。指出“边正”属字学，“边者，在字之旁者是;边字之外，或在左右、上下、四方者，俱曰正”[3]245，揭示了汉字边为旁，正为体的主次结构。又说明音韵谱以音察字，边正谱以字察音。5－12条问答主要研讨中国字学家所列边正法中所存在的问题，即列正字方法得当，但列边字法有取意、有取音、有不取意也不取音而散排三种方法，此三法都存在问题。如取意法，以门类分，则无意义之字无法编排，导致其中颠倒错乱;如取从音，则边字多半字而少人知其音;不取意不取音而散排的方法则更无章可寻。13－15条问答则谈西士解决中国边正问题之法，即边字也按照笔画编排。西士还整理并加附篇海、海篇目录，目录之后各有小说，阐明按边旁字体笔画查韵书之用。16－27条问答则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边正谱中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边正之列从何能治音韵之乱”、“正韵、韵会二谱皆无多字，恐先生之功不全”、“《韵会小补》人多未知，指之何用”、“西号之画易算，一二而已，请详此法”等。第28条问答，即《列边正谱》的最后一条问答，表示音韵、边正二谱字字相同，因此，以字察音和以音察字可互观，有相得益彰之用。

(三)组织校刻、出版《西儒耳目资》

《西儒耳目资》“书作于乙丑年夏月，于丙寅年春月告竣”[3]48，即明天启五年(1625)夏开始作此书，第二年春天完成，同年在西安出版①。王徵几乎全面组织和筹划了《西儒耳目资》的校刻、出版。他不仅为之作序，还全面校订此书;此后，他筹集资金，组织刻印。

王徵的《西儒耳目资叙》，作于天启六年(1626)春天，那个时候，《西儒耳目资》已经基本成书了。作《叙》的过程，就是他对《西儒耳目资》全面校对的过程。王徵虽然谦虚地称《西儒耳目资》的校对“至于一字、一音、一点、一划细加校誊而毫不致有差遗者，则金先生之门人鼎卿陈子之功为最”[3]47－48，但是在此书成书过程中，王徵参与很多，他对全书的内容必然了然在胸，因此，《西儒耳目资》书前封面题“秦泾王徵校梓”。“校”即“校对”，可见，王徵承担了具体的校对工作。

王徵还积极刻筹集印《西儒耳目资》的资金。张问达父子的序为证明，他们的序是在王徵的邀请下作的。张问达的《刻西儒耳目资序》，首先强调字学的重要性并回顾了中国音韵学史，其次借王徵之口表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最后肯定其意义，并说明要吩咐儿辈校梓之以广其传。而张敬一就是张问达的儿子，他奉父命刊刻《西儒耳目资》，并为之作序。他的《刻西儒耳目资》主要介绍了这部书的结构和内容，另外，还明确指出此书不仅可资耳目，也可资心志，应捐资刻传之。

王徵在《西儒耳目资释疑》之后，附记了此书编撰、出版中许多人的贡献。因此，《西儒耳目资》是比利时籍西方传教士金尼阁和中国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部会通中西的语言学的著作。王徵慧眼识珠，积极参与此书的编撰和校订，还是《西儒耳目资》刊刻、出版全过程的组织者。

王徵在《西儒耳目资》中所作贡献已澄清。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西儒耳目资》的作者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始材料是王徵的《释疑》②，他认为金尼阁是《西儒耳目资》的撰述者，吕豫石和韩景伯是赞成者，张问达和他的儿子张敬一是捐资者，他自己是“周旋”此书的刻、传之人，金尼阁的门人陈鼎卿则是校誊者。也因此，较早的“景风馆藏版”《西儒耳目资》的书前封面题:“泰西金尼阁撰述;晋绛韩云诠订;秦泾王徵校梓”，其他版本也多题“了一道人良甫梓行”。而实际上，王徵将自己在《西儒耳目资》中的贡献说成是“刻传之”、“周旋终其役”，这是一种自谦的说法。他不仅周旋该书的刻、传，还独撰《释疑》和《三韵兑考》，和金尼阁共同完成《译引首谱》中的三个问答，即《列音韵谱问答》、《三韵兑考问答》和《列边正谱问答》。这些作为全书理论部分《译引首谱》的主要内容，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多。王徵是《西儒耳目资》的中国作者已毋庸质疑。金尼阁是西方作者也是确定无疑的。虽然他的《西儒耳目资》借鉴了前人成果，但对《列音韵谱》和《列边正谱》的创法之功是无法被抹煞的。韩云对西字巧法兴趣浓厚，并“再三问难”，对金氏撰写此书有敦促之功;吕维祺作为小学家，对此书有所订证，但文献记载缺乏，不知其订正内容和程度。就目前掌握文献，韩云和吕维祺不能算作作者。因此，《西儒耳目资》作者应著录为“金尼阁，王徵撰”。

二、王徵撰《西儒耳目资》的文化意义

王徵参撰《西儒耳目资》的过程是将《西儒耳目资》的内容纳入中国文化的过程，在西方语言学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中意义深远。

(一)会通了中西文化

《西儒耳目资》在王徵的参撰、宣传和影响下，不仅会通了中西语言学，也成为中西文化会通的契机。

《西儒耳目资》本是金尼阁为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所作的拼读汉语的工具书。他取名《西儒耳目资》，“西儒”即强调此书为明末来华的西士所作;“资”，其意是“助”;耳朵听见字音，但看不见字，从音查出字来，这就补充了耳朵的欠缺，此即“耳资”;眼睛看到字，但不认识，从本书可以查到字音，这就弥补了眼睛的缺陷，即“目资”。王徵参撰《西儒耳目资》订正和诠释了很多金尼阁并不太理解或者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西士而言，帮助他们更多、更系统和深入地理解了中国语言学，从而找到以西号学习中文的正确途径。例如，当金尼阁和王徵讨论母韵表达问题的时候，金氏说，当字母有音而无字的时候，多借一子字以代母，王徵就指出他们的一个问题:“母无其字，如是可也。但母有字，反弃之而立子，如东有翁，江有英，皆有埃，不几颠倒主从，而以婢作夫人乎?”金尼阁即意识到西士对于一些中文的字与音掌握还是有欠缺的，他说:“严哉严哉，子之精核，余欲掩假母之饰，而君故扬之。夫母音，子之韵也，以子音为其母韵，绝不能矣，君言诚是。”[3]141

金尼阁在学习王徵所作《三韵兑考》以及和王徵就此进行一些讨论之后，总结、创造出《三韵母字于西号兑考》，既解答了之前自己的一些疑问，也弥补了以往西士不能言之音的缺憾。这是金尼阁对中国传统音韵三书中的母字的认识深化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不断交流、碰撞的理论和实践积累中，金尼阁才改变态度，从最初不自信，不敢以粗陋之文示人，到更加自信和积极地出版《西儒耳目资》。

另一方面，对中国学界而言，王徵参撰、刊刻《西儒耳目资》的过程是将《西儒耳目资》的内容纳入中国文化的过程。王徵认识到西方语言学有“赞我文教之大同”的宝贵价值，[3]47意欲在中国学界宣传、推广《西儒耳目资》，使更多中国学者学习其内容、认识其学术价值。首先，他特意在全书之前特列《释疑》，表揭《西儒耳目资》的学术价值，解答中国学者的疑问，劝说中国学者增强信心、接受和研读此书。其次，他通过问答的形式与金尼阁认真探讨了很多具体问题，最终将它们总结整理成《问答》。《问答》实际上就是王徵与金尼阁向中国学者较为详细地介绍《西儒耳目资》一书各部分内容的总论。他相信《问答》诸篇能够引导中国学者注意西士创修的新型中国语言学之妙，并学习、应用于治学之中:“今耳得其译，岂不发我聪?目得其引，岂不发我明?学者能晓首谱之理，自能习两谱之用。”[3]256书稿也在很多方面调整成针对中国的音韵学、文字学讲解。通过这些努力，王徵启发了中国文人从一个新的角度、借用新的语言学方法学习、思考和改进中国传统语言学。

可以说，《西儒耳目资》从面对“西儒”到实质上的面对中国学者，其区别就在于王徵和金尼阁的深入、多次探讨之后形成的《问答》、《三韵兑考》、《释疑》和各篇序言。王徵用自己的再创作扩大了这部书的读者。之后，中国学者对于拉丁文字的兴趣由此逐渐浓厚并开始研究西字。金尼阁在《西儒耳目资》出版后，曾致信P．de Montmorency说:“余应中国教友之请，曾以汉文编一字典，凡三册，使汉字与吾邦之元辅音接近，俾中国人得于三日内通晓西洋文字之系统。此一文典式之工作，颇引起中国人之惊奇。”明末著名学者方以智《通雅》卷五十有“切韵声原”一编，述及《西儒耳目资》四次;“韵考”一节举金尼阁字父、字母之说和所创旋韵图，都借鉴了《西儒耳目资》的内容。虽然也引起一些批评的声音，如熊士伯《等切元声》卷八中“阅《西儒耳目资》”一节曰:“切韵一道，经中华贤哲之厘定，固有至理寓乎其中，知者绝少;因其不知，遂出私智以相訾傲，过矣!”周春《松霭遗书小学余论》下卷曰:“明季西人金尼阁窃《等韵》之余续，撰列音韵，究不过得其粗者，切脚下一字全不理会，几类洞庭切。又读字悉依中原音，且有依其国土音者，而古音且尽废矣。于字母之外，更造字父、字孙之说，尤为不典!”[4]663但这些批评的声音也不失为《西儒耳目资》在中国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又一种注脚。

因此，《西儒耳目资》在王徵的增补过程中成为中西语言学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王徵还多次强调学习西语对了解西学的意义。王徵利用他在中西语言学上的优势著译了很多西方文化典籍。他现存的著译之作还有《远西奇器图说》、《新制诸器图说》、《崇一堂日记随笔》和《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四部。除了《西儒耳目资》这部中西语言学专著以外，《崇一堂日记随笔》和《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是关于天主教义的。《远西奇器图说》和《诸器图说》则是科技著作。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中西会通的痕迹。例如，他在与邓玉函合作翻译《远西奇器图说》的时候，还采用西方拉丁字母作为本书序列符号，成为我国古代科技书籍中最早使用拉丁字母符号的书籍。而在一些论述和算题求证中，王徵则注意突出民族特色。例如，在第一卷第三条计算地球半径时，他就采用中国的地名加以说明。再如，对一些专用术语的译法，采用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叫法，特别是一些称呼，这样不但形象、准确，而且更容易被中国人理解。

总之，自王徵强调会通西语“可为后来翻译西学”，“以赞我文教之大同”[5]37，47，到梁启超“多译、多读西书”①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参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上海时务报馆，1896年。的需求，西学文献在中国输入长达300多年，出现了几次翻译西书的高潮。根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6]、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顾燮元《译书经眼录》[8]、徐惟则《东西学书录》[8]、平心编《全国总书目》[9]记载统计，从明季到20世纪上半叶的300多年间，在华编著、翻译的西书达7600多种。这些丰硕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和王徵等人强调会通中西语言、进而会通中西文化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说，王徵和当时一批学者强调会通中西语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价值的思想，是明末以来中国学界重视学习外国语言、重视翻译外国学术文化著作思潮的先河。

(二)完善了中国传统语言学

王徵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王徵与金尼阁的《问答》，深刻而准确地分析了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精华和不足。他认为中华之字，定意于字，以字之笔画象万物之内意。中国圣哲欲传音韵于后世，立巧法用汉字传之，即直音和反切。“直音”即借同类恒用之熟字，以译少用之生字;“切法”则借两字，一在前指声，一在后指韵。这些方法将耳鼓亦当目镜。连西方学者都称妙。中国传统语言学总体来讲，是比较好的。但是，他着重研究的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存在的不足。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文字较注音先出现，而且表意性很强，所以造成无字之音不能传。此中国传统语言学不足之一。二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家在列边字的方法上不够简便。虽有取意、取音、散排之法，但都不如计算笔划的方法。三是韵书对韵母的统计数字较乱。例如，关于总母数字的记载，音韵各书不同:《正韵》有23;《沈韵》有30;而《等韵》有35。四是一些分类不够精确清晰:例如，字母、字子，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字子和字母的分类标准，是立类曰母，从类曰子。如翁um，立类;宗、钟、公、冬、东、风、松等从之，即属从类。但是，将“立类”指立韵是可取的，而“从类”，即字子仅指从韵则未免缩小了范围。实际上，字子可被细分四类:有同父同母者，像东和冬;有同父异母者，像东、丁;有同母而不同父者，像东和风;还有异父又异母者，像东和列。又如，《等韵》一音之中，包含二、三不同之母:帮滂并明，都是重唇音，但明属麦m，与帮滂并属百p者大相径庭，这样分类显然不够恰当。五是有些语言学之理具备，而相关名称与理论总结缺乏。总之，中国传统语言学在接触西方语言学之前，系统尚未成熟。就像一批中国学者所言，中国的语言学家知其然，但没有明确其所以然。

因此，王徵和金尼阁等学者一起研究、补充了中国传统语言学:他们“创定中原所用万字之音有单、有双、有三、有四、有五”;“创定音韵即中原所不用者此书亦能备传”;“创定总音总韵虽中原所用有音而无字者，西号俱能书之”;“创定总音总韵，即无字者，但系此中所用之音，皆在总局之内”;“创定父横母纵相会交罗之法，虽遇无字空方，能知某音在此”;“创定切法以父为首，以母为末”;“创定切法谁可减谁不可减，谁减异父之首，谁减异母之末”;“创定切法以清切清，以浊切浊，不乱双平不同之声”;“创定《等韵》三十六母，不宜称母，止宜称父，又能减其所余，补其所乏”;“创定正、沈、等三韵彼余此乏条目”;“创定不同之韵有相通者另列一类”;“创定同音者，俱在同切之下，同韵者，俱排同摄同母之中”;“创定同父诸字、同母诸字常用而不移切字”;“创定算化之法，不必从意、不必寻门便得其字”;“创定五声高低之念法不拘有字无字，皆能分别其音，不至如《等韵》借客补位”。[3]38－45

其次，使汉语注音方法简单化，即用罗马字母注音代替反切法，王徵为中国汉语拼音注音和汉语拉丁化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王徵协助金尼阁完成的《西儒耳目资》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用罗马字母记录汉语语音体系的著作。在此之前，利玛窦等人曾创设了一个拼写汉语的拉丁字母方案，然而，他并无专著对西方音韵学和汉字罗马字注音的规划进行论述。因此，可以说《西儒耳目资》是欧洲音韵学输入中国最早的一本书，其以25个字母拼合汉字读音的方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语罗马化拼音方案。

《西儒耳目资》1626年在西安出版后，1627年被重刻。1933年，北平国立图书馆影印。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又重新影印出版，作为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参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借鉴参考这套拼音方案的后继成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实施以来，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学、新闻出版、邮电通讯、地名拼写、编序检索和现代信息处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周恩来总理1958年1月10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做的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350多年的历史。1605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1625年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可以说，《西儒耳目资》影响了中国汉语拼音的产生。汉语虽然没有必要完全拉丁化，但是，通过拉丁文形成的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认识和规范汉语发音的科学途径。它是汉语言学发展一种必不可少的辅助。

而且，王徵在语言学方面的态度对于纠正传统思想中一些糟粕发挥了一定作用。首先，他打破中国学术界“天朝心态”的自我意识。晚明时期的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完全是被动吸收，不少中国士大夫还没有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内、外在动力。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从未中断过的国家，固步自封、至尊至大的“天朝心态”根深蒂固。“天朝心态”在上自皇帝、下至士大夫庶民的头脑中或多或少地占有一席之地。连拥有先进思想的这批文人，也逃不掉历史的烙印。徐光启认为西学是“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李之藻认为“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王徵在《西儒耳目资释疑》中呼吁，中国学者要“克傲”。他说:“倘高明君子虚怀省览，不惟、不以西儒为标异，而且嘉兴之，以赞我文教之大同。”[3]46其次，他以实际行动阐释，读书人不仅要重“道”，也要重艺。他不仅三十年科举、忧国忧民，对“天命”执著追寻;还重“艺”，醉心于各种器械制造，并将其总结成书，并积极翻译西方机械工程学书籍。刘仙洲赞扬王徵说:“非有很高的见解和很大的毅力的人，不容易跳出它(重道轻艺)的范围。”[5]254－255

[1]计文德．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

[2]冯庚修，等纂．重修鲁桥镇志[M]．西安:西安精益印书馆，1923．

[3]金尼阁，王徵．西儒耳目资[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4]方豪．中西交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7]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57．

[8]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平心．全国总书目[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

K05

A

2095－0683(2011)06－0023－07

2011－10－20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70069)

毛瑞方(1979－)，女，河南滑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校 刘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