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的辨伪思想

2011-08-15何周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6期

关键词：古史古书孔子

何周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吕思勉的辨伪思想

何周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吕思勉的文献辨伪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凡书无全伪者，伪书大多“仍各有其用”;古史不仅“层累地造成”，同时又“逐渐地剥落”;不见记载者，不能决其必无也;传之与经，信否亦无大分别;其所谓实物者，实未必皆可信，等等。

吕思勉;文献;辨伪;古籍

吕思勉 (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 (今常州市)人，现代杰出历史学家。他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诸多领域里，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84－85张之洞《轩语》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可见阅读古书一定要先行辨伪。中国史上文献辨伪的成就很多，也有很丰富很精彩的辨伪理论出现。吕思勉的辨伪思想很有特点，不过都是散落在他的著述当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爬梳和归纳。

一、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

吕思勉对古书，总体上态度是很中庸的，他主张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史学家不走极端，而采取中庸之道，是最重要的史学态度。”[2]9吕思勉虽然与童书业一起主编过《古史辨》第七册，但他不是“古史辨派”学者，他对“疑古派”的过度怀疑古书，是持谨慎态度的，“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3]6这里明确指出疑古者的弊病，因为不懂古书通例，往往援引后世的体例，妄论古书，结果贻笑大方。他对梁启超和胡适辨诸子真伪的方法也表示不甚敢信，“然近人辨诸子真伪之术，吾实有不甚敢信者。近人所持之术，大要有二:(一)据书中事实立论，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断为伪。如胡适之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立政篇》辟寝兵兼爱之言，为难墨家之论是也。(一)则就文字立论，如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将军、上将军之名，谓为战国人语;又或以文字体制之古近，而辨其书之真伪是。”[4]19－20这里他对梁、胡的辨伪思想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根据书中事实立论，也不能孤立地就文字立论，子部之书是一学派的著作，不是一人的著作，诸子著作中有非本人所能言者，不一定即为伪书，书中出现后世文字，也不能就断定为伪书，因为诸子是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书是该学派的集体著作，后人可以不断增减修正，这是一个重要的古书通例，不清楚者以为《老子》就是老子所著，《孟子》就是孟子所著，就要犯错误了，所以古书不能轻易怀疑。他认为古人不会随意作伪，“至于动辄疑心古人作伪，更为无稽之谈。作伪乃特殊之事，非有特殊之原因莫肯为，岂有看作著述界经常现象之理。”[5]564作伪是特例，不是常事，“爱惜历史，为人类之天性。故虽或造作，其中仍有真事实。”[5]891随着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献整理的进展，事实证明，对不少古书的怀疑是错误的，也证明了吕思勉历史研究态度的正确。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能轻易相信古书。“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腊荷马之《史诗》，宋、元以来之平话耳。或侈陈而过其实，或臆说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3]120古人没有后世求实的概念，凡事都易“侈陈”或“臆说”，如形容乱世往往说“十室九空”，形容盛况说“万人空巷”，具体史实则阙如，这类描述和记载虽然不是全无根据，但断不能全信。

吕思勉认为被人视为瑰宝的先秦诸子都不宜轻信，“世每震于先秦诸子之名而不敢议，而不知诸子书中，精绝处固多，肤浅者亦不少，此是时代为之，不宜菲薄古人，然亦不宜轻信也。”[[6]766今天看来，这种谨慎的态度还是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对我们仍有启发。

二、凡书无全伪者，伪书大多“仍各有其用”

吕思勉认为，古书没有全伪的，伪书的内容不是全无根据，伪书有伪书的用处，换个角度看就是有用的书，特别在保存史料方面，伪书有其特殊作用。

比如，他认为《孔子家语》、《孔丛子》这样的伪书，仍有其用途，“《家语》、《孔丛子》虽为伪物，然古书无全伪者，除以私意窜入处外，仍多取古籍为资，实足与他书相校勘也。(此凡伪书皆然，故伪书仍有其用)”[3]12后人所作的伪书，本身虽是作伪，但可以考见作伪者时代的史实，“书之较古者，如《尧典》、《禹贡》等，决为后人所作，然亦可见其时之人所谓尧、舜、禹者如何，究有用也。而类乎当时史官，或虽出追述，而年代相去不远者，更无论矣。”[3]9他评价伪书《列子》说，“《列子》乃晋人伪书，然亦多有古书为据，善用之，固仍有裨史材，而尤可与庄子相参证也。”[[7]277伪书不是空穴来风，往往有所依据，所以其材料仍可以利用。

古伪书不是全伪，除了作伪者羼入的内容外，其余内容仍是从古书中采辑，可以在辑佚、考据等工作中派上用场，“凡书无全伪者:如《孔子家语》，王肃以己意羼入处固伪，其余仍自古书中采辑;又其将己意羼入处，以为孔子之言则伪，以考肃说则真矣。故伪书仍有其用，惟视用之之法如何耳。凡读古书，最宜注意于其传授。读古书者，固宜先知其学术流别;然学术流别，亦多因其言而见。清儒辑佚多用此法，如陈乔枞之《三家诗遗说考》，其最显而易见者也。”[8]62今天古书大都阙佚，如有古书互相比勘，即使是伪书，也是“一字皆宝”，“处今古书阙佚之时，苟有异同，一字皆宝。要在平情静气，以求其真。”[8]284

邹兆琦评论道:“吕先生的伪书大多‘仍各有其用’之说，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过去被人们耻斥为伪书的书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不同程度上‘救活’了一些‘伪书’，使它们仍能在祖国文化遗产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意义是很深远的。”[1]73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三、古史不仅“层累地造成”，同时又“逐渐地剥落”

吕思勉在《古史辨》第七册的《序》中，对“古史辨派”的观点进行了肯定和补充，他认为古史不仅为层累造成，同时有逐渐剥蚀的一面，“古史之传于今者，……其物本樊然淆乱，而由今观之，抑若略有条贯者，皆节经损益润饰而成。其人不必相谋，而其事一若相续。此顾君颉刚所由谓古史为层累造成。抑又未尝无逐渐剥蚀，前人所能详，而后人不能举其事者，此其所以益不易董理也。”[[10]63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11]67然而吕思勉对主流史学界的史学家，大胆质疑，明确提出:古史诚然为层累地造成，何尝不是逐渐剥落的呢?他认为必须认识到古史沿革的复杂性，在辨伪工作中才可以避免片面，避免疑古过度。

在《中国史籍读法》中，他仍苦口婆心地指出，“读古书的，于近人所谓‘层累地造成’之外;又须兼‘逐渐地剥落’一义言之，方为完备。”[12]90古书的一个重要通例便是轻事重言，重言的结果造成史实层累，轻事的结果便是史实剥落，有了这个认识，就可以更客观地进行古书的辨伪，这一思想是辨伪史上的重要创造，后来吕思勉的弟子杨宽等人加以发扬，在辨伪上有了新的理论工具。民国史学的主流是疑古与史料至上，吕思勉没有盲从，并在学术实践上加以抵制，显示了独立的精神，这也是史学家可贵的修养。

四、不见记载者，不能决其必无也

古书中没见记载的，不能确定就没有记载过，或从没有一种观点存在。他在不少地方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政治思想则不然，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有许多政治思想，怕始终没有发表过，亦不免于佚亡(凡高深的学说，往往与其时的社会不相宜，此等学说不容易发表，即使发表了，亦因其不受大众的注意，或且为其所摧残而易至于灭亡);此等便都无可稽考。”[5]4这里虽说的是政治思想，但应用在其它史实辨伪上也是同理。

“中国古代亦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之遗迹，如《周礼》所载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及周、召二公共和行政是也。但无正式之民主、贵族政体，此则书缺有间，亦且古事遗佚，不见记载者多，不能决其必无也。”[5]637民主、贵族政体这些古史的史实，多已亡佚，但不能说中国没出现过或从来没有民主、贵族政体。

又比如，“孔子所论，以小康之治为多，而大同不过偶一及之罢了(古人学说传者，皆阙佚已甚。或孔子对于大同，多有论列，而所传者仅此，亦未可知。)”[5]157孔子多谈小康，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孔子没有大同思想，只是没有多传下来，我们不知道罢了。还有，“古人言论，传于后世者不多。如贾生之策治安，可谓切于事矣。然亦未尝不言改正朔易服色也。设使贾生他说皆不传，而独传其改正朔易服色之论，后人亦将以迷信之徒视之矣。书阙有间，不宜据偏端作一成之论，凡读古书皆然，正不独汉史也。”[5]754古人言论，流传下来的不一定全面，不能偏据一端，对其加以评论。不要苛求古书记载的史实面面俱到，一本书有它的侧重点，没论到的部分，或许有其它书去记述。所以，我们在作学术结论时，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死，我们没看到的资料，不一定就是没存在过的，或没出现过，这在辨伪上也是重要的思想。

五、传之与经，信否亦无大分别

吕思勉是经今文学的大师，他尊崇今文经，但他并不固执，他认为经在现代社会，只能当史料看，已经失去往昔的至尊地位了。“经学，我自始不承认他可以独立成一种科学，而经学的全部，却是治古史最紧要的材料，即治后世的历史，也不是和经学没有关系。就事实论，把全部的经学书籍都看成治史学应用的书，亦不为过。”[5]266并且他认为，从史料价值上看，经与传的可信度，没有大的分别，“则‘既知古代书籍，率多治其学者东鳞西爪之谈，并无有条理系统之作，而又皆出于丛残掇拾之余;则传之与经，信否亦无大分别’是也，世之尊经过甚者，多执经为孔子手定，一字无讹;传为后学所记，不免有误。故于经传之互异者，非执经以正。传，即弃传而从经，几视为天经地义。殊不知尼山删订，实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亲笔。即谓其字字皆由亲笔，而孔子与其弟子，亦同时人耳，焉见孔子自执笔为之者，即一字无讹?言出于孔子之口，而弟子记之，抑或推衍师意者，即必不免有误哉。若谓经难私造，传可妄为，则二者皆汉初先师所传，经可信，传亦可信;传可伪，经亦可伪也。是以汉人引用，经、传初不立别。”[13]10－11孔子编六经，不一定全部亲力而为，不一定字字珠玑，经和传一样，可以怀疑。吕思勉的这一思想，大胆怀疑经的至尊地位，跟疑古派是遥相呼应的，契合了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

六、其所谓实物者，实未必皆可信

针对部分人迷信考古实物的思想，吕思勉冷静地指出，考古实物也可以作伪，不能偏好。“刘氏誉《左》，可谓成癖;独其与《汲冢纪年》有异，则又非《左氏》而取《纪年》，由其过尊目击而贱传闻，遂使作伪者得仇其欺也。今人亦好言实物而贱书史;然其所谓实物者，实未必皆可信，不可不猛省也。”[8]295－296刘知几非常推崇《左传》，但又更信《汲冢纪年》，因为《汲冢纪年》是出土古书，但据吕思勉考据，汲冢古书不一定非伪，未必可以相信;后世出于逐利、游戏等原因，伪造古董更是常见，突出的例子就是甲骨文的伪造。“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盖在财产私有之世，事无不为稻粱谋。而轻脱自，有意作伪，以为游戏者，亦非无之。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迨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员访察，则作伪者确有主名;而市肆所流行，真者且几于绝迹。(见《安阳发掘报告书》第一期《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晚近众目昭彰之事如此，况于年久而事昧者乎?古物真伪，若能据科学辨析，自最可信。然其事殊不易(如殷墟甲骨，其刻文虽伪，而其所用甲骨则真)。”[3]19－20怀疑甲骨文的不只吕思勉一个学者，章太炎也持怀疑态度，“到他晚年，看法虽然有了变化，承认‘钟鼎可信为古器者十有六七’，但仍然认为‘其释文则未有可信者’，同时坚持甲骨为伪。”[14]56吕思勉出于对市场伪造甲骨的怀疑，在他的《先秦史》中，没采用甲骨文材料，有人称为瑕疵，个中功过，无法评价，但对出土文物的谨慎态度还是很有必要，今天的文物造假，往往以假乱真，可以推想吕思勉当时的考量。

吕思勉的文献辨伪思想，核心在于既不对古史一味迷信，也不一味怀疑，他本着求真的精神，对古代文献的真伪和价值加以辩证地辨别和分析。虽然吕思勉的辨伪思想大部分还是上世纪前半叶的，此后辨伪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他的这些精辟辨伪思想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仍不过时，阅读古书和整理古籍还是可以参考他的看法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吕思勉文献辨伪思想很小一部分，不免挂一漏万，其博大精深的辨伪思想不是一篇短文所能概括。不当之处，盼方家指教。

[1]俞振基．蒿庐问学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6．

[2]顾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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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傅斯年．史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M]∥古史辩(第一册)．北京:朴社，1926．

[12]吕思勉．史学四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