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颖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外国文学教学中的音乐介入

刘 颖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本文以独白文学与主调音乐、复调文学与复调音乐、后现代文学与无调性音乐为例，说明了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音乐的介入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增强学生的美学体验。

外国文学；教学；音乐

外国文学课程作为外语专业学生的核心课程，在中国各个外语院校／系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不过，长期以来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却过于千篇一律。大多数情形下教师就文学而谈文学，缺少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通和交汇。我们知道，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在中国传统里面，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所收的305篇长诗、短诗都是合乐歌唱的，乐府诗也是诗乐互补配合的典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乐府诗时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就是说诗是音乐的心灵，声调旋律是音乐的形体。至于中国的戏曲则更是文乐结合的典型代表了。同样的，在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引入其他艺术门类，比如说音乐，将有助于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各种类型的特点有更好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形式，更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我们接下来以独白文学与主调音乐、复调文学与复调音乐、后现代文学与无调性音乐为例来说明如何让音乐介入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

一、独白文学与主调音乐

“独白型”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志支配下层层展开。在这类小说中，全部事件都是作为客体对象加以表现的，主人公也都是客体性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意识的客体。虽然这些主人公也在说话，也有自己的声音，但他们的声音都是经由作者意志的“过滤”之后得以放送的，只具有有限地普遍性地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而不能塑造出多种不同的声音，因而并不形成自己的独立“声部”，听起来就象是一个声部的合唱。主人公的意志实际上统一于作者的意识，丧失自己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在目前国内外语院系所使用的外国文学教材里，选编了许多独白型小说的章节，其中通常都会有我们所熟知的马克•吐温、海明威、查尔斯•狄更斯、简•奥斯汀等。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具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中心明确，整个叙事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比如，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活泼风趣的文字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她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情感》围绕着两位女主人公的择偶活动展开，着力揭示出当时英国社会潮流中，以婚配作为女子寻求经济保障、提高经济地位的恶习，重门第而不顾女子感情和做人权利的丑陋时尚。小说中的女主角均追求与男子思想感情的平等交流与沟通，要求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权利，坚持独立观察、分析和选择男子的自由。在当时的英国，这几乎无异于反抗的呐喊。如同书名里所体现的那样，故事集中表现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

可以看到，这一类小说的叙事线索非常清楚，自始至终为同一主题服务。在讲解此类作品时，我们就可以引入主调音乐，让学生在课堂或者课后进行欣赏，以形成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通感，提高审美情趣。具体说来，诸如柴科夫斯基、布鲁克纳、贝多芬的音乐与“独白型”小说就非常地匹配。以贝多芬为例，其音乐作品都有非常鲜明的主题，有的甚至直接冠予能反映主题的标题。在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中，《命运》、《英雄》、《田园》等都有如一部“独白型”小说一样，有一条清晰的故事线索，其中有开始、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其中，朴素清新而又词韵丰美的《田园》最容易让人感到亲近，处身于这样的音乐，听者每个毛孔都会舒展开来。这是大自然的气息，秀美的旋律浃着清风纷飞，处处是咂之不尽的甘甜。贝多芬亲笔为它们写下标题：“第一乐章，初睹田园景色时的喜悦心情；第二乐章，溪畔景色；第三乐章，村人欢聚；第四乐章，电闪雷鸣，暴风雨；第五乐章，牧歌，暴风雨后的欣喜与谢天之歌。”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原打算还要对音乐场景作更多的解释，可是后来又认为“任何对乡村生活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自己去体会作者的意图，无须写上一大堆标题”。在这部交响曲首次演出时，节目单上的标题为“田园生活的回忆，F大调”，并特别在第一小提琴声部的乐谱上注明“着重于感情的表现，较少绘画似的描写”。所以，面对这部音乐史上最出名的标题音乐，我们在音乐里作出与每个乐章的标题相似的联想是合情合理的。听《田园》，只需要你的胸怀向大自然开放，音乐里流淌的田野气息就会把你的身心都托起来，与之一起荡漾。

除了各自拥有的鲜明主题外，简•奥斯汀用文字所描写的乡绅生活与贝多芬用音符所表现出来的田园风光在生态思想上也遥相呼应，高度统一。它们将人当作大自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将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我们在讲解奥斯汀的作品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后欣赏贝多芬的《田园》，这样，学生对何谓“独白型文学”和“生态主义文学”就会有更好的理解。

二、复调文学与复调音乐

前苏联的文学理论大师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部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复调文学这个概念。与独白小说中作家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不同，复调理论认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叙述人，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把一切事情看得那么清，把一切线索都理得那么清，把一个个故事都讲述的那么完整，因为他自己的灵魂深处也有可能是割裂的，自相矛盾的。所以，在复调小说中，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作家与主人公之间是平等的，主人公之间也是平等的。正是因为这种平等关系，同一个人物或事件需要多种平等的声音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叙述或展开对话（巴赫金 1988：76）。所以，在同一文本中的对话性和多调性展开而形成的丰富织体便是复调小说的最大特点。复调小说这些特点是相对于独白型小说而言的。虽然独白小说也可以是多线索的，但这些线索之间并不是对等的关系，其中总会有一条主线。整部作品只有一个认识主体——作者，认识客体都被囊括在作者的视野和意识里，由作家来对其进行比较、对照和评说。不同的形象与意识之间没有任何对话关系。而在复调文学作品中，各种声音处于平等地位就不同的观点直接交锋。这些声音热衷于自我分析，并随时准备与另外的声音进行辩论或交流，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与众多意识的相互对峙中，折射出人物对自身和周边环境的述说，张扬人物自己对其他人物的见解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马新国 2002：485）。复调作品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坎特伯雷故事》，它包容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是当时英国各社会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新旧思想、各种性格的人物之间的对话。乔叟笔下的香客——叙述者们是个性化的人物，既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又拥有充分独立的主体意识，他们在朝圣旅途上各抒己见，用故事表达他们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想意识。作者并没有试图把他们的观点统一起来，而是兼收并蓄，让故事之间展开了对话，造成了《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肖明翰 2006：74）。

文学中复调这一概念和音乐的复调是一脉相承的。在讲解这一类文学作品时，教师可以引入J.S.巴赫的复调音乐。复调是与主调音乐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调音乐织体是由一条旋律线（主旋律）加和声衬托性声部构成的。复调音乐是由若干（两条或两条以上）各自具有独立性（或相对独立）的旋律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时结合或相继结合）出现，协调地流动，展开所构成的多声部音乐。复调音乐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公元9至15世纪是它的孕育期和发展初期，教堂的宗教活动促进了这种多声部音乐的发展。在16至18世纪的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巴赫将复调音乐发展到了极致，其代表作为“赋格的艺术（Die Kunst der Fuge）”。德语中“Fuge（音译为赋格）”一词就是复调的意思。当我们聆听巴赫的作品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巴洛克时期的复调音乐根本就无所谓开始（虽然它有第一个音符），也无所谓结束（虽然它有最后一个音符），它的音符永远流淌在一个横断面上。而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如贝多芬的《命运》、《田园》等）则有明显的开篇和结局，整部作品由一个完整而鲜明的主题构成。复调音乐中多个声部同时进行，相互追逐、缠绕，但没有任何一个声部是突出的。复调音乐作品虽然在形式上会存在一个最后的音符，但其最后一个音符并没有给你这是某个主题终场的感觉。似乎只要时间允许，这种多声部的相互追逐和缠绕可以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这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精髓是非常类似的。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就是指多种声音／意识处在相互平等地位基础上的共时的、没有结论的对话。

三、后现代文学与无调性音乐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于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高潮。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仅反“旧的”传统，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试图建立的“新的”传统也彻底否定。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文学和艺术应该是建立在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基础之上的。后现代文学不依托任何死去的或活着的理论。在体裁上，对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破坏性”的文学，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崇高的事物和信念都是从话语中派生出来的短暂的产物，不值得“真诚”、“严肃”的对待。客观世界和人自身都被异化了，历史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社会体系不可改变。后现代主义作家不愿意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道德、美学等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他们不仅无视对这些问题的关切，甚至无视这些问题本身。他们不再试图给世界以意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崇尚所谓“零度写作”，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平面化。在后现代文学中，写作消失了内容，而转向“写作”自身。作家仅仅把话语、语言结构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写作成为一种纯粹的表演、操作。例如，后现代主义作家往往蓄意让作品中各种成分互相分解、颠覆，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寻。在文体上，惯用矛盾、交替、不连贯性和任意性、极度、短路、反体裁、话语膨胀等手段，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困难重重。保罗•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西蒙娜•德•波伏瓦《女客人》、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后现代文学的特点。

与后现代文学相对应的是无调性音乐。勋伯格开创的无调性音乐决定性地推翻了贝多芬和西方音乐中作为“总体”的调性，他把无调性的不谐合音置于音乐最具表现力的位置。无调性音乐的出现使音乐完全摆脱了常规，摧毁了线性发展的理性逻辑，同时又包含了某些粗野的东西。在勋伯格对文化的敌意攻击中，这种粗野使得艺术的表面不断发生震动。不协和和弦相对于协和和弦来说富于差异性和反叛性，完全不受文明秩序原则的约束。如果说调性原则和调性音乐表达的是强有力的主体性精神，那么无调性音乐则是主体精神的崩溃、中心的消解。勋伯格的音乐避免调性音乐的那种令人快慰但不真实的装饰性，不是让材料屈从于主体的意志，而是让材料的异质性充分暴露出来，将世界赤裸裸展示出来，而人的热情和主体精神则丧失殆尽。但这种形式上的破碎并非是对生活破碎的否定，无调性音乐中的孤独恐惧正是以破碎的形式泄露了这种社会的秘密，它“从毁灭中传来的”是“绝望的信息”。

四、结语

将不同类型的音乐嵌入外国文学课堂，让在美学体验上相类似的艺术门类交映生辉，可以说是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一种创新。在实际运用中，这样的尝试不仅仅让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也令他们了解到了不同时期整个艺术思潮的发展与变化。从艺术哲学的角度说，任何艺术样式，在表情达意这种功用上，都是相同的。音乐与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表现人类最为复杂微妙而且丰富深刻的思想情感方面，文学和音乐的功用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各自所使用的材料、手段、方法、样式等不一样罢了。二者的有机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外国文学的教学形式，让学生从视觉与听觉两个渠道体验到文艺之美。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顾亚铃译. 三联书店，1988.

[2]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肖明翰. 试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J]. 外国文学研究，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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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427（2011）01-0143-02

2010-11-03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