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亚玲

按照历时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建构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翻译研究的思维层面也呈现了语文学范式的非理性、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工具理性、解构主义范式的反理性以及目前方兴未艾的建构主义的交往理性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转向不是凭空肆意地发生的，而是受到了哲学观从本体论向认识论，从认识论向语言论转向的深刻影响，本文旨在阐述历次哲学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深刻影响。

一 古典主义知识论时期的翻译研究

十七世纪以前盛行于古希腊的是本体论哲学，又称为古典主义知识论，其核心问题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的本源应当是水、火、土、气，而泰勒斯认为是火，毕达哥拉斯则认为是数，虽然结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因此个人的体会决定事物的特征，超越人的认识范围的事物是无法被感知的，人是认识一切真理的标准。较之西方古典主义知识论，中国古代哲学也逐渐形成了五行说、阴阳说、八卦说和元气说等朴素哲学理论。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翻开中西方翻译理论史可以看到翻译家零星的、随感式的经验之谈构成了翻译研究的最初理论形态。译者主体的“直觉”和“灵感”使翻译研究笼罩了一种灵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