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芳

一 媒介素养及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是应对媒介时代，传媒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而提出来的有关受众基本素质的一个概念。它指公众对媒介信息或文化的解读能力、批判能力以及主动利用媒介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具体包括对媒介信息或文化的选择、理解、质疑、批判和使用的能力。［1］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培养受众主动的媒介使用能力及健康的媒介批判能力，使受教育者能够充分地利用传媒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教育。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是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特例，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素养教育。它强调站在民族的高度上培养对媒体信息的主动利用能力和对媒介文化的批判解读能力。前者是基于信息时代信息的巨大能量而提出的培养少数民族主动利用媒介信息，发展民族经济、传播民族文化的能力的策略;后者意在防止本民族相对弱势的民族文化在强势的媒介文化的冲击下失去方向而被同质化。

自上世纪3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被英国首次提出来之后，迄今为止，媒介素养教育在许多发达国家已成为终身教育，而在我国理论上的研究局限于发达地区的受众，实践上的推行尚未正式起步。少数民族作为特殊的群体其媒介素养教育还少有学者涉及。

二 民族地区媒介拥有及利用情况

对民族地区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电子媒介。2006年，有学者曾对我国民族地区媒介的拥有情况作过调查，民族地区“电视机总拥有率为95%，拥有电话(固定电话或手机)的家庭占84%……”，［2］从数据上看，民族地区电子媒介基本普及，其拥有率很高。在以偏僻闭塞著称的广西那坡黑衣壮族的村寨(以屯力屯为例)，家家户户有电视机，少数人家里还有家庭影院。年轻人都有手机，没手机的家庭基本都有电话。

“近四成农民不知道中央七套是农业频道，只有一成农民经常看本省、本地区、本县电视台播出的农业节目，也没有看过《科技苑》《致富经》《每日农经》这三个中央七套办得较好的农业栏目;……八成农民对广告持排斥态度，只有一成多的人认为广告对生产、经营、消费有作用。……七成以上农民在种植业、养殖业活动中从没借助过媒介”［2］，这说明少数民族农民对媒介信息的利用率极低。以下是笔者田野调查的一次访谈记录。

1.那坡县吞力屯54岁的黄先生:

问:您家里有电视机吗?

答:有呀，都有两台，我一台，儿子有一台。

问:您记得您第一次拥有电视机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答:久了!20多年了。

问:您家电视现在能收到多少个台?

答:54个台。

问:您一般收看电视在什么时间?

答:基本在晚饭之后吧。一般是等每晚喜欢看的电视剧放完就睡觉。

问:您一般收看电视上那些节目?

答:基本看电视剧，还看看新闻，比如去年的四川地震呀。

问:您知道有哪些农业频道吗?

答:不太清楚，好像中央台有专门的农业频道吧。

问:您经常看这个频道吗?

答:不经常看，那些节目内容离我们太远，不实用。

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民族地区的农民现在虽然境遇改善了，电视普及了，但电视在民族地区仅发挥了娱乐功能，看看电视剧，丰富农闲生活而已;有些农民对电视的真实度有一定程度上的质疑，比如广告，但主动利用的意识不强。电话大多也只用来联系亲情，很少涉及业务联系，他们基本还是传统农业经济，粗放型、小规模的地区经济。

三 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少数民族大多处于我国的边、穷地区。地理上的偏远、经济上的落后使之成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在现代化异军突起的今天，少数民族发展的愿望极为迫切。同时与经济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资源富集，但如今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在强大的现代媒介文化的攻击下，也一直处于劣势。媒介素养的欠缺正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

1.利用媒体能力欠缺，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社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业资源有限，耕作方式落后，其经济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要想改变本已落后的经济发展状态，科技兴农、信息致富，是唯一的路径。但由于媒介素养的欠缺，多数少数民族受众对媒介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的娱乐功能上，媒介信息的巨大发展功效被忽略。

现代传媒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传媒的信息功能能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使社会需求的满足过程更节省、更有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就是资源。缺失得到这种资源的机会、没有合理使用这种资源的能力，一个人会沦落为信息时代的弱者，一个阶层会沦落为信息时代的弱势群体，一个民族会沦落为信息时代的弱势民族。我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民众由于文化素质偏低，对新事物理性思维能力不强;又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闭塞，所得到的外界的信息相对较少，对信息的敏感度较弱。这样，即使每天身处信息海洋中，某些少数民族受众也往往仅注重媒介文化的现实娱乐功能而忽略了媒介信息潜在的巨大价值。

知沟扩大假设理论认为，“当大众媒体的信息流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增长时，一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会比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更迅速地掌握这些信息，结果，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知沟趋向于不断增长而不是减少”，［3］这意味着本来就拥有很多信息的社会群体会更好地继续获得更多信息，而那些本来就拥有很少信息的社会群体相对来讲获取的信息更少。同时“媒体使用的方式方法会强烈影响知沟，比如本来就拥有很多信息的社会群体使用媒体时侧重于获得信息，而本来就缺乏信息的社会群体更倾向于利用媒体来娱乐消遣……”［4］这样以来，随着媒体交流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如果不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势必会被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终离社会群体方向越来越远。

2.媒体思辨能力欠缺，造成外来文化的移植与本土文化的消解。

一些民族地区，尤其是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很少拥有自己的媒介话语。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有意识地围绕着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予以确立的，其所传播内容多是社会主流文化，反映的是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及价值标准。以致大众传媒在展示现代文明成果，改变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文化陋习的同时，由于受众媒介素养的欠缺，也在悄然消解民族传统文化。

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里，传统的民居建筑已经有不少被现代化的“洋楼”所取代;民族服饰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多潮流倾向的现代服装;民间文艺被铺天盖地的媒介娱乐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传媒提供的即时即刻的娱乐盛宴淡化了人们对民族节日里积蓄已久的欢乐的期盼，民族节日变得简化或者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节日里盛行的民族歌舞、戏剧、花灯等不仅没了观众，也变得后继无人，大受年轻人欢迎的是电视里的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剧等;随着一系列表征民族文化物事的消减和没落，少数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也大大降低。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里，人们普遍地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多少了解和自豪感。年青一代对超女、快男等娱乐节目，成龙、李连杰等电视明星的关注度、熟悉度远胜过关心、熟悉本民族的历史、神话。

虽然文化从来就不是静止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历史上也时常发生，但那是缓慢而少量输入的过程，文化主体内部的更生机制足以消除对外来文化的排异反应，吐故纳新，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如今，在刹那间洪水般的异域文化和信息流的冲击下，毫无准备的少数民族深陷传媒的漩涡里，输入与输出的极度不对等，少数民族文化处于绝对弱势和巨大逆差的困窘状态。在空前强大的文化交流逆差之下，传媒展示的大众文化是主流，从流行音乐、饮食习惯、衣饰鞋帽到思想观念等方方面面，大众文化的影响无不渗透，本土语言和文化都受到巨大冲击。同时，传媒对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城市风情、衣着打扮、豪华房舍的展示使人们产生了对主流社会现代化的迷恋，更使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的期望期大大提高，盲目追求主流社会的生活和表现形式，淡漠了本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

然而任何文化都是不可复制移植的，都有其独特的生境，都蕴含着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感，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恒常性的支持。一些少数民族歌谣、民谚、典故、服饰、建筑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承，并对后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社会心理、审美特征、民族情感及文化共识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民族发展内在动力的物质表征。传媒时代，民族传统文化不应让位于传媒制造的虚拟大众文化，少数民族受众应站在民族的高度看待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适性与独特性问题，真正理解大众文化与本民族传统文化，辩证地看待媒介带来的物质繁荣，并结合本民族具体的生境，取长补短，实现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了促进个体高质量地存在而具有了民族存亡意义上的深远含蕴。

美国科技评估署发现，“能够策略地运用信息和传播设施的群体与不能这样做的群体之间，差距将会加大。甚至，最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恰恰是那些传播新科技被认为能改善他们生存境遇的人:穷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与技术隔绝的人，以及挣扎着生存的小企业”。［5］传媒时代，面对暗含巨大能量的传媒信息流和多彩而强势的传媒文化，策略地利用媒体、主动地思辨媒体的能力对于边缘群体、边缘文化来说是安身立命、追赶时代潮流的顺风帆船。从这一方面来说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1］陆晔.中国传播学评论——媒介素养专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2.

［2］林晓华.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的发展［D］.四川大学，2006.

［3］吕巧平.媒介化生存——中国青年媒体素质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27.

［4］邵瑞.中国媒介教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序(2).

［5］林晓华.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的发展［D］.四川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