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蕾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宣传部，吉林 长春 130028）

张爱玲的小说常以女性作为叙事主体，描写殖民背景下女性尴尬失落的不幸命运和旧文化背景下女性苍凉绝望的生存状态。或许是演绎女性形象的需要，或许是女性意识的另类表达，不管张爱玲有无创作诚意，男性群像的书写已成为其不容忽视的写作事实。但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多是令人失望的、负面的、被否定的，其作品中弥漫着强烈的男性批判意识和消解男性权威、解构男权社会的女性意识。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对于男人，张爱玲悲哀地发现“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1］基于张爱玲对于男人的复杂情感，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也是丰富多彩的，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旧时代的遗老遗少、新旧兼杂的洋场阔少、病态的都市男性、侨居沪港的外国男性。

（一）旧时代的遗老遗少

这些沉溺于醇酒、鸦片和妇人的没落家族的遗老遗少们生活在旧中国转型期，一方面封建道德体系虽面临崩溃却仍在勉强维持；另一方面西方商业文化强烈冲击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新旧文化的畸形交汇造就了男性的诸多弱点，他们不仅形体残缺，而且精神残障，一无所能，靠吃祖宗遗产，甚至靠女人养活。

《花凋》中的郑先生只知道醇酒、鸦片和妇人，“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不愿意拿钱给患上肺病的女儿治病；《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靠祖上遗产过日，为换取金钱，竟然要求亲生女儿去做姨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