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芳芳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意识形态的叙事探析

程芳芳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对意识形态的各种研究，主要是从政治批判和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研究。论文是在以往意识形态研究的基础上，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叙事

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叙事，是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在这里，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意识形态为什么是一种叙事。

一、何为叙事

人们形象把叙事称作讲故事。人们对叙事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把“纯叙事”界说为：“就是诗人‘以自己的名义讲话，而不试图要我们相信是另一个在讲话时’所叙述的一切”。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中又进一步把纯叙事和直接表现视为模仿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亚氏认为，人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诗亦如此，摹仿是其两个起源之一。仿有“简纯语言”与“韵律”两种基本形式。“简纯语言”形式呈现的作品即叙事。

时至今日，人们对叙事的探讨愈益丰富、深刻，涌现众多各不相同的界说。根据论者的主旨，可将这些界说概括为如下六类：

1.故事说。持此说的学者强调叙事的故事层面，认为“叙事即故事”，“就是在一段时间之中发生的故事”，或者将之界定为“叙事即故事，是以人物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并由叙述者来讲述的故事”。

2.叙述说。持此说的学者着重从叙述层面出发，强调叙事即叙述。他们认为“按照一般的解释，叙事就是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真实或虚构事件的叙述”。

3.意义说。持此说的学者从价值追求出发，强调故事背后的意义假设，认为信息能否被叙述的关键在于“意义”。因此，他们或认为叙事“是把生活故事与人的现象整合成可深入理解的意义结构”，或认为叙事就是“当事人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的充满着意义的生活故事”，亦或是“人们用来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的框架”，再或“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

4.信息说。从信息传递出发，认为“叙事的本质是信息的传递，是交流过程的一个单方面的发射过程”。也有论者从人文科学的共性即“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交往的科学”出发，认为叙事的实质即“形成叙事信息的过程”。

5.象征说。持此说的论者主要是詹姆逊（F-Jameson），他认为叙事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即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方法’”。

6.层次说。持此说的学者强调从分层的角度看待叙事。因对层次的具体划分不同，又有二层次说与三层次说两种亚说。

二层次说以波肯霍恩（Polkinghome）和康内利与柯兰迪宁（F.Michael Connelly＆D.Jean.Clandinin）等为代表。波肯霍恩将叙事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并指出：从广义上来说，所有话语都是叙事，也即任何只要用句子组织起来，陈述完整内容的文本都可以被看作是叙事，而从狭义上来说，“叙事仅指特殊类型的话语、故事，并不包括所有话语”。话虽如此，但他更多的是从狭义的层面来理解叙事。虽然康内利与柯兰迪宁同波肯霍恩一样，也坚持从广狭两个层次来理解叙事，但更为注重从广义的层面进行。

三层次说以热奈特（G.Genette）为代表。他认为叙事有三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第二层含义“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等不同的关系。‘叙事分析’意味着撇开把行动和情境告知我们的语言或其他媒介，对这些从本身考虑的行动和情境的总体进行研究”；第三层含义“指的仍然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人们讲述的事件，而是某个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

综合以上研究者对叙事的不同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叙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叙事就是讲故事，即将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景中的特定事件通过形象而非纯思辨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记录，并且适当地阐发叙述人的思想和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更深入来讲，叙事从一种文体变成人们讨论问题的一种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描述事物的话语形式。第三，叙事成了人们在认识和观察事件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很多领域，如历史、科学等都可以从叙事的角度来研究。

二、意识形态的叙事学特征

意识形态的叙事学特征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话语构造和话语表达上来说的。意识形态是一整套的政治话语观念体系，也有意识形态实体的物质支撑，但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灌输还需要一定的技巧，这技巧就是叙事。意识形态的话语的构造和表达都离不开叙事学。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正如马克斯·韦伯观察到的，统治阶级总是把统治关系描述为合法而加以建立和指斥，就是说，被描述为正义的和值得支持的。对合法性的要求可能的根据，韦伯区分了三种类型：理性依据（靠颁行规章的合法性）、传统根据（靠自古以来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感召力根据（靠行使权威人物的卓越性）。基于这些根据的要求，可以靠某些象征建构典型谋略在象征形式中表达出来。一种典型谋略我们可以称之为合理化，统治阶级构建一系列理由来设法捍卫或辩解一套社会关系或社会体制，从而说服人们值得去支持。另一种典型的谋略是普遍化。根据这项谋略，服务于某些人利益的体制安排被描述为服务于全体人的利益，而且这些安排被视为原则上对任何有能力、有意愿从中获胜的人开放。还有一种典型的谋略是叙事化。对合法性的一些要求也可以通过叙事化的谋略来表达，这些要求包罗在描述过去并把现在视为永恒宝贵传统一部分的叙事之中。有时，传统确实被制造出来以产生一种社群归属感和一种超越冲突、分歧、分裂经验的历史归属感。这些叙事是由官方编年史家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述说的，其作用在于为统治阶级的掌权者行使权力作辩护，在于使无权的其他人顺从。讲话、纪实历史、小说、电影被制作成叙事材料，用以描绘社会关系并揭示行动结果，使之确立和支撑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的许多世俗叙事和笑话中，我们不断地参与描述种种世态，通过损人利己的嘻笑来加强事物的外观顺序。通过讲述故事和接收（听取、阅读、观看）他们讲述的叙事，我们可能被纳入一个被意识形态无意识的同化的过程，从而在某些环境下服务于建立并支撑统治关系。

第二，统治关系可以通过掩饰、否认或含糊其词，或者对现有关系或进程转移注意力或加以掩盖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作为虚饰化的意识形态，可能靠各种不同的谋略表达出来。这就是用到了叙事学中的谋略。这种谋略之一就是转移，转移这个词习惯上指用一物或一人来谈另一物或另一人，从而把这个词的正面或反面含义转到另一物或另一人。例如路易·波拿巴，他就是使用这种转移的谋略。正如马克思准确地观察到的，他设法复活一种对帝国英雄尊敬的传统并把自己作为伟大拿破仑的合法继承者。正是“这种古老的伪装和借用的语言”掩盖了世界历史的新面貌，使农民关注过去而不是关注未来，并防止他们——按马克思的说法——了解他们真正的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关系虚饰化的另一种谋略是美化，即把行动、体制或社会关系描述或重新描述，使之具有正面的评价。关于这种说法有许多著名的例子：暴力镇压抗议被描述为“恢复秩序”；监狱或集中营被描述为“新生中心”；以种族分隔为基础的体制化不平等被描述为“分别发展”；剥夺公民权的外国劳工被描述为“客籍工人”。我们使用的许多字眼中有许多空当，有不确定的含糊其词，因此就可以通过细微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意义转换来进行美化。

作为虚饰化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另一种谋略或一组谋略来表达。这种谋略是转义。所谓转义，指的是以文字修辞手法来使用语言或象征形式。对转义的研究一般限于文学领域，但是以文字修辞手法来使用语言则远比这种专业学科广泛。转义最常见形式中包括提喻、转喻和隐喻，这三种形式都可以用来虚饰统治关系。提喻包括局部与全体的语义合成，用表示局部的词来指全体，或者用全体的词来指局部。这种技巧可以虚饰社会关系，混淆或颠倒集体及其局部之间的关系、特定集团及更广的社会与政治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把“英国人”、“韩国人”和“德国人”这样的一般词语用来指一个民族国家的特定政府或统治集团。转喻包括用表示一种事物属性或附属特征的词来指该事物本身，虽然该词和所指内容并无必然联系。通过使用转喻，所指内容可以暗指而不明说，或者可以联系其他事物来给所指事物以正、反的评价。广告中常常采用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往往能巧妙地、偷偷摸摸地把意思说出来而无需挑明广告中所指或暗含的目的。隐喻指的是使用对一件事物并非真正适用的词语。在句子里，隐喻性的表达把来自不同语义领域的词结合到一起而起到一种弹性作用，如果成功，这种弹性就产生新的持久的意思。隐喻虚饰社会关系，可以说它们或者包罗其中的个人或集团具有其并不真正有的特性，从而强调某些特点和牺牲其他特点使之带有正面或负面的意思。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常被描述为“铁娘子”，这个隐喻赋予她超人的决断力和坚定性。还有她在1988年一次接受报业协会采访并由英国《卫报》所报导的：她回顾她当政头八年以及对英国在西方工业国中地位变化的看法时说，“当我开始任职时，他们常常用英国病来谈论我们。现在他们谈论我们时说‘看哪，英国得到药方了’。”在这个例子中，关于药方和病的隐喻，加上“我们”和“他们”的语言，使这一评论具有了生动性和感召力；它把社会与经济发展进程覆盖在疾病和健康的想象之中，而忽略或掩饰了根本的、影响这种进程的真正状况。当然，并不是所有语言的转义修辞都是或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语言的转义修辞是日常论述中一个相当常见的特点，是社会历史领域中调动意义的有效形式，而在某些背景下，从中调动的意义可以涉及权力而用以创立、支撑和再现统治关系，达到意识形态叙事的目的。

第三，统治阶级建构一种统一的形式，把人们都包罗在集体认同性之内而不问其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这种典型的谋略是标准化，即用一套标准的框架，把它宣传互相交流的共有基础。例如，国家统治者所遵循的谋略是试图从形形色色、语言不同的集团背景中发展一种国语。建立一种国语可以有助于在一个民族国家疆界内各集团之间产生一种集体认同感，同时在各种语言和方言之间产生一种合法的等级制。统一化可以借此达成的另一种典型的谋略是所谓的统一象征化。这种谋略包括构建统一的象征、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之在一个集团或许多集团中扩散。建构的国家统一象征，诸如国旗、国歌、国徽或者各种铭刻标志都是明显的例子。在实践中，统一象征化可以与叙事进程交织起来，因为统一的象征可以是描述共同历史起源和表明集体命运的叙事的组成部分。这不但对诸如现代民族国家等大规模社会组织，而且对较小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集团，都是常见的，这些组织和集团部分地通过建立和不断重新确认一种集体认同感的象征统一化进程来团结一致。通过使人们克服不同和分歧而结合到一起，统一象征化在特定情况下就可以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达到意识形态叙事的目的。

第四，作为具体化的意识形态，也可以靠各种文法与句法的方法来表达，诸如名词化和被动化。这都应归功于叙事学。当句子或句子的一部分、行动和行动的参与者的描述都改成了名词时，名词化就出现了，就像我们说“严禁乱扔垃圾”，而不说“环保总局局长已经决定严禁乱扔垃圾”。当动词改为被动形式时，被动化就出现了，就像我们说“嫌疑犯正在被调查”，而不是说“警官正在调查嫌疑犯”。名词化与被动化使听者或读者集中注意某些主题而牺牲其他主题。这种名词化和被动化删除了行动者和代理者，把过程叙述为没有产生它们主体的事物。同时也通过消除字句的结构或改成进行式从而不提具体的时空背景。这些和其他文法或句法的方法一样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把社会历史现象具体化而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从而达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叙事的目的。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熊川武.反思性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董小英.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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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046（2011）03-017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