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龙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莫言来自民间，抱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观而孜孜不倦地埋首在他的“高密东北乡”，以边缘化叙事方式与另类历史体验创造着他的文学殿堂。他敏感而凌厉，怜悯而自由，站在正统的延伸线外去思考着种与文化。作品中的民间意识或边缘化写作主要体现在特异的叙事模式、夸张的人性体验和反正统伦理道德三个方面，其正以一种对正统的游离与文化的反叛来实现对现实的思考，寻找文化之根。

一、二元对立的民间叙事模式

在当代文学史上，莫言以其特立的出场方式和写作方式留下了不可小觑的一席之地。他时刻提醒自己做一名为老百姓写作的作家，他愿意选择一种与都市写作绝然不同的写作方式。他的这种农村叙事是一种泥沙俱下、包罗万象的多层次

多声部的历史演绎，这种结构本身具有很强的渲染力与夸饰度，再加上莫言所擅长的倒叙与插叙手法的运用，使读者在文本瀚海中寻找作者的叙述声调与作品中的历史经验。法国结构主义者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小说文本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莫言作品也在潜意识中将小说分为两条叙事传统，一条是微小的、不明显的、受压抑的，一条是直接的、明显的、强势的，这就是他的官方与民间叙事，正统与反正统，文化与反文化，前者是潜在的，后者是显在的。在《红高粱》中就明显地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也即叙事基调的对立[1]（p25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