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玉 吴炳章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从语言进化动力学看,模因是进化稳定策略,相当于Croft的理论框架中的“语素”(lingueme)。模因和语素都是语言进化中被复制和传播的对象。虽然基于模因和语素的理论都有效地解释了语言的传承性和生产性,但未能有效地解释语言创新问题,即突变策略如何成为进化稳定策略,或者任意的信息单位如何成为语素。然而,博弈进化论的框架内,通过说明突变策略成为稳定策略的限制性条件,可以说明语言进化中的语言创新问题。决定语言创新的重要因素是进化的力量,该力量源自个体在道德原则调整下的生存博弈中求生存的动力,是众多个体追求生物、社会和经济效用的合力。语言进化的力量要求,突变策略只有满足策略的复杂性条件才能成为进化稳定策略。

模因；语素；语言演化；博弈论

一、引言

模因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新理论。[1]近几年来,该理论在语言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何自然等做了详尽的总结。[2]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方面探讨语言的模因现象,成果斐然。这些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语言就是模因这一观点,并将其作为理论假设。模因论有效解释了语言的传承性和生产性。Crof t基于用法的进化理论(the usage-based evolutionary framework)分析了语言的变异问题。[3][4]他认为语言是在共同体成员面对面的交流中得以“复制”的。一个人说话就是在复制先前听到的语言结构,即语音、词汇和结构(construction),Croft称之为“语素”(lingueme)。在复制过程中,说话人的“复制品”会或多或少不同于“原件”。这种差异就是语言变异。一种语素变体能否在共同体中得以传播,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和说特定语素变体的人的接触频率、每种变体所负载的社会价值等。由于Croft的理论和模因论都建立在进化论之上,“语素”也可以看做是模因的代名词。

但上述理论并未效地说明语言的创新问题,即没有从更深层次上说明“合法”的模因(语素)是如何产生的。例如,“七月流火”语出《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其本意是,在夏历七月,天气渐渐转凉,每当黄昏的时候,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但现在“七月流火”多被“误用”在和“火热”、“热烈”等概念相关的场合。例如,2005年7月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到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校长纪宝成在欢迎词中就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为此,还招来不少非议。再如,成语“逃之夭夭”源自《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本指桃花绚丽茂盛的样子。现在,“逃之夭夭”在意义上和“桃之夭夭”完全没有关系,只是以谐音的方式,以“桃”为“逃”,以“夭夭”为“遥遥”或者“杳杳”而已。这种“以讹传讹”、“将错就错”的用法不仅在成语中时有所见,在词汇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可以说,模因论和基于用法的进化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将使用语言的行为看做是盲目的,语言使用者缺乏理性。否则,语言使用中怎能出现“以讹传讹”和“将错就错”等现象?不过我们还是要问,语言使用者是盲目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信息单位如何成为模因(语素)的限制性条件有关。本文将在语言进化的动力学理论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因此本文不是关于具体语言现象的解释,而是探讨语言进化过程中,一个信息单位是如何成为合法的模因的。

二、模因与进化稳定策略

模因是“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5](P192)是具有“传染力”、在文化共同体内传播该文化所特有的行为模式的“病毒”。Blackmo re指出,[6](P66)模因是个信息单位,但信息单位并不一定是模因,只有该信息单位被他人复制或者传播时才能成为模因。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信息单位成为模因的充要条件是信息性、被模仿、复制并传播。信息性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因为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表达者可以随机选择一个符号并赋予该符号特定的信息,但是如果没有接收者的解释,前者的行为便会是徒劳的。表达者选择符号是个体行为,但是认可符号在共同体内的合法地位则是集体行为。符号的合法性在于,共同体关于符号的信息内容和符号的使用方式有一致的认识。该认识是共同体内部磋商、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共同体集体意志的体现。正是这一特性使该信息单位可以被复制并在共同体内进行传播,即成为模因。

共同意志和一个信息单位成为模因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因为共同意志本身是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中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模因是在交往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偶然性。“黑心棉”、“黑心点心”、“黑心食品”等都可以看作是由“黑心X”衍生出来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既说不清楚这些表达方式是何时出现的,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促生了这些表达方式。如果没有说明这些表达式是如何进入现有的语言系统、如何保持意义的稳定性和可理解性的,那么无论模因论还是基于用法的进化论,都只是对语言的表层解释,即使能达到描写的充分性,也不能达到解释的充分性。要弥补这一不足,需要充分考虑语言进化的复杂性,从个体和群体的互动中发现语言进化的源动力,在此基础上解释语言的继承性和多产性。

模因论的鼻祖道金斯(Daw kins)认为,“适者生存”实际上就是“稳定者生存”。[2](P131)所以,模因要保持其生命力就要维持稳定、抵制变化。在进化过程中,语言如何保持相对稳定性呢?进化博弈动力学理论给出了答案。

进化博弈论源自进化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这一理论解释了动物行为和进化中的许多问题。[7][8][9][10]生存是进化的核心问题,合作和竞争是生存的手段,生物体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是生存博弈的全部内容。生存博弈中,追求生存的欲望使得生物体优先选择那些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策略。策略的有效性表现为生物体的适应能力,效用高的策略可以增加生物体的生存能力,进而增加这一物种的数量。在种群中,效用高的策略可以作为生存技能,通过遗传、学习等方式传承下去。但是,进化过程中,生物体会“突发奇想”、“标新立异”,在博弈中不选择遗传获得的策略,而选择其他策略,这种现象叫做“突变”。进化过程是在复杂系统中进行的,突变不仅影响到自身物种的数量,还可影响其他种群的数量。同时这种变化不必发生在数量巨大的群体中,即使微小数量的个体发生突变,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即“蝴蝶效应”。博弈进化论认为,只要发生突变的个体数量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整个种群就能够抵制突变的影响而保持稳定。种群抵制突变的策略就是选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对抗突变的策略。在进化过程中,如果一种策略能够使得生物体在反复进行的博弈中,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都能产生不小于平均值的效用,那么该策略就是进化稳定策略。话语交际是一种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博弈,用常识理解对方的话语便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

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某个词是什么意思,所以说话人提到这个词,听话人也就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一过程中,双方都选择了稳定策略,所得效用就是交际顺利进行,完成信息传递；如果说话人以规约的方式使用这个词,而听话人却不按规约的方式理解,那么交际就不会顺利进行,所得效用也就小一些。①效用(utility)是博弈论术语,直观的解释是博弈参与者选择的策略在博弈结束时给自身带来的好处。由于自己策略S是否奏效不仅决定于策略本身是否合适,和决定于该策略应是否能够完美地对方的策略H,所以,效用是博弈双方策略应对的函数,即u=f(S,H),其中S是应对H的策略。如果说话人违反规约使用这个词,听话人按照规约理解该词,并且这一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交际进程(即和双方都按照规约使用语言的情形没有区别),那么,双方在不同时遵守规约的情形下进行交际的效果,也优于双方同时违反规约的情况下进行的交际。

模因可以看作是进化稳定策略：共同体成员已经就符号的内容、符号的使用方法达成一致,他们就可以根据此约定将这个策略传播出去。同样,新成员也可以通过和老成员之间的交往学会这个策略。基于这一思想,模因论可以解释文化现象。鉴于“语言本身就是模因,模因主要寄寓于语言之中”,[2](P150)模因论也就能够用来解释许多语言现象。

三、进化的力量和策略的复杂性

进化博弈中,进化稳定策略能保证生物体的预期效用而获得优先地位,那些突变的策略通常被抵制。这一逻辑显然不能解释语言进化过程的语言创新现象。

基于使用的语言分析法有两个逻辑蕴涵。语言是人类的社会产物,言语行为不仅具有其他行为的特征,还受到语言共同体的道德伦理的调整,这是其一；语言是个动态开放的系统,是在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保持稳定的,这是其二。语言的稳定性保证和语言规约(convention)的约束力互为前提和条件。语言规约的约束力来自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之所以能够达成规约,是因为规约能给各成员带来最大的效用。如果某个成员知道违反规约可以得到更大的效用,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规约弃如敝屣。所以,规约在指导共同体成员使用语言的同时,又在使用中被违反。当某种违反现行规约的行为被认可后,一种新的规约也就产生了。新规约的合法性来自语言进化的力量。这一力量是“进化的力量”在语言系统的具体化。[11][12]进化的力量使得生物体在一切活动中必须坚持经济原则。具体地说,在生物学上,最大程度地节省能量是自己远离平衡态；在社会学上,最大程度地建立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中,选择最大程度利我的行动策略。

进化的力量决定了生物体的生存博弈原则：效用最大化是策略选择的唯一原则。交往行为具有人类行为的普遍性特征,[13]所以,生存博弈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语言活动。在语言进化过程中,进化的力量不是个体追求效用力量的简单叠加,而是共同体追求最大效用的努力的“合力”,同时也是个体复制并传播先前听到的“语素”的动力。一般说来,个体的动力源自最大交际效用的追求。交际效用可以分为命题效用和人际效用。命题效用取决于说话人将交际信息编码为语言表达式所耗费的认知成本,和通过使听话人理解该表达式并由此还原说话人的交际信息所获得的收益；人际效用也就是语言交往的社会效用,是说话人的语言行为对人际关系造成的影响。所以,分析语言策略必须分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利益结构。另外,语言活动的社会性也使得每一话语既可产生人际效用,又会造成人际成本,因为每一话语都是一个威胁到对方“面子”的行为。[14][15]

易播散、传播和复制的行为必定具有较高的认知可及性,也即容易被共同体“正确”理解。这些制约因素最终汇聚于进化的力量上。进化的力量表明,突变的策略是否成功并成为进化稳定策略,不仅依赖于标准支付,还取决于策略的复杂性。语言进化的历史表明,如果语言不能服务于人们的需求,那么进化力量将会发生作用,使其功能得以改善。[16](P37)

博弈论通常使用“复杂性”这一概念来阐释人类进化过程中行为优化的问题。[16]我们可以将这一概念应用到语言进化中,以解释突变策略取得成功、进入语言系统的机制。复杂性是语言策略的复杂程度,和交际效度相关联。话语的交际效度和认知成本成反比。语言表达式的认知成本随着其长度、复杂程度、歧义性、罕用程度、扩展程度、晦涩程度等的增加而增加。[17]复杂度高的表达式由于消耗过多的大脑资源,在与复杂度低的策略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进化的力量偏好使用频度高、形式简单、接受程度高以及可及性程度高的表达式。表达式的信息量充分是策略选择的基础条件,而判断信息是否充分的前提是表达式具有认知可及性。具体地说：

(i)在具有认知可及性的条件下,不同表达式的地位和它们的使用频率成正比,使用频率高的表达式具有范型(prototype)的特征,属于非标记表达式(unmarked expression),加工成本较低。“七月流火”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尽管“七月”原是农历的“七月”,但使用者将其看做是公历的“七月”,而这一时间点正是盛夏季节,所以“七月流火”和“赤日炎炎,如同流火”之间的同义关系就被合理化了。通过人传口诵,“七月流火”便获得了新的意义。由于下述条件(ii)突显了使用频率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可以独立决定表达式的合法性。

(ii)信息量相同的情况下,表达式简短的比冗长的更具竞争优势。相对于一定数量的信息,表达式的形式复杂程度涉及到表达式所包含的词汇数量、句式特征、怪异程度等；相对于“长”表达式,“短”表达式更具有竞争优势。语言要满足人的需要,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冗余的语言符号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当不能满足需要时,语言也是最低限度地增加表达手段。手段之一就是活用已有的符号并赋予其新的内容,由“桃之夭夭”演变而来的“逃之夭夭”就是这种情况。

(iii)话语的可接受性高者具有竞争优势。言说行为涉及到言说方式的适当性,涉及到共同体的道德伦理。在共同体内部,不同的语言符号被赋予不同的社会价值,交际目的和交际场合决定了这些符号的适当性。所以,理性的交际者不会不择手段。也即他会在保证自己效用的条件下接受会话道德规范的约束。一种说话方式是否适当,需要参照说话者、听话人、言说场合、讨论的话题等加以判断。

在系统科学理论看来,语言进化是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语言共同体是合作和竞争的统一体,生存的需求使得每个成员彼此依赖,互为手段,互为目的。追求利益的行为最终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往往不符合双方的利益,所以有条件的合作就成为必然的手段。合作导致的契约对共同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拒绝约束意味着拒绝接受合作背景下的社会分工,也就不能享受分工所带来的成果,最后的结局就是个体的死亡。为了生存,个体将接受一定程度的约束所带来的自由。该矛盾内化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行为的心理动力,外化为进化的力量。进化的力量使得语言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通过剔除那些复杂的、低效率的表达手段,进化的力量改造语言,使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都发生改变,以适应交际需求。由于人和语言是互相依赖的,他们同处于一个共进化系统(co-evolutionary system)中,所以二者相互影响,一方的优化必将导致另一方的优化。简言之,进化的力量促使他们优化自身的结构。

总之,在语言进化中,进化的力量是语言保持稳定的根本原因,而复杂性是决定一个信息单位能否成为一个合法模因(语素)的重要因素。个体对交际效度的追求汇聚成语言进化的力量,进而使得那些复杂程度低的突变策略能够成功地进入到现有的语言系统,同时淘汰了那些复杂的、耗费大脑认知资源的突变策略。

四、修正的进化稳定策略

说明了复杂性的基本含义,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进化稳定策略的内涵。“亡隐喻”(dead metaphor)或许可以说明进化的力量如何是发生作用的。

隐喻可以一般地解释为偏离规约的语言使用,而亡隐喻则是语言共同体对隐喻性话语的迁就。通常情况下,符合规约的表达方式可以使交际顺利进行。假如传递信息m的规约性表达式是x,但是,交际者可能突发奇想,创新一种新的、偏离规约的隐喻表达式y来传递该信息。显然,y是一种突变的交际策略。虽然使用y的人很少,但是和x相比,y在复杂程度上次于x。根据第2部分的论述,这种策略是不稳定的,将被共同体的大部分成员拒斥。但是根据第3部分的论述,虽然y是偏离常规的表达方式,但由于y具有x所不具备的优势,例如,隐喻可以简化表达式的形式内容、可以使命题内容更具可及性(使得晦涩难懂的内容变得通俗易懂)、可以避免直接提及命题内容所导致的负面情绪、缓和话语行为对人际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等,所以y能为交际者带来更高的效用。这些相对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y而不选择x,久而久之,y便具有绝对优势,并成为表达m的优选策略,即y突变成功成为进化稳定策略。这就表明,隐喻的新颖性随着使用人数、使用频率的增加而消退,新颖的隐喻也就演变为亡隐喻。从新颖的表达方式变为常规的语言表达方式,正是语言模因在语言共同体中的进化轨迹。

需要说明的是,在语言进化中,一组复杂程度相似的策略中,哪一个将会涌现为现实的策略是偶然的。例如,伴随曾经风靡全国的超女大赛而出现的“玉米”、“笔迷”和“凉粉”等就是这类例子的代表。表达“支持李宇春的歌迷”这一信息的语言表达式可有多个。虽然这些表达方式都有可能成为表示这一群体的现实称谓,但是某个偶然因素(例如“玉米”一方面朗朗上口、简洁易懂,另一方面又具有新意、适合这种新娱乐形式的性质)可导致使用某个策略的人群数量快速增长,从而使得这一策略蜕变成功。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玉米”和“支持李宇春的歌迷”之间在复杂程度上的差异。

如前文所述,进化力量主导了语言进化的基本过程。由于复杂性成本对策略的选择具有限制作用,所以,语言进化的力量将剔除那些新颖但消耗脑力资源、交际效用低下的表达方式。有了上述关于复杂性成本的深入说明,就可以给出突变策略获得成功的条件。

五、讨论

模因论主张,语言以及那些隐藏在语言背后的东西都是模因。

语言本身就是模因,这不但指表层的语言行为本身,而且指隐藏在表层语言行为背后的东西。表层的语言行为是模因,隐藏在表层语言行为背后的东西更是模因；后者我们更应该加以重视,强调和提防。那些隐藏在表层语言行为背后的是概念、预设、情感、意义、思想、意图、信念或知识等。[2](P152-153)

这一主张将与语言有关的一切都涵盖于模因之下,并使之模因化。这一主张表明,语言以及使用语言的意向都是受他人“感染”或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认识的发生被简化为模仿,概念化的过程也是模仿,主体的知识是建立在模仿之上的。简言之,学习就是模仿。由此可以推断,模因论中创新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人在社会中只不过是个安装了各种程序的计算机,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虽然进化博弈论就是通过认可主体的有限理性而解释语言发生现象,但是,这是个“弱有限理性”(weak version of 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由于人是自利的、受道德博弈规则约束的“经济人”,他的生存原则是“效用至上”。所以,在效用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进化博弈需要“强有限理性”(strong version of 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夯实模因论的基础。

从形式上看,模因的作用表现在不同表达方式之间的相似性,例如,“超女、炒女、抄女、钞女,... ...(X女)”、“绿色食品、绿色 GDP、绿色燃料,... ...(绿色XX)”等,都是合法的“复制品”。但是,模因论没有说明为什么有些复制品却是非法的,例如,可以说“台独”、“藏独”和“疆独”,但是却不可以说“湾独”、“西独”和“新独”。再如,台湾地区的某领导人到台北县万里白沙湾当义工到海边清理垃圾。在清理工作结束后召开的记者会上,他称赞义工对台湾社会的贡献是“罄竹难书”。此言一出,全岛哗然。然而,台湾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为此荒唐用法做了辩护。他引用《吕氏春秋》、《汉书·公孙贺传》、唐朝皮日休文集、汉语大辞典等典籍史书,说明“罄竹难书”原意并无褒贬,“经过历史变迁,才带有负面意思”,并强调“只有聪明的人、了解的人,才会采用原始的意思”。尽管百般狡辩,全社会仍然将此看做笑柄。在语言进化中,这是失败的突变,选择稳定策略的人群拒绝这种策略。这说明模因是有理据的,一种语言表达式能否被复制并传播是有条件的。

社会进化中,进化的力量被看做是生物的、社会的、经济的力量的统称。如前所述,光有进化稳定状态不足以说明模因的进化动力学特性,还需要考虑进化的力量之内涵。这种力量将生命力赋予满足复杂性条件的表达方式,同时强化现有的语言系统,抵制那些不合格的突变。附加交际效用的复杂性定义表明,语言表达式具有认知理据和交往道德理据。虽然这只是策略突变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从语言使用的最基本层面支持了模因动力学理论。成功的模因实际上就是突变成功的策略,在语言共同体内将其作为“常胜策略”传承下去,出现“人云亦云”的现象。简言之,如果不考虑复杂性条件,模因论将把语言使用者降格为文化信息的载体,语言使用者只能被动地模仿、复制他人的行动模型,不能主动参与模因的创造,或者对那些潜在的模因加以积极或者消极的评价,更无法确定是否该接受某些说法而否定另外一些说法。换言之,具有复杂性条件的语言进化可以为模因论提供理论支持,语言进化的源动力来自语言使用者的效用追求。同样在使用者的效用追求中,言语行动获得适当性以及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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