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宁而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一、日本海洋战略推进的背景

(一)日本海洋战略的推进

岛国日本拥有四通八达的海上运输航道、巨大的海洋资源库以及攻守兼备的天然屏障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区位优势,同时又因气候多变、灾害频繁等岛国特有的地理特征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优越性与危机感的结合,催动日本为包括海洋利益在内的各项国家利益实施全方位的战略建构。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更准确地说,是世界各国对海洋利益重视、主张与竞争的世纪。海洋战略建构走在世界前列的日本,以海运业、造船业、渔业养殖业、海洋资源利用及勘探业等众多海洋产业为背景,绘成一幅跨越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国家战略宏图。2007年4月,《海洋基本法》的问世使得这一海洋战略获得了进一步的提炼,伴随着此后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的建立以及《海洋基本计划》的公示,共同奠定了日本海洋战略发展的基本走向。

(二)日本海洋战略推进中的学术建构

国家战略拥有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种表达途径,海洋战略的推进离不开对上述途径的必要性、可行性、相关性、逻辑性等问题进行严密的学术建构。这不仅是政府顺利推行战略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最终为国民所接受的需要。事实证明,国民思潮虽然受到国家战略及政策的影响,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国民经济发展及国家战略的走向,日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民的意志。[1](P7)

海洋世纪的今天,岛国日本显然已经清醒意识到,要成功推行其海洋战略,在国际海洋新秩序中获得合理的地位与利益,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前提,即海洋战略的成功建构与实施,离不开国民海洋意识的自觉、对战略思路的认同与相应的实践。而这样的自觉、认同与实践,唯有依靠对其国民性进行严密、准确、全方位的学术建构。

日本学界对海洋战略的学术建构并不迟缓,或者可以说,在某些领域甚至是超前的,为日本海洋利益的自觉扮演着呼吁者、提倡者的角色。围绕“海洋国家”所进行的论述就是这一学术建构的集中体现。战后日本学界的一个关于该国国家本质的代表性观点是：日本既非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其最基本特征正是“海洋国家”——地球上一个四面环海的列岛。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与生俱来地有着面向世界、冲破束缚、探索冒险、气概宏大、进取参与等社会文化特征。[2]因此,弘扬“海洋国家”精神对日本海洋战略利益的实现至关重要。“海洋国家”的专题研究已经成为呼唤日本海洋利益自觉极富号召力的学术表达。

二、日本海洋战略学术建构中的突破

(一)突破动向

“海洋国家”的学术建构带着强烈的扩张气息,既宣示了日本对周边海域战略利益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又表达了其对海洋世纪中“重构各国海洋秩序”时代到来的先知先觉。然而,学界对“海洋国家”专题研究的氛围一旦形成,则必然性地引发全方位的探索。于是我们听到,近年来,日本学界中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也使得原本关于“海洋国家”高涨的学术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冷静的思考。

这些思考所达成的一个普遍共识是,日本的海洋国家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海洋国家有所不同,与富于全球扩张“海军”意识的“海洋国家”英国以及其他富有侵略性的海上民族①海上民族(sea people),现代的集合名词,指青铜时代末期左右,特别是公元前13世纪入侵安纳托利亚东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埃及的任何侵略性的航海者集团。相比,日本只能算是个“近海渔业民族”的“海洋国家”。[3]更有学者指出,冷战后的日本,已然陷入国家身份不清的痛苦与迷茫,越来越多的国民已经感到日本必须认真考虑、全盘反思国家战略的前提和政策基础,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并确定对外战略的目标和手段,这已成为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的当务之急。[4](P28)显然,学界已经意识到,缺乏身份意识、心理积淀、历史传统的挖掘,正是造成“海洋国家”学术建构抽象化与空洞化的根本原因,而基于国民意识、对海洋国家本质的重新认识则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必然走向。

(二)突破动向的核心——海民研究

对“海洋国家”的身份、心理、传统进行挖掘的呼唤已经在日本学界获得了一些反响,并形成了一系列探索的动向。我们发现,这一突破动向的核心正是“海民研究”。

近20年来,海民主题的相关研究分别获得了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不同视角下的审视与思考,却又不约而同地在其研究过程中显示出社会学的研究动向。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对渔民群体,还是对以此为基础分化出来的其他海洋社会群体的研究,都在关心群体内部的关系、群体之间的关系、海洋社会群体与沿海陆上群体的关系,海洋社会群体介入其他群体的方式、模式,与其他群体、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人类社会学研究的固有特征。

在民俗学研究领域,对以海为生、以船为家的社会群体的居家结构、村落结构、涉海文化符号的田野调查本身就是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是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成果。

在水产学研究领域,船上群体结构的考察、渔具渔法的使用,虽然运用了大量水产学专业知识,但对渔村集落、渔民群体的存续及海洋智慧的传承问题的关注却正是发展社会学的研究思路。

在历史学领域,一些研究成果,例如捕鲸问题,研究者直接使用了“历史社会学”的称法；更多的则是在历史学研究中审视渔民及由此演变而成的海商、海军、海盗等群体在受外来因素影响下的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群体的分化变迁、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是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三、海民概念及其特点

(一)海民群体概念

日本学界一般公认的海民群体概念是“以从事渔业、盐业、水运业、海商业、或从事海上掠夺及获取海洋资源等方式为生的各种涉海人群”。[5](P74)海民世界形成的开端要追溯到生活在岛国的人类对海洋的最初探索时期,即人类对海洋“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意识形成的初期。海民群体以从事制盐业、渔业、贸易为主,但在其形成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多表现为兼职,②海民群体的职业分化是进入江户时期以后的事,而在此之前,活动于海上的人们总是同时从事着各种各样的与海相关的工作。只存在程度上的区别。[6](P116)

(二)海民及相近概念辨析

海岸带、湿地、离岛、内海群岛等不同的地理条件和不同生业的交叉培养了海民群体多样化的性格,也决定了海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多元化的关系,这就使得海民及其相近、相关概念之间的辨析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海民”群体与“渔民”群体的联系与区别。渔民是指以渔业为营生的人群。[7](P639)而渔业营生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追逐生存洄游于渔礁之间的鱼群,使用各种渔具和渔法,进行捕捞的生产活动。[5](P224-225)显然,这与“从事渔业、盐业、水产业、商业等以海为生的各种涉海人群”的海民在概念的外延上是不一致的,把“海民”作为“渔民”的狭义理解是不够准确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海民群体所从事的生业中,“渔盐之利”是最早为其注意的,也是从事其他涉海营生的起点和核心。海民群体的分化、分层、演变都是围绕从事渔业的社会群体展开的。

其次,作为一组不同却容易混淆的概念,对“农民”群体与“海民”群体加以区别也是必不可少的。农民指的是以农业为生业的人群或从事农业的平民。[7](P1881)从定义来看,其生业与渔业等涉海营生并无太多牵连；但这不仅不意味着这一组概念的辨析没有必要,相反,正是由于农耕文明及其“重陆轻海”价值观对日本社会的影响,[6](P5)使得涉海平民群体在文献记载中经常被不假思索地归入农民之列,两者在使用中也经常发生混淆。[8](P89-91)③从江户后期开始,专门从事鱼类交易的家庭,查阅其户籍草稿本发现,上面却写着“农”字样。而实际上,这些家庭以海与山为生活的舞台,农业对其而言简直连副业都算不上。这是因为当地农业兴旺发达,官员们由此判断：此地农业兴旺,居民必为农民。其结果掩盖了海民以海为生的生存状态本质,也遮蔽了深埋在民族心灵深处的海洋意识。

此外,“海民”与“百姓”、“平民”的概念也需要进一步明晰。与“农民”概念相类似,意指“一般人民”的“百姓”和“无官阶庶民”的“平民”在官方文书等统治阶层的官方用语中更是经常性地把涉海社会群体也一并包括在内,[7](P2046)[7](P2153)并且形成了习惯性使用倾向。惯性思维的误导作用是强大的,正是对海民的存在及其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的忽略,导致了对“近海渔业民族”的日本海洋国家本质的无视。

(三)海民群体特点

作为概念的延伸,海民群体在对海洋的利用、开发等涉海活动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同样有必要进行归纳。

1、易变性

海民群体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其“易变性”上。易变意味着灵活变通。日本四面环海,灾害频繁,资源紧缺,活动在海洋及其相连地域的海民总是最先接触到远隔重洋而来的舶来文化,他们深知交通不便的岛国日本在获取信息资源上的不易,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先进事物的好奇、贪欲、改造等变异文化的创造能力。[9](P183)这样的创造力经由海民群体输送到列岛社会各地,是日本社会“后进性文化模式”得以形塑的根本动力。[10]

易变性也意味着顺应时事、机敏善变。鱼类等海洋资源依据潮汐时刻、时间带、季节的不同而异,富于流动性、有限性、不固定性,这决定了以获取这些资源为生的社会群体,为应对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而形成的善于追逐、注重实效、利益判断上富于功利的特点。同样地,以海为载体的活动也使得这些群体承担起舶来文化传播者的职责,处于信息汇聚中心地带的海民对时事的微妙变化有着其他群体所难以企及的信息敏感度和捕捉能力,[6](P312)从而养成了顺势而变、甘冒风险、勇于革新、不墨守成规的性格特点；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也显示出望风使舵的群体特性。

易变性同样意味着脆弱。位于信息前沿阵地、时代浪尖上的海民群体有着其他群体所无法比拟的信息量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灵活性,但同样也被置于时事风云变化的最前沿。这决定了海民群体易受外来因素影响的特性。从远离海洋到初涉海滨,从“渔盐之利”到“舟楫之便”,从“趋海而动”到涉海陆地“因海而兴”,直到海洋利益的全球攻略,海洋与人类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参与其中,[11](P7)促使海洋社会群体诞生、分化、整合、消失,不断改变。

2、自由性

海民群体的特点也表现在“自由性”上。与易变特性相连的是不受固定模式限制的群体自由特性。接纳舶来文化以创造自身文化的“后进性文化模式”把海民群体承载、传播文化的活动地域变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角力场。[6](P6)海域世界中的人们在生活资源上很难自给自足,在交换、交易的过程中容易形成商业志向,或显示商品化的倾向,[6](P159)从而使海民群体的形象表现得不拘一格——渔民、制盐者、迴船业者、④迴船指沿海岸航线进行旅客、货物运输的船舶；作为产业,从中世纪以来逐渐发达,到了近代成为联结日本各藩国港口及大阪、江户、敦贺等中央港口的重要产业而兴盛一时。海商、海盗等,彼此相连,又各不相同,且角色转换自由迅捷。⑤海民群体之间的角色转变十分频繁自由,使得这些涉海群体经常性地处于分化、整合状态之中。渔民兼事制盐,渔船拥有者从事水运业者、进而成为濑户内海等地海商、拥有海洋资源控制力和船舶等海洋资源资产的水运业者成为海洋领主、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加强海上武备力量,并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角逐中成为海盗,而海商在一些特定时间段内也会化身海盗“倭寇”从事海上掠夺。此外,自由性也不仅仅表现在海民不同群体之间的自由转换上,同一群体内部在社会阶层上也表现出平等通融、注重技术能力、不重身份格差的自由豁达特性。[6](P390-392)

3、网络性

海民群体的内在网络状关联性作为“海域世界的资源流通及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同样值得重视。[6](P8)解读海民群体人际关系网络就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前提：海民的生活空间是海洋与陆地的连接地带,是最容易与多元异质文化邂逅的“边境”地带。生活在如此空间的海民群体,其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基础在于使用舟楫之便中,对信息交流的管理、维持与掌控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社会控制力。因此,无论生产抑或交易,对信息的需求始终都是海域世界的重要特色。

固定化的上下关系会使得群体信息传递效率降低,渠道不畅,对涉海生产交易活动的发展造成危险；而临机应变的人际关系、横向联系的重视态度、多元文化的共生关系才是掌控信息的有效方法。因此,能够自由使用各方人际关系、随时构筑新关系、相对平等的网络性特色,实际上已经成为海民群体人际关系构筑所遵循的行动准则。

因此,海民群体社会经常性地呈现出原有关系网的破坏和新型关系网的结成,并且在这不断变化过程中维持着整个海域世界的平衡。这样的网络状社会结构是富于多样性与含糊性的,⑥与网络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围绕核心形成的具有明确框架的一体化的中心社会,例如中原文化的汉人社会。但同样也是充满魅力的。

四、海民研究专题

抽象理解海民群体的概念、特性对寻找海洋战略的学术建构突破点是没有帮助的,必须将其落实到专题中加以审视,才能洞悉海民群体的具体内涵。本文按照海民群体所从事的涉海生业的不同,分别就制盐者、渔捞集团、海士、海洋领主、海商、海盗、海夫等不同海民群体进行了阐释。

(一)制盐者

日本的许多涉海地域自古以来就以制盐而盛,并以制盐业为第一产业。[5](P50,P79)作为最基本的海洋生产活动的实践者,制盐群体的形态与特性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对马地区的制盐群体因其兴盛、⑦位于九州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岛屿群,主岛分为上岛与下岛,现属长崎县,是海外文明进入濑户内海的经由之地。活跃而成为这一群体研究中的重点关注对象。中世纪时期,对马各浦被称为“盐屋”、“盐釜”的制盐所相当兴盛,在其东海岸府中周边又尤为集中,[6](P120)而制盐的劳动力正是海民。研究表明,当时在对马“盐屋”、“盐釜”从事制盐的海民是“平民海民”与“当下人和侍从的海民”的混合体。⑧据记载,制盐群体中既有“盐屋百姓”源藤六这样的可以被定义为“拥有作为生产手段的船的平民”的海民群体,又有像“源八男”这样的从名字上来看应属下人、侍从的海民群体。[6](P120)此外,从“盐判”的记载来看,⑨“盐判”是允许将盐运出岛外的岛主证明书,或是对搬运船的所课税负,其中更有专门出口朝鲜的“高丽盐判”史料记载。[6](P120-121)专门出口朝鲜的海盐制作群体同时也成了海盐贸易的运输者和贸易商人。

(二)渔捞集团

对渔民群体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渔捞集团,即指以一艘渔船为单位的渔船乘务员群体,[12](Pii)关注其“以集团为单位经营的乘务员生活各局面总体互相关联的构造”的海上生活构造。从事渔捞集团研究的学者不少来自水产学界,10关于渔捞集团及其海域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爱媛大学、广岛大学、东京独协大学、奈良女子大学、鹿儿岛大学等。以水产业组织、渔获方法、渔具使用法、渔捞技术、操业形态特性、渔业劳动的生产性为研究内容,致力于探索“渔捞集团”、“海上生活构造”与社会学之间的有机关联。

关于选取单位渔船的“渔捞集团”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可以归纳如下：首先,海上渔捞活动与水产技术联系密切,而水产技术的有无,是“决定水产业经营的规定性条件”；[12](P15)其次,要理解渔民社会的整体,必须在通过个别层面来捕捉整体像的基础上,探讨个别与整体之间的关联性,而对渔民社会来说,最小的单位不是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家”,而是“渔船”；再次,以海为生的海民群体,特别是从事渔捞的渔民群体由于长期生活于海上,对陆地的依赖性与陆上社会群体不同,是兼具水陆两种媒介特点的特殊群体,也是了解渔民群体特性所必须关注的内容,而“渔船”则恰巧是连接这两种媒介的现实载体。

渔捞集团的群体研究总是与特定的海域相连的。以鲣鱼渔船船员为中心展开的渔捞集团研究也已积累相当的研究成果。11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前文所述,主要来自爱媛大学农学部的若林良和教授。这一研究目前为止已有20年历史,研究组试图从鲣鱼的捕捞至消费的每个环节着手,对这一群体的生活全貌进行把握。这一领域的研究可按地域区分为高知县、鹿儿岛县、冲绳县等,调查对象包括鲣鱼渔船船员中的女性船员、近海渔业船员、延绳钓渔船船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不同地域渔船船员的海上生活结构、鲣鱼饮食文化研究,以及调查研究手段等方面的研究。该研究非常重视通过渔业从业人员的视线,来捕捉问题的重要性。

此外,九州及濑户内海海域的相关历史文献中也有对海民统治的记载,[6](P121)从当时的渔业经营活动来看,渔捞集团可以分为渔网持有者、渔业组织负责人“辩济使”和实际从事网渔的“网人”这三类专业海民群体。[6](P122)由此可知,在实际从事渔捞的海民之外,这一群体还存在着渔网、渔船等资产所有者及负责组织运营的海民群体。

另有一些研究则更注重着眼于传统村落住民的海洋特性。在关于“海村”及其住民的记载中,研究指出,当地的“百姓”都是拥有海民性格的居民,12早留浦氏《海东诸国记》记载中《和音都麻里浦二十余户》的“海村”,而记载中所称“百姓”就是拥有海民性格的居民。其中还涉及女性海民的记录,[6](P124)说明在当时的海民群体中,夫妻双方都从事渔捞工作的占有相当的比例。

(三)海士

在日本的诸多海民群体中,海士群体因其所持有的特权而受到瞩目。这是一个中世纪以来,以拥有特定海域的渔业权而为人们所知的海洋社会群体,[6](P127)在海民群体的分层中介于海洋领主和其他海民群体之间,起着联系和隔离的作用,13在这些海士中,也分为上海士和下海士,分别与有势力的海洋领主和其他海民群体产生联系。是拥有特权的海民。

以严原町“曲(Magali)”海域的海士为例,海士被赋予的特权可分为渔业权和公事免除两部分。这意味着从筑前渡海前往对马海域的曲海士被允许在对马全海域进行网渔、海豚捕猎等渔业活动。后来,曲海士的船舶公事也一应被免。14指使用船舶进行航运相关活动所必须承担的劳役或税负。作为拥有特权的代价,海士有向海洋领主缴纳上贡海产物的义务,并且有时也要转变为水军,成为海洋领主统治一方海域的基础力量。

进入近世,统一政权和幕藩体制的确立,为包括海士在内的海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诸多海洋领主的统辖海域被划归幕藩统一管辖海域——公领,官方以外的渔猎活动被逐步禁止,原本获准在这些海域操持海洋生业的海士群体,其特权也逐渐遭到限制,有的定居下来成为普通百姓,结束海上的漂移生活,有的成为贸易商人,海士这一特权群体最终消失。

(四)海洋领主

海洋领主指将海民置于统治之下的领主。[8](P119)11世纪以后,一些持有船舶、拥有充当水手的下等海民、成为专职海民的群体开始逐步显示出海洋领主的性格特点,开始积极从事海上交易活动,成为对一定海域拥有控制力的海洋领主。对自己领地所在海域的通行船舶,以诸如神佛的“初尾”、“上分”的“奉献”等各种名义,征收关料、警固料等,并对那些怠慢上奉“义务”的船舶进行袭击,强制征收。14世纪后,这些海洋领主进一步在海边的岬上建立具有警备功能的“海城”。15这些馆、城具有“见张所”、“警固所”的功能,被统称为“海城”,在西北九州、濑户内海岛屿、纪伊半岛、北陆等列岛海边广泛分布,随处可见。[6](P139)由此可见,海洋领主在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海盗群体的特点。14至16世纪以“倭寇”之名而在东亚地区“闻名遐迩”的群体,毫无疑问,其中就包括部分海洋领主。但是,这些海洋领主到了江户时代,也在统一政权和幕藩体制确立的时代大背景下逐渐分化,有的成为捕鲸业者,有的转变为海商,有的从海洋舞台上消失,湮没在大一统的时代潮流中。

(五)海上商人

日本的海上商人群体最早出现在11世纪。[9](P76)活跃的渔业活动,总是与作为生产手段的船舶的持有和渔获物的交换、贩卖紧密相连,使得渔业与贸易、流通密不可分。对马的海民长期从事南北方之间的贸易活动。[6](P125)中世纪时期,许多兼具海商与海盗角色的家族势力就开始一边与朝鲜通航,[9](P90)同时渡海前往琉球,成为活跃于“朝鲜——对马——九州——琉球”这一东亚海域贸易线上的海商。虽说活动范围因人而异,但活跃于该海域的中世纪海民确实人数众多。

一些与渔业关系密切的海洋领主向朝鲜海域出海捕鱼,从事与朝鲜之间的海上贸易、盐交易、廻船业。[6](P125-126)兼职海商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也有依存度更高的专职商人,但无论兼职或是专职海商,其海上交易活动总是以其作为渔捞、制盐的海民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16很多兼职、专职海商并非农业民,而是不必拥有田地就足以致富的廻船业者及商人。[6](P141)

(六)海盗

海盗群体的一般解释是“横行海上,对往来船只及沿岸地域进行袭击、抢夺财货的盗贼”,[7](P390-注解1)日本海盗更是以“倭寇”之名而声名狼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存在着词义上的误解。海盗在日语中的另一个解释是“中世纪、活跃于志摩、濑户内等海域的海上豪族及水军的别称”。[7](P390-注解2)研究表明,当时的日本很少出现仅以海上掠夺为生的海盗群体,而是多以兼具各种海民角色的形态活跃于海洋之上。

海盗群体的产生与海洋领主也有着直接关系。濑户内海商业之路的迅速繁荣,使得沿岸岛屿和海岸地区的小领主的成长尤为引人注目。进入镰仓时代,这些小领主成了被称为“海盗之众”的群体。海外贸易方面,当时一些有势力的武家也看到了贸易中的利益,因此雇佣商人与航海者出船前往中国。这些商人与航海者中也包括西日本武士,借着“回赠元寇”之名入侵朝鲜半岛。开始时,他们的船被叫做“八幡船”,但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加,开始有了“倭寇”之名,为人们所忌惮。

朝鲜使节的访日,以及其后在濑户内海上与海盗的遭遇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记述。这位朝鲜使节对濑户内海上的东、西两大群体的海盗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描述,包括群体的潜规则、群体的活动范围、东西两大群体的交流方式以及商船雇佣海盗以保证平安渡海的实际形态。[5](P80)从中可以获知,当时濑户内海的海盗群体,其本质是活跃于濑户内海上的渔民,由于拥有较大的渔船从而成为兼顾运输业的迴船业者,加之制盐业是当时濑户内海第一大产业,因此运盐业中形成了特殊群体——盐饱的船头；商业的繁荣、交流的频繁使得濑户内海在当时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来往客商的大量出现,使得收取运费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而沿海庄园公领制的衰落正好为这些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濑户内海的内海特性又促使这些群体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战乱年代里,维护自己活动海域必不可少,在和平年代里,来往客商所蕴含的水运业商机需要一定的强制力维持。于是,海盗群体应运而生。

与海洋领主命运相似,日本海盗在丰臣秀吉的“海盗禁止令”颁发之后开始逐步衰退,[8](P139)终至消失。

(七)海夫

海夫群体指的是以船为家、活动于海上、从事水运迴船业的社会群体。[8](P121)这一群体由于拥有船舶,因此成为从事水运业的迴船业者,广泛活跃于各海域。中世纪的日本,沿海地域出现了很多名副其实的大都市,但却统一被冠以“村落”之名,[6](P140-141)而居住于此的迴船业者同样被定位为“百姓”、“水吞”,被频繁课征以八成至九成的高税率,当作年贡。研究者进一步指出,高税率不能简单理解为“幕藩体制下的苛捐杂税”,而是基于迴船业群体巨大商业利润而制定的税率。[6](P141)迴船业者在日本涉海地域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海夫群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与其他海民群体格外密切的关联性。因此,把握海夫群体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洞悉整个海民群体的变化规律,这也成为其备受海民研究者关注的缘由。由于海夫所从事的水运迴船业的职业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夫一直与商人、渔捞民等群体一并被归为“百姓”或“水吞”,其中不少制盐者和渔捞民在使用自己的船舶进行运输过程中,逐渐成了专事水运的海夫,被称为“船头”或“盐饱”；[5](P79)也有一些进一步演变,成为贩卖渔盐的商人；[6](P140)海洋领主对海民的控制手段繁多,但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控制船舶,船舶为领主所掌控的“海夫”群体成为其从属、下人,形成了海民群体之间的分层现象；海洋领主、海盗头目、海商之间经常性地形成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17对船头所经营的客船利用最多的要数京都与堺市的商人们。他们从南九州的日向·萨摩到堺市,运输唐货的商人们由此收获了莫大的利益,而他们所利用的船舶正是盐饱的船舶。实权在握的海洋领主有时为控制海盗,下令活动于自己管辖地域的海盗头目对京堺两地商人停止征收料金,但这样的命令反而常常导致海盗群体失控,“贼船大量出没”,对利用盐饱船舶造成“不虑之仪”,给两地商人造成不便。由此可知,当时情势下,海洋领主、海盗集团、海商集团之间围绕运输船舶的三角关系十分错综复杂。[5](P79)而这些矛盾都是围绕所利用的运输船舶及操控船舶的海夫群体展开的。

五、海民群体研究特点解析

海民专题注重群体层面的研究,并因涉海因素的影响而显示出区位性、结构性、整体性、流动性等研究特点。

(一)区位性

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实际上就是海洋空间的开拓、探索、认识的过程,日本海民群体的海洋开发利用,其本质就是对其所身处的海洋空间的认识与实践过程。研究已表明,不同的地理环境所构造的不同海洋空间,是海洋社会群体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基本前提与主要动因。海民研究注重“区位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一动因而形成的。

在濑户内海区域的诸多海民专题研究中,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正是濑户内海“一半闭锁一半开放”的内海区位特点以及岛屿众多的地理特征,使濑户内海这个“以岛屿之间的海洋为媒介构建起来的海域社会”得以成为自古以来就是孕育各种海民群体的地方,[5](P218)并被认为是“审视海民问题的最为清晰典型的区域”。[8](P92)居住、活动于濑户内的海民担当着接纳、传播来自中国、朝鲜的大陆文化的职责,为日本绳文文化以后逐渐形成的“后进性文化模式”的形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世纪海上贸易的繁荣促使他们又一次担负起海运业的职责,成为濑户内海东西两端之间的经济通道,促进了国内外海上贸易的繁荣,且一度聚成海盗之众、海洋领主,左右着濑户内海的政治历史。

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指出,对海民群体的研究与陆上其他各种社会群体相比,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是必须考虑其“境界性”,[6](P15-16)也就是其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地点所在。即使是从事相同涉海生业的海民群体,不同区位特性都可以使海民的航海技术与航行范围、渔捞技术及活动范围等群体实践活动产生迥异的特征。

同理,日本列岛相对群岛、离岛而言较为广阔的陆地也决定了“近海渔业民族”海洋活动区域的局限性；对马海民地处接近朝鲜半岛的岛屿区位直接决定了这一海民群体的历史；[6](P116)毗邻庞大陆地国家及其陆上文明的区位特点同样影响了日本海民对空间的认知,从而把海民的活动范围束缚在朝鲜半岛海域至冲绳海域之间的东亚文化圈内,其海外扩张意识与其他一些海洋国家有着显著的差别。

区位性特点表达了相关研究对海民群体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日本的海民群体都在各自所置身的环境中,殚精竭虑地摸索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

(二)结构性

海民群体以海洋为舞台,从事涉海生业的实践活动本质,决定了其受海洋影响的程度远非其他社会群体之受周边环境影响程度所能比拟。研究指出,习惯性思维造成了我们对“以陆地为中心的人类活动”和“以海洋为载体的生物、环境、地理”之间关联性的“关心缺位”,“忽略了海洋生物与人类社会的接点处,有着生活于海上的人们”。[11](P3)这样的关心缺位已经造成了研究视角上的盲点,使得政策制定者对海民群体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的实践智慧视若无睹,却专注于构建抽象的“海洋国家”形象。

海洋与陆地的相关性是富于互动的“结构性关系”。人类的生活越依存于海洋,就与陆上的关系越发特异。因此,依赖海洋的生活的程度不同,以及所形成群体的性格不同,决定了其与其他群体间多样化关系构建方式的不同。海民群体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群体对外来因素影响的敏感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海民群体分化、整合、产生、消失的应对迅捷性。对群体演变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变化本身,而应看到,正是海民群体与陆上群体、海民群体与涉海群体、海民群体内部的涉陆、涉海程度上所存在的结构性关系,形成了上述海民群体变化的动因。

从事海民研究的学者们在实证调查和论证分析之后所获得的对研究所呈现的结构性特征的认识可以归纳为：海民群体正是在对海洋环境的适应过程、在与陆上群体的互相接触、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孕育出带有强烈结构性特征的多元海民文化。这是海洋事业的实践群体对海洋感性、准确、丰富的认知智慧。

(三)整体性

从制盐者、渔民、海上武装集团到海商、迴船业者,海民群体在不同的涉海生业上不断发生着演变,赋予了海民群体多义多元的性格特征,也使得针对各海民群体的独立研究难以有效把握海民群体的整体像。因此,着眼整体,来关注其互相之间的联动性、转化规律、潜在动因,以及各群体与整体之间的关联性显得尤为重要。

进而,海民群体的研究还应在注重个体与整体的关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海民与海洋国家日本整体之间的关联性。时代的变迁,政权的更替,皇族、贵族、幕府以及随侍的上等、中等、下等武士阶层,经历对海外舶来文化的学习、消化、拒绝、重开等各种时期,也形成了对来自海洋彼岸的以及海洋本身的利益的不同依赖程度,产生了对海洋认知、海洋观的不同意识,从而最终制定出不同的海洋政策。海洋政策的执行,无论是信息的传递、交易的开展、资源的掠夺、新海域及渔业资源的开发,最终都要落实到实际从事海洋利用开发活动的海民群体。日本极易受海外文化影响的“后进性文化模式”使得每一项海洋政策的出台、每一次海洋政策哪怕轻微的转变,都对海民群体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再进一步说,海民群体的研究还应置于整个东亚范围之内加以审视。东亚贸易线的形成使中、朝、日三国形成了通用汉字、重视儒教的共同文化圈,而农耕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也经由海民群体传向了日本各地。长期发达的中华文化不仅对日本文化造成深远影响,也反过来束缚了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海民群体的活动范围、活动形态,甚至决定了海民群体的存续兴衰。18丰臣秀吉的海盗禁止令就是政府农本主义政策取向的产物,事实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战国时期的这些当权者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基本上都持有农本主义理念,这使得日本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类似农业国家,但其国家本质却并非农业国。农本主义政策的实施结果是政权的统一和幕藩体制的确立,这也是导致海洋领主及其他一些海民群体消失的直接原因。

相关研究对整体性的强调使我们认识到,区位性与结构性的认识,都必须放在个体与整体的关联中加以审视,也就是说,对海民群体研究而言,整体性的认识至关重要。

(四)流动性

海洋既是“渔盐之利”,又是“舟楫之便”；既是生存资源获取的对象,又是文化、物资、信息的交流沟通载体；既便利了掌握航海技术的群体之间的互动,又阻碍了另一些大陆相关群体之间的交流；既为人们带来了丰饶自然的恩惠,又是众多灾害的始作俑者。海洋变化无常,难以控制,可以说,以上每一对利弊都在阐述海洋“流动性”的根本特点。活跃于海洋开发利用最前沿,摸索着如何与海洋共处的海民群体,在获得海洋便利、受到海洋迫害、不断汲取经验、进而掌握“人海秩序”如何和谐共存智慧的过程中,不断从海洋的流动特性中汲取智慧,从而成为拥有强烈“流动性”色彩的群体。不同于农耕文明孕育的社会群体,海民群体机敏而不固执,善变而不保守,对时代风向的迅捷感知促使他们分化、分层、重组。他们未必残忍贪婪,却更多实用主义精神；他们拥有自己的精神建构,但相比农耕文明造就的社会群体却较少伦理的束缚、更多探索冒险和求变的心态和看淡原则的价值取向。因此,以大陆相关群体的标准来衡量、评判海民群体,势必造成客观性的缺失,立足于“流动性”的海民研究是关键问题,也是需要顺应的规律。

海民研究的流动性体现在时间上。时间的推移,导致政策的转向、文化的变容、经济的盛衰,而活跃在海洋利用开发第一线的海洋社会群体,非常容易因以上变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分化、分层、壮大、衰退甚至消失。海民群体与政治、文化、经济的主流发展动向紧密相连,并随着历史、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海民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从完全自成一体的小规模群体时代,经历抗争、再编,进而被系列化、体系化,完成海洋社会群体世界的不断形塑。海民群体的“趋海而动”过程是动态,而非静态；是变化,而非静止。海民群体的概念、结构分析、互动形式、流动趋势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必须放置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加以分析,否则将无法把握其面临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也无法对其变化规律进行准确预测,更对海民研究的发展动向无从了解。

海民研究的流动性同样表现在空间上。早在人类接触海洋的初期,就在逐渐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养成了随海进退的活动特点,[6](P44)并将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步向着海洋延伸。海民对海洋资源的获取过程是追逐海洋资源而移动的过程；对海洋的利用过程就是在涉海技术和知识不断的完善中,对自己的活动范围进行一次次尝试性突破的过程。因此,对海民群体活动的研究也同样需要注重进行空间上的动态把握。

六、海民研究对海洋战略学术建构的突破

海民研究对海洋战略学术建构的突破作用大致可归纳如下。

首先,海民研究是日本传统海洋意识传承的需求。海洋事业的进展、海洋利益的可持续获取,关键在于海洋活动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培养,在于对实践这一活动的群体的意识培养,因此,如何发挥、培养、传承传统海洋智慧的力量是海洋战略推行的基本前提和学术建构不可推辞的使命。海民研究正是基于这一需要而逐步形成的。

其次,海民研究是重塑日本海洋文明史的需求。一部岛国日本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舶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接融合史,或者如日本学者所称——由海而来的文明史。[9]舶来文化的引进、对接、融合及再创,这些左右日本历史的文化选择活动的实践离不开涉海民众。海民的实际形态、真实作用、与各阶层统治者的关系等都是重塑日本海洋文明史所必不可少、但却仍然亟待开拓的研究课题,填补上述空白领域对海洋国家学术建构意义重大。

此外,海民研究同样也是日本海洋国民性自觉的需求。日本海洋事业的发展,日本海洋历史的重塑,都需要海民研究,这是“海洋国家”学术建构的必然,而其最终目的正在于国民意识的自觉。日本作为岛国,与海洋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渊源,作为历史传统的海民性格对整个列岛社会的国民性格塑造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在国民海洋意识的形塑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海民研究的空白其实质就是对海洋社会群体“知性了解”的缺失,也是着眼于“人海秩序”调整的海洋战略及其学术建构的研究盲点,需要研究的课题“几乎无限之多”,19在最后的冰河期,气候变化激烈,寒冷期与温暖期周期性到访日本。气候变冷,则海平面下降,从9万、7万到5.5万、3万、2万年前,现在的海平面以下50-150米都变成了陆地。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然出现在海岸线地带,适应了海边环境的人类群体随着海平面上升下降的反复,上升时失去陆地,下降时又远离了陆地,其活动本身也深受影响。[6](P141)海洋国家的学术建构势在必行。

七、海民研究对我国推行海洋战略的启示

海洋战略研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领域。海洋世纪所需要的是注重“海军力量、海上安全等传统海权观”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技等新型海权观”并重的综合海洋战略的建构与推行。日本的海民研究着眼于“人海秩序”的均衡发展,归根结底,是海洋国家日本在国际海洋秩序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在海洋上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如何把握和顺应国民的海洋意识,利用与开发国民在涉海活动中积累的海洋智慧,建构并推行符合海洋规律的、适于海洋活动开展的海洋战略,使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人海矛盾”得到合理有序的解决,是我国海洋战略建构的必要性使然,同样也是社会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高增杰.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修斌.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J].日本学刊,2005,(02)：37-52.

[3]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日文版)[C].IIP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07.

[4](日)船桥洋一.日本战略宣言——迈向民生大国[M].日本：讲谈社,1991.

[5](日)山口彻.濑户内群岛与海上通道[M].日本：吉川弘文馆, 2001.

[6](日)秋道智弥.海人的世界[M].日本：同文馆,1998.

[7]广辞苑第三版[S],东京：岩波书店,1990.

[8](日)森浩一,网野善彦,渡边则文.濑户内的海人们[M].日本：中国新闻社,1997.

[9](日)武光诚.由海而来的日本史[M].日本：河出书房新社, 2004.

[10]张楠.生存需要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动力[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70-73.

[11](日)秋道智弥.海洋民族学[M].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12](日)若林良和.水产社会论[M].日本：御茶水书房,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