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木来提·吐尔逊 邬超 王健 丁巍 杨晓红

肺栓塞是指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堵塞肺动脉而导致机体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综合征。肺栓塞患者在我国并不少见，严重危害着国民的健康。血管内皮损伤、血液停滞、血液高凝状态已成为公认的血栓形成三要素。静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可分为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两部分。环境因素包括恶性肿瘤、妊娠、手术、创伤、长期卧床、感染、高血压、高血脂等，这些因素可引起血管内皮损伤和血液停滞。遗传因素主要针对其中的血液高凝状态而言。有遗传缺陷，并不一定有相应临床表现，即基因型与其表型并不一定相符，在上述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肺血栓栓塞症发病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很多研究证明肺血栓栓塞危险症因素存在民族差异。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维吾尔族和汉族在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患者易患因素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见报道。因此，有必要对肺血栓栓塞症危险因素进行研究。为此，我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近十年诊断为肺血栓栓塞症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维汉两民族肺血栓栓塞症的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10～2011年我院通过肺动脉造影、核素肺灌注/通气扫描、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T)增强造影，其中一项或几项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的汉族及维吾尔族肺血栓栓塞症患者64例。平均年龄(54.94±16.16)岁，其中汉族41例(男28例，女13例)，维吾尔族23例(男14例，女9例)。

1.2 研究方法分别对维汉两民族肺血栓栓塞症患者性别、年龄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分组，然后通过对恶性肿瘤、手术、创伤、长期卧床、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等危险因素及并发症进行分析，寻找各因素在两民族间的分布差异。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原始数据录入数据库，数据均以±s表示，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和对比性研究，得出结论。

2 结果

共分析近10年来64例确诊的肺血栓栓塞症患者，平均年龄54.94±16.16岁，其中汉族41例，平均年龄(57.48±15.82)岁，男28例，平均年龄(56.48±17.00)岁，女3例，平均年龄(60.60±11.58)岁，男、女之比约为2∶1;维吾尔族23例，平均年龄(50.39±16.15)岁，男14例，平均年龄(48.71±18.91)岁，女9例，平均年龄(53.00±11.10)岁，男、女之比约为2∶1。64例PTE患者中外伤、骨折、手术、卧床共16例(25.0%)汉族10例(24.4%)，维吾尔族6例(26.1%);肿瘤6例(9.4%)，汉族5例(12.2%)，维吾尔族1例(4.3%)。64例患者中确诊合并下肢静脉血栓的患者共20例(31.3%)，汉族11例(25.6%)，其中有5例(45.5%)有明显的下肢肿痛体征，维吾尔族患者9例(39.1%)，其中有7例(77.8%)有明显的下肢肿痛体征。部分环境危险因素在维汉两民族中可能存在差异。

表1 患者基本信息

表2 维汉两民族肺血栓栓塞症危险因素的分析

3 讨论

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为来自静脉系统或右心的血栓阻塞肺动脉或其分支所致疾病，以肺循环和呼吸功能障碍为其主要临床和病理生理特征，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它与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共属于静脉血栓栓塞症(VTE)[1]。VTE的危险因素分为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遗传性危险因素可分为两组:第一组由凝血途径中的抑制因子水平降低，包括抗凝血酶(AT)、蛋白C(PC)，蛋白S(PS)所致，第二组由凝血因子水平升高或功能增强所致。两组均存在民族、及种族之间的差异，且不同环境因素可导致相应凝血、抗凝血因子获得性的缺乏。引起PTE的栓子可以来源于下腔静脉径路、上腔静脉径路或右心腔，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下肢深静脉，特别是从腘静脉上端到髂静脉段的下肢近端深静脉(约占50%～90%)。而本文回顾性临床资料中，我院近10年64例患者中确诊合并下肢静脉血栓的患者共20例(31.3%)，汉族11例(25.6%)，其中有5例(45.5%)有明显的下肢肿痛体征，维吾尔族患者9例(39.1%)，其中有7例(77.8%)有明显的下肢肿痛体征。汉族患者下肢栓塞的发生率低于维吾尔族，且汉族患者下肢静脉血栓患者症状较轻，只有不到50%的患者有明显的下肢肿痛等症状，而维吾尔族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约有80%有下肢肿痛症状，可能与遗传性危险因素有关，由于样本含量小，且受诊断意识及诊断水平的限制，尚需增大样本量进一步证实。

VTE是否与年龄有关，目前还存在分歧。有研究表明，50岁之前女性发病率低于男性，50岁后男女构成比基本相等。本研究表明维汉两民族患者男女构成比约2∶1，女性发病年龄高于男性，可能与男女患者不同的年龄发病高峰有关，激素水平可能与PTE的发病相关;随着年龄的增加，凝血-纤溶相基因突变、恶性肿瘤、心肺疾病发生率均增加[2]，两民族患者随着年龄增加患病人数增加，可能与上述因素有关;本组数据表明维吾尔族患者发病年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在小于40岁的患者中汉族稍多于维吾尔族，是否存在激素水平、基因多态性等因素的差异尚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3个月内手术、骨折、创伤及长期卧床会增加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血栓栓塞症发生的风险。手术、创伤、骨折后患者一般处于制动状态，使下肢肌肉泵功能减弱甚至消失，致血流缓慢、血液瘀滞，可有大量的白细胞聚积，在移向内皮细胞和基地膜之间的过程中，造成内膜损伤，手术创伤可以引起血小板反应发生改变，具有强烈抗凝作用的蛋白C减少，造成血液高凝状态[3]。国外资料显示手术后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为10%～80%，PTE的发生率可达5%～30%，病死率极高[4]。本资料显示64例PTE患者中外伤、骨折、手术、卧床共16例(25.0%)汉族10例(24.4%)，维吾尔族6例(26.1%)，两民族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与国内外研究资料吻合。研究发现肿瘤可以并发临床或亚临床血栓栓塞性疾病，其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肺血栓栓塞症(DVT-PTE)最为常见，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恶性肿瘤DVT-PTE的发生率一般高于一般人群，依次为胰腺癌、胃肠癌、肺癌、乳腺癌、卵巢癌、淋巴瘤及白血病等。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卧床或长期中心静脉插管及肠外营养者，DVT-PTE发生率也高于一般人群。其发生机理可能与以下方面有关:恶性肿瘤患者长期卧床，使静脉血流瘀滞;肿瘤宿主细胞释大量促凝物质及促进血小板凝集的物质，使肿瘤患者凝血功能亢进[5]，恶性肿瘤细胞浸润或直接侵犯血管内皮层，破坏其抗血栓能力;异常的静脉导管导致纤维蛋白原和其他血浆蛋白在血管内过度聚积，易形成血栓;肿瘤细胞可通过释放自身生成的凝血物质及多种细胞因子，导致血液成份的异常，或通过可溶性介质，刺激内皮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血小板等促凝活性，激活凝血及纤溶系统，导致机体高凝状态;抗肿瘤药物如环磷酰胺、丝裂霉素C、氟尿嘧啶、甲氨蝶呤等均可使蛋白C、蛋白S、抗凝血霉Ⅲ减少;化疗未及时补液，亦可使血液浓缩致高凝状态，本组资料显示汉族PTE患者约12.2%患有恶性肿瘤，而维吾尔族PTE患者仅发现1例肿瘤患者，约占4.3%。

本研究表明维汉两民族肺血栓栓塞症患者危险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是否与不同危险因素引起的获得性凝血-抗凝血系统相关的基因突变、激素水平等因素存在民族差异有关尚待进一步研究，同时，许多研究发现凝血-抗凝血系统相关的基因存在民族及种族差异，维汉两民族间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见相关报道。本组资料由于样本含量小，且受诊断意识及诊断水平的限制，尚需增大样本量进一步证实，今后在进一步提高医务工作者诊断意识及诊断水平的同时，应加强对不同民族血栓形成的环境因素及遗传因素关联性研究。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与治疗指南(草案).中华结核和呼吸病杂志，2001，24(5):259-264.

[2]王辰.肺栓塞.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75-79.

[3]Tsai AW，Cushman M，Rosamand WD，et al.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n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cidence:the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 of thromboembolism etiology.Arch intern med，2002，162(10):1182-1189.

[4]J.Emmerich.Thrombophilies rares Rare thrombophilic states.La Revue de médecine interne，2008，29:482-485.

[5]邹德奇，陈海珍，王文娟，等.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症76例临床分析.临床荟萃.2010，25(13):1153-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