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月 牛文安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一、引言

公民参与预算越来越受到学者及学术机构组织的推崇，理论文献日益丰富。目前，学者对公民参与预算研究主要有：第一，“公民参与者”。是辖区内较为广泛的与公共政策利益相关的公民参与到地方政府预算过程中来，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公民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s）成员（Callahan，2002），或是关心辖区发展的“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Orosz，2002）参与到预算中呢？第二，“参与的过程”，即“公民参与者”何时以何种方式参与到预算过程中去。已有研究表明，公民在决策早期介入，借助“双向交流”（比如民主协商）机制，公民参与可产生较好结果，比如影响决策结果（King，Feltey&Susel 1998；Kathlene&Martin，1991）。具体到公民参与预算过程的时间选择，如果公民参与预算发挥作用，在预算准备阶段参与要比审议阶段参与更有效果（Ebdon&Franklin，2006）。至于公民以何种方式参与预算过程，即各种参与机制的优缺点（Adams，2004；Thomas，1995；Roberts，1997；Morgan，1997；Janis，1982；Irvin&Stansbury，2004；Miller&Miller，1991；Hatry&Blair，1976；Webb&Hatry，1973；Ferris，1982；Ebdon&Franklin，2006；Franklin&Ebdon，2007）得到了广泛的讨论。第三，“参与有效性”，即什么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公民预算参与的效果（Ebdon&Franklin，2004；Franklin&Ebdon，2005；Ebdon&Franklin，2006）以及怎样的机制选择和设计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公民预算参与的目标（Thomas，1995；Simonsen&Robbins2000；Wang，2001；Callahan，2002；Franklin，Ho&Ebdon，2009）。

其中，预算参与的有效性一直是公民参与预算过程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预算参与实践争论的焦点问题。公民预算参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公民偏好表达，并影响预算决策；强化政府受托责任，促进民主建设；提高公民对政府信任，建设和谐社区需要深刻思考。上述问题的解决是公民预算参与不断推行的动因。同时，参与的有效性也是参与过程设计好坏结果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