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艺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0;2.湖北经济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尤其是2008年9月爆发的三鹿奶粉事件造成了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食品安全问题危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了食品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我国食品安全管制的重大制度供给，但该法律的实施并不意味着食品安全形势的自然好转。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除一般性的食品产业的信息不对称和负外部性外，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特点是食品供给主体的无限分散。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管制的低效率。从完整的管制过程看，现代民主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包括三大组成部分:一是通过立法，对行政管制权进行授权及其对权力范围进行界定;二是根据立法授权，设置管制机构，包括其职能及权力的分工和配置;三是管制机构依法履行管制职能，即运用行政权力对所管制的对象和内容进行规范、监管和处罚。据此，食品安全管制的模式分析方法［1］，将从立法模式、机构模式和运行模式三个层次展开。

一、食品安全管制的立法模式:议会立法与部门立法

食品安全管制立法模式，从立法程序即法律生成机理的维度来看，可分为部门立法和议会立法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