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义，刘 静，刘亦文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湖南长沙410079)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伴随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会面临越来越多自然灾害。有研究认为2010年的巴基斯坦水患、俄罗斯林火、墨西哥飓风等灾害都与气候变暖不无关联。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外交、能源、环境等领域的热门议题。征收碳税被普遍认为是减少碳排放最具市场效率的经济手段之一［1］。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从本质上看是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福利经济学着重研究的外部性问题构成碳税的理论基础［2］。目前，碳税已在芬兰、瑞典、丹麦、荷兰、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得到了运用，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碳税基本要素、税收偏离、碳税地位及效果等方面各不相同，汪曾涛对这些国家的碳税制度作了对比性的总结［3］。

国外对于碳税的减排效果及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开始较早，Barker最早利用能源-经济-环境模型评估了碳税(能源税)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征收碳税足以在1990-2005年间使碳排放稳定在基准水平12%以下，而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较小，GDP有可能继续以高于基准0.2%的水平增长［4］。Kemfert和Welsch在采用 CES生产函数估计德国能源-资本和劳动之间替代弹性的基础上，构建动态CGE模型用于分析不同替代弹性和不同税收返还方式下征收碳税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将碳税收入用于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转移的份额越小，它对就业和GDP的影响就越小(仍然为正);但如果将碳税收入转移给私人部门，GDP关于弹性数值的敏感性将变得非常小［5］。R.Wendner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奥地利征收碳税的经济影响。碳税收入的三种分配场景为:第一，全部碳税收入转移给家庭部门;第二，补贴工资成本;第三，采用碳税收入为养老金系统提供融资。结果表明二氧化碳减排和为养老金系统提供融资并不是冲突的目标。采用碳税收入为养老金系统提供融资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劳动需求、私人投资和消费上比其它两者更优［6］。G.Kumbarolu采用能源-经济-环境CGE模型研究土耳其环境税的经济效应。结果认为在环境税税收收入被用于政府购买的情况下，环境税的“倍加红利”效应(Double Dividend Effect)能够实现，也即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能够提高经济运行绩效［7］。R.O’Ryan在回顾智利的社会和环境政策的基础上，采用静态CGE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环境政策、社会政策以及政策组合的影响，评价可持续发展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采用实际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方式的情况下，环境税政策的影响是负面的，影响的大小取决于环境税收收入的使用方式和就业状态。而社会政策并不会产生负面的环境影响。因此，在执行环境政策的同时，执行特定的补偿性政策将提高环境政策的可接受性［8］。

近年来，碳税也开始成为国内学者探讨研究的热点。与国外研究类似，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主要应用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碳税。贺菊煌详细介绍了如何构建用于研究中国环境问题的CGE模型，并用其静态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9］。魏涛远运用 CHAGE 模型［10］、高鹏飞运用MARKAL-MACRO模型［11］分别测度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均认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高鹏飞运用MARKAL-MACRO模型进一步测度了中国2010到2050年的碳边际减排成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相当高［12］。王灿运用TEDCGE模型分析在中国实施碳减排政策的经济影响，认为在中国实施CO2减排政策将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负面影响［13］。

不少学者［3-11，14-15］的研究都表明，开征碳税在达到节能减排目标的同时，也会给经济增长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因此，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这种损失。一种最常用的做法是，开征碳税同时降低其他税收(例如个人所得税、劳动税等)，使总税赋水平基本不变，也就是保持税收中性原则。目前国内还未见对碳税收入再利用方式的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多种碳税收入再利用方式对碳税经济效应的影响，其中包括:消减要素(劳动和资本)所得税，补贴个人消费者，补贴企业消费者。

二、模型与情景设置

本文采用湖南大学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共同开发的MCHUGE模型。这是一个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单国多部门动态CGE模型，由一个包含十几万个方程的方程组体系以及大量的经济数据和参数构成。模型包含57个产业部门，共区分了三类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六个行为主体(生产、投资、消费、出口、政府投资、库存)。MCHUGE模型是在CHINGEM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资本累积，金融资本(债务)累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调整这三种跨期链接将模型动态化，模型的具体介绍可参见赖明勇等［14］。本模型采用的数据库是GTAP第六版中国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其中部分数据进行了更新，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性和政策分析的有效性。本文考虑的含碳能源产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子类能源品种，对应到模型中的能源生产部门分别为煤炭开采、原油开采、天然气开采、石化产品和焦炭以及燃气与热力生产。

(一)CO2排放的处理

肖皓对MCHUGE模型进行了适当的拓展，使得模型能够用于评估燃油税开征带来的环境效果［15］。本文主要参照肖皓的建模方法来评估碳税政策所带来碳排放量的变动。能源产品一般分为一次能源产品和二次能源产品，一次能源产品以原煤、原油、天然气为主，二次能源产品则包括了焦炭、成品油、电力和热力等。CO2的排放主要依赖于含碳产品的最终消费使用。这些产品包括了一次能源(原煤、原油、天然气)和二次能源中的焦炭和成品油。其中一次能源转化为二次能源中的焦炭和成品油是能源形式的转化，并不属于最终消费，因此，在计算碳排放量时，该部分需要从能源产品消耗总量中扣除。如下所示:

其中，e代表含碳的能源产品，dc表示国内销售，包括国产品和进口品投入到生产、投资、家庭消费、政府支出等。QECO2表示含碳能源品按照标准煤计算的最终消费量，QENG表示国内销售(生产、投资、消费、出口四种流向)按照标准煤计算的消费量，Q1T2代表生产投入中一次能源转化为二次能源中的焦炭和成品油的按照标准煤计算的一次能源转换量。PCO2代表CO2的总排放量，EcCO2代表含碳能源品使用过程中产生CO2的系数(见表2)。

表1 各种含碳能源折标准煤系数

表2 含碳能源品的CO2排放系数 单位:吨/标准煤

CO2的排放主要来自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由于对CO2排放的监控与核算较为困难而且需要额外成本，因此可以将碳税的征收对象由CO2转化为相应的能源产品，根据不同能源品种的含碳量进行征收［1］。因此碳税通常都是以从量税的形式征收。然而，在已有的MCHUGE模型中，税率模拟的实现仅考虑了从价税的形式，因此，为了模拟碳税的征收，有必要将从价税转化为从量税，如下所示:

其中，e代表含碳的能源产品，V代表某种含碳能源产品的消费值，Tp表示某种能源的从价税，P代表能源价格，C表示含碳能源产品转化为标准煤系数(见表1)，Tq代表从量税。

(二)模拟情景设置

汪曾涛在对比了国外开征碳税的实践后认为，我国开征碳税应遵循逐步推进的原则，即碳税税率一开始宜设定在较低的水平上，然后再逐步上升，这样可以让企业和居民在承担较低税赋的情况下继续调整能源消费行为。同时应在生产环节(包括委托加工和进口)征收，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征管成本［3］。为此，本篇论文设定的基准期间(Sim0)为2012年在生产环节开征20元/吨的碳税，然后逐年增加10元/吨，到2020年时达到100元/吨的碳税。模拟情景一(Sim1)中将碳税收入用于等量降低要素(劳动、资本)所得税;模拟情景二(Sim2)中将碳税收入用于等量降低个人消费品的税率;模拟情景三(Sim3)中将碳税收入用于等量降低企业消费品的税率。具体到模型中，模拟情景一通过保证政府财政赤字率不变(外生)，内生劳动力的平均税率来实现;模拟情景二通过保证政府财政赤字率不变(外生)，内生决定个人消费税率的松弛变量来实现;模拟情景三通过保证政府财政赤字率不变(外生)，内生决定企业消费税率的松弛变量来实现(见表3)。

表3 模拟情景设置

三、模拟结果分析

(一)不采用税收返还时的征税效果

由表4中的Sim0(不采用任何税收返还机制)可以看出，开征碳税对经济的影响较大。2012年的起征碳税率很低为20元/吨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21%，其中投资下降明显。投资下降了0.42%，这主要受到资本租金价格下降0.43%的影响。出口下降0.1%主要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0.04%)。以 GNP衡量的社会福利下降了0.18%，这超过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下降(0.02%)，从而导致居民消费下降。尽管人民币实际贬值，但因为国内产出下降，需求减少，因此进口有较大的降幅(0.22%)。要素市场方面，受产出下降的影响，就业水平下降也较明显(0.35%)，从而导致实际工资下降(0.07%)。尽管当期投资下降较快，但并没有构成资本积累，所以资本变化不大，收入法GDP的下降主要是由就业水平的下降引起的。2012-2020年的碳税是逐渐增加的，企业受损程度也逐渐增加，资本存量随着投资的减少而下降，本模型的劳动力市场动态调整是假设一个外生冲击导致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失衡将通过工资的逐步变动来吸收冲击对劳动力市场失衡的影响(详见参考文献14，p115-117)，因此在随后的各年中实际工资下降幅度加大，使得企业裁人意愿减弱，从而就业下降幅度变缓，带动收入法GDP降幅有所放缓，这也说明碳税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害会逐渐被不断调整的经济结构所吸收。

节能减排方面，征收碳税导致单位GDP能耗下降，2012年下降了 0.04%，2020年下降了0.59%。同时由于对含碳能源产品的征税，直接导致能源产品的消费量下降，使得CO2的排放总量下降明显，2012年下降了0.58%，2020年下降了2.45%。

表5显示的是产业方面的影响结果。对含碳能源品征税导致各种能源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消费量下降，因此各能源产业的产出都下降了，其中因为煤炭开采业和炼焦业的碳排放系数较高，因此二者的价格涨幅最大，产出下降也最大，分别为0.7%和1.01%。2012年，受碳税的开征产出下降最明显的产业有化学品制造业(0.49%)，非金属矿物(0.37%)，黑色金属冶炼(0.38%)，建筑业(0.41%)。这些产业是我国的高耗能产业，对能源的依赖性很强，能源价格的上升会直接导致它们的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导致销量下降。家畜肉类加工业、服装业和皮革制品业从碳税的开征中受益，产出分别上升了0.1%、0.03%、0.11%。这些产业都是轻工业，对能源的依赖性很低，同时它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碳税开征后导致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反而降低了它们的生产成本，促进了它们的出口。

(二)碳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与资本所得税时的征税效果

由表4中的Sim1(碳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与资本所得税)可以看出，2012年时，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将碳税收入用于等量降低劳动和资本所得税后会促进就业(0.08%)和增加投资(0.06%)，最终的作用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0.05%)。随后各年的碳税不断提高，征税额不断加大，补贴给投资和就业的幅度也不断提高。因此到2020年，税后实际工资上升了0.1%，就业增加了1.96%，投资增长了0.81%，带动收入法 GDP增长了1.48%。

节能减排方面，降低劳动所得税后，税后实际工资上升，劳动力的供给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又会导致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下降，动态调整的结果是就业增加，税后实际工资上升而企业支付的实际工资下降(2012年就业增加0.08%，税后实际工资增加0.02%，企业实际支付工资下降0.03%)，资本所得税也降低了，导致投资增加，资本租赁价格下降(2012年投资增加0.06%，资本租赁价格下降0.26%)。这样劳动力和资本相对变得便宜了，因此企业将用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来替代能源品，使得单位GDP能耗相比基准情景下降得更多，2012、2016和2020年的单位GDP能耗分别下降了0.25%、0.98%和2.36%。但由于投资对能源的依赖性也较强，因此降低劳动和资本所得税税率后，相对基准情景，减排率也下降了。同时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多，能源消耗也会相应增加，导致减排率回升，2016年的减排率为0.72%，而到2020年时减排率下降为0.16%。

产业结果显示，由于受到投资的积极拉动，各产业的产出相比基准情景(Sim0)都有所上升，除能源部门依然受损比较严重以外，其它各部门的产出基本都上升了。因为化学品制造业的主要中间投入来自于炼焦业，因此它的受损程度依然比较明显。

(三)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时的征税效果

在模型中我们假定将所征收的碳税用于等额降低个人消费者的各商品增值税来模拟补贴个人消费者时的情景。由表4中的Sim2(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可以看出，2012年时，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将碳税收入用于等量降低个人消费者的各商品增值税会极大地促进消费，消费增长了0.75%，而消费会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0.49%，带动居民福利上升了0.48%，由于降低个人消费者的各商品增值税相当于降低商品的价格，因此物价指数下降明显(0.91%)。但当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时，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趋缓，当征收碳税对经济的损害程度超过消费的拉动作用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因此2016年的GDP增长率为1.09%，而到了2020年增长率却降为0.93%。由于所征碳税完全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而碳税收入在不断增加，所以到2020年，物价指数已经下降了4.23%。

节能减排方面，由于个人消费品通常都是低碳的，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节能效果明显。2012年单位 GDP能耗下降了0.6%，高于Sim0(不采用任何税收返还机制)，也高于Sim1(碳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与资本所得税)。但长期当消费增长下降后，单位GDP能耗的下降率也有所回升了。2020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7%，低于Sim1(碳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与资本所得税)中的2.36%。由于短期内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大部分产业的产出，碳排放不降反而略有上升(0.07%)，但长期内由于消费拉动作用的下降，碳排放也下降了0.85%，减排率不如Sim0(不采用任何税收返还机制时)和Sim1(碳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与资本所得税)。

行业产出方面，短期内，主要作为工业用途的煤炭产出下降明显(0.34%)，而与家庭消费密切相关的电力和热力生产以及燃气生产供应业两个能源部门的产出增加明显(分别增加0.34%、0.31%)。家畜肉类加工、纺织业、服装业和皮革制品业的产出增长明显(分别为0.98%、0.61%、1.17%、1.04%)，因为这些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个人消费品。长期内，由于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所以各行业的产出都低于Sim1(碳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与资本所得税)。

(四)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企业消费者时的征税效果

在模型中我们假定将所征收的碳税用于等额降低生产环节的各商品增值税来模拟补贴企业消费者时的情景。把开征碳税的收入用于等量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各商品增值税基本上可以抵消各产业因开征碳税而遭受的损失，在此情景下企业的总成本基本没有变化，生产环节含碳能源品购买价格上升而其它商品价格下降。由于除含碳能源品外其它商品价格都下降，因此投资品价格下降0.03%，所以投资有所增加(2012年上升0.06%，2020年上升0.28%)。煤炭行业产出下降明显(2012年下降0.61%，2020年下降2.77%)，而煤炭行业又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总就业有所下降(2016年下降 0.04%，2020年下降0.07%)。资本存量的增加与就业的减少相互抵消，使得总产出变化微小。从表4的Sim3(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中可以看出，2012年总产出基本没有变化，2016年和2020年也都只降低了0.01%。个人消费由于没有受到补贴所以略有下降(2012年下降0.02%，2020年下降0.12%)，总体来看，碳税所得用于补贴企业消费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都非常小。

节能减排方面，因为降低了企业消费者商品的增值税，所以相对于其它商品而言，含碳能源都变得更昂贵了，所以企业会尽量采用资本、劳动以及低碳能源品来替代含碳量高的能源产品，因此，单位GDP能耗下降比较明显(0.22%)，而且随着含碳能源的碳税不断增加，其它商品的生产环节增值税率下降幅度也不断增加，那么含碳能源品相对其它商品就越来越贵了，所以消费量也会逐步下降，因此到2020年时，单位GDP能耗已经下降了 1.22%。同样的，2012年碳减排率为0.37%，到2020年已经达到了1.55%，并且还会继续增加。减排效果优于前面两种税收返还方式的模拟结果。

行业结果显示，受含碳能源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上涨的影响，能源产业以及高能耗产业的产出都下降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下降程度越来越大，受损程度高于前两种税收返还方式的模拟结果。其它低能耗产业因为价格相对变得便宜，产出都有所上升，但家畜肉类加工、纺织业、服装业和皮革制品业这些主要面向个人消费的产业受益程度低于Sim2，也即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时的情景。

表4 宏观模拟结果①受篇幅限制，表4和表5仅列出其中三年的模拟结果，其它年份的结果备索。 相对基期的百分比变动率

表5 行业模拟结果 相对基期的百分比变动率

图1 不同碳税返还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四种不同情景下开征碳税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对比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把征收的碳税作为一般财政收入时，因为碳税是渐进的，对经济的影响也逐步恶化，但随着就业、资本存量以及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总产出下降的幅度逐渐放缓。当把征收的碳税用于降低要素税收，也即降低劳动税和资本所得税时，会促进投资和就业，因此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因为投资的滞后效果，越往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当把征收的碳税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时，短期内，居民消费的增加会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当消费市场趋于饱和时，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趋缓，当征收碳税对经济的损害程度超过消费的拉动作用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当把征收的碳税用于补贴企业消费者时，基本抵消了各企业由于开征碳税所受的损失，因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

不同情景下开征碳税的减排效果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碳减排率与经济受损程度相关性非常高。基准情景下的碳减排率最高，2020年的减排率为2.45%，并且减排率是逐年增加的。征收的碳税用于降低要素税收时，碳排放量开始下降较明显，但随着投资不断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也逐渐加大，因此碳减排率逐渐放缓，然后缓慢上升。短期内，将碳税收入用于降低要素税收对经济损害程度较小，也能达到较好的减排效果。从长远来看，将碳税收入用于降低要素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明显，但几乎会使碳税的减排效果丧失。征收的碳税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时，碳排放量在短期内反而会略有上升，但随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长期内减排效果会越来越明显。征收的碳税用于补贴企业消费者时，减排效果较显著，并且减排率会逐年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当含碳能源品价格相对其它商品与要素价格不断上升时，企业会尽量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增加对资本、劳动力以及一些低碳能源的使用。

图2 不同碳税返还机制对CO2排放量的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设置四种情景分别模拟了碳税不返还与将所征碳税分别用于降低要素所得税、补贴个人消费者和企业消费者时的征税效果。对比这四种情景下的征税效果可以看出:1.采用税收中性原则，也即将所征碳税用于降低其它税收时宏观经济受损程度均低于将碳税作为一般财政收入时宏观经济的受损程度。2.从减排的角度出发，不采用任何税收返还方式时减排效果最好。3.短期内，将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会极大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节能减排效果也不错，但长期来看，单靠消费拉动会显得后劲不足，这时降低要素所得税会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发展。4.综合对经济的影响和减排效果来看，补贴企业消费者是最优的税收返还机制。虽然补贴企业消费者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减排效果却优于降低要素所得税和补贴个人消费者时的情景，也即达到了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减排的效果。5.产业影响方面，开征碳税后，能源部门产出下降最明显，同时能源部门的下游产业，也即高能耗产业的产出下降也比较明显，而一些低能耗同时又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则往往因为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受益。当然，采用不同税收返还机制时因为受益的产业不同，各产业的表现也会有所差异，降低要素所得税会促进劳动力密集型和投资相关部门的产出，补贴个人消费者会促进个人消费品产业的产出，补贴企业消费者会使能源部门以及高能耗部门的产出下降幅度越来越大。

开征碳税后对经济发展以及各行业所造成的损失是阻碍碳税开征的主要因素，为了减少碳税开征的阻力，应该采取税收中性的原则，在开征碳税的同时降低其它税收，以减缓碳税开征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本文仅对碳税返还要素所得税、个人消费者和企业消费者做了一番探讨，当然还可以采取其它的税收返还方式，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每种税收返还机制都存在优点和缺点，通常对经济促进作用大的返还方式碳减排效果却不是很好，而且有些短期内效果较优的返还方式在长期内效果却会下降，因此可以考虑多种返还方式结合使用，并根据时期的长短动态调整各种返还方式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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