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波

(湖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浙江 湖州 313000)

宋代家族史研究的创新
——并就正于柳立言先生

周扬波

(湖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浙江 湖州 313000)

柳立言先生近来系列文章，从明州家族个案出发，推断宋代家族发育不充分。事实上明州昼锦楼氏家族并非如其所言松散联合，咏归会和真率会是两则显例。柳文的研究，在家族形态判断方法、选取对象典型性和史料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适当时空界定下，仍可视家族为宋代社会细胞，而宋代家族史研究新路大体可有时、空、人、物四个方向。

宋代 家族史 创新

宋代家族史研究今日方兴未艾，但同时却又存在创新乏力的矛盾局势。对此已有多位学人进行反思建言，①柳立言先生外，尚有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之《绪言》(第1－14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版)、张邦炜《宋代家族研究的来龙与去脉: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粟品孝《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等。其中当推柳立言先生最为全面深刻。他在2008年提交了名为《山重水复疑无路——宋代宁波家族之研究》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度第二十次学术讲论会报告文稿(史语所pdf文档网址:http://www.ihp.sinica.edu.tw/news_page/download/new01_1128_2008.pdf)，分“明州家族之形态:南宋和元明是连续体吗?”、“影响家族发展之因素:进士和人际网络有大用吗?”、“家族对宋代重要领域的影响:塑造了地方意识和文化吗?”三个主体部分及“前言”和“结语”。的演讲报告，并在之后铺衍为《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③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2分，2010年版。、《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以明州为例》④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科举、人际网络与家族兴衰:以宋代明州为例》⑤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第1－3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三文发表，以绵密冷峭的笔法，从明州个案出发推断宋代家族多组织松散，⑥柳先生总体较严谨地将考察限制在明州范围内，但《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的“前言”提出此个案“主要目的是检讨目前对士人家族研究的发现”，在“结论”中则推断“恐怕就不好说宋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了”。以“从明州个案出发推断宋代家族多组织松散”来概括，应大致不谬。质疑从家族出发研究士大夫的方法，对混家为族等家族史研究陈弊予以全面针砭，同时条分缕析出数十个前瞻性问题启迪学人创新。其批判之锐与见解之新，为本领域迄今仅见，无疑将产生深远影响。笔者支持柳先生关于宋代家族发育不充分的判断，但在具体程度的认识上有所歧异。由于柳文中有质疑笔者观点之处，且涉及文章结论，所以作一回应。柳文所揭创新问题，是学界长期共同的困惑，故本着千虑一得、拾遗补阙的想法，进而对柳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宋代家族史研究新路，献上一隅之见。

一、明州楼氏的咏归会和真率会

“山重水复疑无路”是柳立言先生演讲报告的副标题，报告文稿首页还附了传为南宋马远的《山径春行图》，脚注坦言写作时“已是进退维谷，览之更觉前路茫茫”，深切表达了对于宋代家族史研究瓶颈难出之忧思，相信许多学人会有共鸣。

忧思之源，笔者妄测，在于新发现与旧探索之冲突。《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一文作为柳先生系列文章的基础，提出区分家庭、家族、宗族和以七准则区分家族三形态两种新方法，①七个准则:分家分产、家族传统、族谱、族祭、有组织性的互助活动、非组织性的互助活动、分化分裂的诱因。三种形态:义居型家族，即累世同居的义门;聚居型家族，有一定程度的家族组织或规范，有较高程度的共同意识;共祖属群，缺乏家族组织或规范，共同意识程度不高，即使有互助，也只是私人、临时、个别的性质。对家族史研究方法予以系列规范化，并基于明州楼氏家族的个案考察，断言明州家族大多是“组织松散的共祖属群”，“明州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单位是家庭，不是家族，更不是宗族”。由于认为连“拥有最多的优势，跟提倡重建家族的理学家也有密切的关系”的明州名族也不过如此，故进而推论“其它的家族也只是共祖属群居多”。此项研究刷新了以往不经界定预设家族社会存在的思路，应该说是本领域研究的极大突破，但迎面袭来的则是从家族出发研究士大夫多将沦为“假议题”的虚无感。从《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以明州为例》、《科举、人际网络与家族兴衰:以宋代明州为例》二文看，柳先生一再强调应区分家庭与家族及厘清不同家族形态，并整理出一系列家族史研究需注意问题，文中创见林立，但又似对“假议题”之说并未完全自信，内在理路有不尽连贯之处。

这种不连贯同样体现在《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一文末尾，就在通过楼氏个案下“假议题”结论之前，柳先生又对今后楼氏研究“能否有较新和较大的发现”表示“十分乐观”，原因除前述“指出问题”外，还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一项是一份新家谱的发现，一项则是笔者《南宋四明地区耆老会概述》②载《宁波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一文提到的咏归会和真率会。尤其咏归会一条，柳先生甚至给予经探究“也许可以改变本文的看法”之鼓励。承蒙柳先生对两项史料看重，但笔者在解读上仍有异见，故试析如下。

明州楼氏代表人物楼钥(1137－1213)有《咏归会讲说》一文，简引如下: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昼锦坊楼氏为咏归会，黟县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质明谒先圣先师以叙列坐，临安教官讲夫子入孝出弟之言已，钥乃作而言曰:“吾门自高祖先生以儒学起家，衣冠六世……吾之弟若从子，皆宜自勉于学，以无负尉曹咏归之意……”③(宋)楼钥:《攻媿集》卷七九《咏归会讲说》，《四部丛刊初编》本。

笔者在《南宋四明地区耆老会概述》一文中据此推测，咏归会可能是为族中成年子弟举行冠礼的族会。柳先生则根据文末“钥将行矣，五年而归”一句，认为是“族人替他举办的赋别望归聚会”，并进而根据与会人数四十五人判断是楼钥亲兄弟九个家庭间的聚会，且认为一家平均五名男性颇合宗谱记载，质疑笔者认为此会有“较为强烈的宗族色彩”之说法。

实际上族会的证据相当确凿。结合袁燮为楼钥所作行状④(宋)袁燮:《絜斋集》卷十一《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丛书集成初编》本。，楼钥《攻媿集》卷八五《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卷一○五《绩溪县尉楼君墓志铭》及《太孺人蒋氏墓志铭》、卷一○九《从兄楼府君墓志铭》等史料，楼钥于亲兄弟九人中排行第三，乾道五年(1169)年方三十三岁;长兄大钥仅五岁，已逝于六年前;嘉泰四年(1204)楼钥母汪氏死时有孙三十一人，则乾道五年九兄弟加上成年子息绝不可能多达二十五人;九个家庭男性成员也不可能多达四十五人;而昼锦坊楼氏始祖楼异，即楼钥祖父，共有五子二十五孙，钥父璩排行第四;三伯父琚五子皆年长于钥;二伯父次子镗绍兴十五年(1145)卒时已有六岁长女及四子，则咏归会人数规模、年龄层次与楼异孙辈、曾孙辈其时在世人数相合，应理解为昼锦坊楼氏全体在家适龄男性族会(从“衣冠六世”可见异曾孙亦已有人出仕)。主持人黟县尉曹不可考，主讲人之一临安教官则是楼琚第三子楼。楼钥发言从高祖楼郁起家开始，历数楼常、楼异等历代先人学行勋业，以教育族中子弟向学，称此会有“强烈的宗族色彩”绝不为过。

关于咏归会的内容，笔者接受柳先生“赋别望归聚会”定性而放弃“冠礼”之不成熟推测，但尚有可发之覆。尽管楼钥日后贵至宰执，但三十三岁的他还只是楼氏普通一员，何以要举族送别?再看一下楼钥出行目的。楼钥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之后调温州州学教授而待次七年，⑤《攻媿集》卷六一《通添差教授王太博信启》(小注:温州教授任内):“不知七年待次之迟，但喜一旦同寅之幸。”乾道五、六年间随侍父璩知处州，⑥《攻媿集》卷七三《书＜机汲记＞赠姜子阳题其后》。乾道五年五月前知处州范成大离任，⑦李之亮:《宋两浙路郡守年表》，第451页，巴蜀书社2001年版。则当年暮春钥离家显然是侍父赴处州任，“五年而归”含温州三年秩满而归之义。进而分析族会意图，尽管楼讲“入孝出弟”有送行之意，却应不止于此。咏归会形式显然源于《论语·先进》曾皙言志名篇，“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即楼钥之“弟若从子”)应是楼氏各层次在学子弟。文中称他们为“今日之坐于下者”，则“叙列坐”是分上下双方，坐于上训讲者是已取得功名者如黟县尉曹、楼、楼钥等。所以咏归会的完整用意，应是藉送别出仕族人之机，勉励青少年子弟向学。既然青年楼钥在众多出仕族人中并不特别，则族会完全有常规化的可能。“质明谒先圣先师以叙列坐”表明族中列有孔子等牌位，是否意味着楼氏拥有族学?尽管可考楼氏子弟多人从学他姓，但与发蒙类族学应不冲突。

至于真率会，是明州耆老诗酒酬唱的一个社团，成员有动态变化，并不限于楼氏族人。笔者主要指出其中楼氏家族成员关系较密，而柳先生质疑族人是否“本不相熟因参加社交活动而相熟”，且提出应考察这些相熟族人究竟到几等亲。柳先生的质疑基于楼氏主要是松散联合的共祖属群之判断。而根据咏归会的考察，楼异肇基的昼锦坊一支不应仅视为松散联合。真率会中楼钥所称“少潜兄”、“士颖弟”都是居于昼锦坊中的堂兄弟，钥为堂兄镃所作墓志铭，说二人“自幼少追逐，晚益相亲”;又说:“齐公守乡，始立锦坊。五家聚处，昆令季强。兄之与我，亲如同气。期尽此生，日夕陪侍。”①《攻媿集》卷一○九《从兄楼府君墓志铭》。昼锦楼氏，确已别财析居，但堂兄弟之间关系很亲密。实际上，同族聚居一处，又同属士大夫阶层，不相熟才不合情理。

二、对于柳立言先生新思路的探讨

柳先生系列三文体大思精，非晚生后学所能尽窥堂奥。但从咏归会和真率会二例，亦见未能尽美。柳先生提出家族形态的三分法，立意上佳。但根据其七项准则判断，明州楼氏几无一符合，是“接近共祖属群多于聚居型家族”，至多只承认拥有义庄的楼后人“是楼氏共祖属群中的聚居型家族”。又从明州个案出发，推断家族不是宋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此项论断固有其新颖可贵之处，但与通常对宋代家族的观感有距离，且与上一节考察所得有出入，具体或可再探，大体可分三个方面。

(一)家族形态的判断方法

首先家族应区别支派。这点柳先生其实注意到，但并未突出。明州楼氏可区分为原住地奉化和迁徙地鄞县两支;鄞县楼氏又可分为乡居和城居两支;鄞县城居楼氏又应将昼锦楼氏与其他支区别开来。实际上学人关注的楼氏，主要是昼锦楼氏。这样判断家族形态时可较明确，不会产生“接近共祖属群多于聚居型家族”的模糊判断。

其次是判断标准。柳先生或亦觉标准过苛，乃有“水至清无鱼”之自嘲。其实不论如何强调家族形态宋与明清不同，或宋到元是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但元以后的宗族组织承袭自宋，且宋也并非纯处理论层面，应是共识。尽管笔者也认为宋代家族发育不充分，但主张应充分估计其作为近世家族奠基期的发育成果，应回到宋代看宋代。

试以昼锦楼氏义庄为例。柳先生强调族产要区分共产和通财，这是对的。但继而以此划分聚居型家族和共祖属群，只承认捐置义庄的楼一房可称为聚居型家族，则恐怕结论勉强。首先楼氏义庄现存史料主要是元后期况逵的《昼锦楼氏义田庄记》一文，究竟其他房如楼钥等人有否增益入股，变通财为共产，我们并不清楚。至少况逵文中嘉定五年(1212)楼氏六位族人联名请楼钥上闻朝廷保护义庄时，其中之一是钥弟锱之孙杞。此点柳先生亦注意到，但或囿于论断，致选择性忽视。退一步讲，通财就意味着共祖属群吗?两汉尤其东汉宗族势力强盛，但宗族内通财屡见却均无固定族产。②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第1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宋代义庄今可考仅六十八处，本身就是宗族发育相对突出的表现，其中由官员个人捐置是常见方式，且少有如明清诸房轮掌的记载③柳先生强调楼氏义庄非共产，掌握在楼后人一房手里，并引用常建华先生在《中国宗族史》第186页中指出的“义庄采取此种管理方法的并不普遍”为据。实际上常先生本义相反，原文是“有的义庄采用诸房轮流管理的方法”，然后以楼氏为例，再说“并不普遍”。而据况逵义庄记，楼约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创置义庄。而诸子至绍兴三十一年才生分家产，故四子轮掌还不是常先生所言诸房轮掌，而这更足以反映诸房轮掌鲜见。。其功能多在于赡族，而罕见柳先生期望的扮演婚丧田、墓田、祭田、学田等角色④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第 50、54、58、64 －6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柳先生出于此种期望，将楼氏义庄与义庄典范范氏义庄和赵鼎设计的义庄相较，认为功能远逊。事实上，范氏义庄也不具备这样的多功能，赵鼎的义庄更只是理想形态。柳先生还认为即便范氏义庄对于合族同样是通财而非共产，并引王善军关于范氏义庄致范仲淹直系后裔束缚控制了族人的观点为据;然而束缚控制且不论利弊，这岂非恰恰证明义庄强化了宗族关系吗?

柳先生质疑“东有一个义庄，西有一个族祠，南有一个族墓，北有一本族谱，合起来就什么都有了”的装拼车做法，诚为良言。但恐怕还是应将期望值置于宋代平均线，然后去观照一个个的义庄、族祠、族墓、族谱。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则这些宋代宗族发育成就尽管有限，还是有的。

再就是柳先生的七准则偏重“硬件”而忽视“软件”。分家分产、族谱、族祭、有组织性的互助活动、非组织性的互助活动五项均属可见的硬性物事，而恰恰精神性的家族传统、分化分裂的诱因两项柳先生语焉不详。一部中国宗族史，实质是一部精神认同史。制度设施等等，乃是之上的衍生物。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忽视宋人笔下俯拾皆是的“我族”、“吾门”、“吾宗”等表达。这些表达，一般都以杰出族人及其德业为中心。基于此辐聚的宗族认同，往往可以超越五服之外。楼钥咏归会讲辞劈头就是“吾门自高祖先生以儒学起家，衣冠六世”。其实南宋族谱修撰，已普遍突破欧苏的小宗谱法，世代在五世以上乃至十世以上者不鲜见。①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第201页。宗族认同起点系于起家者而非始迁祖，标志着宗族传统的成型;而超越服制，意味着宗族凝聚力的增长。这种认同甚至可超越本支，上接所从出支及其代表人物。笔者曾考察以苏辙子迟为始迁祖的婺州苏氏族支，发现其有强烈的景仰三苏和蜀地认同情结，直至辙九世孙、元明之际婺州朱学主要人物苏伯衡身上仍有明显印记。②拙文《文化传播篇:眉山苏氏与浙学》，见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七章，第168－2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家族史今日成为研究热点，一个原因是家族醒目地集团式贡献人才。此中缘故何在?我们自然应该深入进去看这些人才的房支分布如何，家庭之间联系如何;但鉴于这种家族优势的突出性和广泛性，恐怕将此类家族视为社会细胞并不为过。而宗族认同及其解体，应该是解读此类细胞生命周期的密码之一。

(二)选取对象的典型性

台湾学者研究明州之全面深入，堪称宋代区域史研究典范。明州两宋时期望族林立、表现醒目，且宋代文献遗存相对丰富，是吸引学人眼球的关键。但是，能否将明州家族的表现作为高标准，推论连明州都如此则恐怕宋代便如此?

首先从地域上看，明州家族发育在宋代横比并不良好。两宋望族分布与人才分布区域是一致的，以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成都府路五路最突出。而明州在此列文化发达区域中属后进地区，进士数北宋仅一百二十七人，两浙路十四州府中排第九名;至南宋方以七百四十六人跃居两浙路第二名(此处合两浙东、西路言之)。③［美］贾志扬:《宋代科举》附录三，第289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与明州地位南宋提升相一致，此地望族也主要盛于南宋，且门祚多不长久。昼锦楼氏聚居当然从楼异政和七年(1117)以后建昼锦坊算起，至“楼族窭且弱”④(元)况逵:《昼锦楼氏义田庄记》，载(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八，第6560页，《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时年轻辈的楼墉才七世而已。最为显赫的史氏家族，兴盛不过四代，进士出产不过五代。袁氏情况稍好，至第八代仍有进士，但曾有中衰并不连贯。高、汪二族，皆速衰。总体来说，宋代明州诸名族，多属较为典型的五世而衰式宋代家族。⑤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之《绪言》:“累世繁昌、类似中古的世族，在宋代为数不多;更多的学者感到兴趣的是透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而崛起的士人家族，这些家族虽累世仕宦，但有兴有衰，有功名或事迹可查的约在五代之间”，第2页。而上述五路不少区域，如福建路东部、北部，江南东路徽、饶、信三州，江南西路大部，两浙路南部，成都府路大部，其望族或为各级士族入迁，或为土著豪族发育，自唐五代即积累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基础，门祚久者可与两宋相始终，更有入元甚至入明清聚族不散者，其宗族认同、制度、规模、生命力等远非明州可比。⑥相关研究参见简杏如:《宋代莆田方氏家族》(台湾大学1995年硕士论文)、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4年版)、何晋勋:《宋代地方士大夫家族势力的构成——以鄱阳湖地区为例》、周扬波:《地域文化篇:江山嵩高柴氏与浙闽赣交境》(见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第六章)及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承认宋代家族总体速衰是一方面，但由于家族社会的预设多在上述诸路，故判断家族社会是否假议题及宋代社会基本单位为何，先应考虑强烈的地域差异。

其次从居住地看，明州望族多为城居家族，生命力本就不如乡居家族。柳先生归纳远藤隆俊等日本学人区分宋元和明清家族制度的一个差异是，宋元集中长江以南和城市，明清遍及全国和城乡。此项认识恐与事实有出入。日人滨岛敦俊认为，江南士大夫自明嘉靖以后出于避役考虑转向城居化，此前主要为乡居地主。①［日］滨岛敦俊:《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从“民望”到“乡绅”》，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江南与中外交流》(第三辑)，第5、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林拓根据《宝祐四年登科录》抽样调查宋代福建路进士居处分布，结论是乡居进士与城居进士比例是21:1。他的分析是相对从事商业、手工业等的坊郭户，乡村户的出路更在于科举。②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第60－6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同书又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统计得出福建进士官户出身比例约达60%，而同年录只载直系亲属身份，可见福建家族势力之一斑。而从家族生命力的角度看，城市是资源紧张场所，本就不利于家族发育。明后期人说城居士大夫“处于众争之地，为不保旦夕之谋”③(明)李日华著:《味水轩日记》卷二“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四日”条，第120页，屠友祥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乃是切肤感受。

再从阶层看，明州名族多为中上层家族，生命力也未必如中下层家族。宋代上层家族易受党争冲击，不易持久，已渐为学人所认识。明州史氏衰落主要是因涉政过深和党争影响，楼氏亦曾受党争牵连，而袁氏这样以学术持家的家族则门祚较长。朱开宇考察宋代休宁程氏各支派，生命力最强、宗族发育最好的并非是仕宦显达的会里(程大昌)、汊口(程珌)两支，而是以乡绅为主体、历宋元明不衰的几支，因此认为南宋开始多元发展与经营地方对于家族发展可能优先于科举成功。④朱开宇:《家族与科举:宋元明休宁程氏的发展1100－1644》，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8期。王莉考察作为地方小族的福清林氏，发现其在经济优势不显、后人多隐的情况下，绵延发展不显颓势。⑤王莉:《对南宋福清林氏家族的几点认识》，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当然，上、中、下层家族各有久盛和速衰的例子，关键是不能以上层家族拥有最多建设家族的优势作为逻辑起点。

(三)史料的限制

这是一个未免扫兴但又不免要提的话题。宋代明州尽管文献遗存相对丰富，但适于家族史研究的主要是三部文集和五部宋元方志。方志只能算间接史料，《峰真隐漫录》作者史浩是史氏第二代进士，《攻媿集》作者楼钥是昼锦楼氏第三代进士，能够呈现多少本族的发育度?《絜斋集》作者袁燮情况稍好，是袁氏第一代进士袁毂的玄孙，但之前经历了三、四代的中衰期，故类似于前二者。最重要的楼氏义庄，我们只能通过载于《至正四明续志》的一篇元人记文了解，其具体运作基本不明。至于楼氏族会是否经常化、族塾是否有、世系难还原(虽新发现楼氏家谱，但一般非长期聚居家族宋世系不可信)、族长何时开始设(况逵记文提到时有族长楼彬)、曾经“荷诸院相从”⑥《攻媿集》卷六○《长汀庵记》。的长汀庵经楼钥恢复后是否加入他房力量，我们概不清楚。宋代家族史研究最大的限制，是除玉牒外没有家谱可查，任何一个家族都难以丰满还原。既然如此，估断时应该加权考虑史料缺失因素。

三、宋代家族史研究新路设想

今后宋代家族史研究该向何处去?柳立言先生为我们揭示了更为细致的路径。只是根据前述考察，在适当时空界定下视家族为社会细胞，并从家族社会出发研究宋代士大夫，恐怕仍有继续的必要。笔者沿此思路，大体从时、空、人、物四方面提一些设想。

(一)时

目前较具理论色彩的家族史研究，无论是美国学人的精英地方化，还是日本学人的乡绅支配论，实际都是眼光自明清上溯宋代，使得宋代过于明清化。宋代自己的时代特征何在?时段内部的演变过程又如何?包伟民师指出，宋代家族制度演变“是士大夫阶层强调宗法制度的思想逐步向下层社会渗透”的结果，并举北宋苏轼“有族而无宗则族不可合”及南宋陈藻“五世之族天下何尝不合哉”之语说明两宋宗族组织的发展。⑦包伟民:《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见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一辑)，第76－9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吴铮强则强调区分宋代乡村社会的文化实力派(士大夫)与经济实力派(土豪)，认为后者是乡村主导且隔阂于儒家文化，所以整个宋代乡村宗族组织不普遍。⑧吴铮强:《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第84－9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应该说两者的论述较具宋代特色，区别在于视角分别是“渗透”与“隔阂”。南宋文献，既可看到陈藻“五世之族天下何尝不合哉”之言，也可看到同时期游九言“人心之散久矣，亲其亲犹或忘之”①(宋)游九言:《默斋遗稿》卷下《原谱》，宜秋馆刻《宋人集乙编》本。之语，究竟谁更切合史实?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新陈代谢。周秦变革之剧，尚且遗留旧贵族与封建意识，何况唐宋变革?唐宋间士族消亡没错，但此过程绝非换血式的突变，乡村社会仍延续有文化与经济实力兼具的势力。②参见拙著《从士族到绅族: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第10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士族意识亦未风流云散，学人业已注意到。③参看王力平:《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辨证＞——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载《文献》2006年第3期。吴铮强《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第88页)指出范仲淹、苏轼等一批倡导宗族重建的士大夫，主要是唐代官僚家庭的后代。宋代家族五要素(族长、族产、族谱、祠堂、族规)，北宋出现的族产、族谱，要义在于守族，即欧阳修所谓“守而不失”④(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七四《欧阳氏谱图序》，第1068页，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应该说就是这种中古遗梦。但在以编户齐民为基本设计的帝制时代，守族大不易。族规、祠堂、族长主要是南宋的新生事物，而南宋族产也日益功能多元化，族谱世代扩大化，这是自北宋倡导而多践履于南宋的新思路，即理学家的收族。守族重视经济、血缘纽带并强调持续的科举成功，收族则是以文化理想整合基层社会，相较更为平民化。秦晖指出汉唐间乡村宗族组织稀见，乡村聚落与姓氏的联系，“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⑤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见氏著《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第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历时性的比较，可以见出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成效。从儒家理想到宗族普及，这一渗透隔阂的过程，应该存在以下几个逻辑链条:理学队伍的壮大，待阙、致仕等乡居知识精英的增多，土豪的儒化，宗族典范的推广。如何把握以上每一环节在不同时空内逐步展开的过程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衔接，决定了对宋代家族社会存在程度的具体认知。

(二)空

前面所勾勒宗族普及的几个环节，其展开过程除了时间维度，还有空间维度。张邦炜指出宋代家族史研究的一个拓展方向是“进一步凸现地域个性”⑥张邦炜:《宋代家族研究的来龙与去脉: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粟品孝也认为“家族与地域空间”是继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两个热点后尚需深入研究的方向⑦粟品孝:《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目前宋代区域家族做得较密集而突出的，一个就是明州，一个是四川。但前者多重家族的个性，后者则如作者坦言:“主要关注的是四川与全国共性”⑧邹重华、粟品孝:《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之《序》，第2页。。中间层次的地域个性的确是下一个增长点，但目前对于地域的认识，主要还是路府州县诸层行政区划。而事实上处于基层的家族文化并不囿于行政体制。笔者曾以江山柴氏家族为个案，探讨其所体现闽浙赣交境区域的地缘特征，算是对这方面的一项尝试。⑨拙文《地域文化篇:江山嵩高柴氏与浙闽赣交境》，见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第六章，第129－167页。另外一个设想是，如果能够制作各区域望族表，这当然不妨按路府州县来做，宋代家族的区域性应能看得更加清楚。唐以下谱学衰微，仍有元人费著《成都氏族谱》、明人程尚宽《新安名族志》、清人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及章学诚《永清县志·氏族表》、民国余绍宋《龙游县志·氏族考》等佳作，今天反而缺乏可相辉映之作。制表本是传统史学尤其是谱牒学的优良传统。最近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的推出，则使宋代望族表制作在技术上成为易事。而表的质量，取决于望族标准制定、义项设置等等。CBDB与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的结合，则可使宋代家族的区域性得到直观呈现。

(三)人

此方面大体可从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看。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家族的影响?这是目前人物及家族研究通常都会考虑的问题。而随着对宋代家族发育程度有限渐成共识，则更应考虑个体不受家族影响的程度，即家族影响个体的边界何在?考察个体在家、族、乡、邦四个层级的角色分配，可更明确个体与家族的关系。群体而言，考察宗族与所属家庭及内部各家庭间的关系，柳立言先生已指出其重要性，这是内部视角;外部视角看，还有宗族与宗族、宗族与乡里、宗族与政府三个线索。宗族与宗族之间，除了关注已多的联姻外，联宗也值得注意。联宗行为盛于明中叶以后，①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之《前言》，第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但宋代亦可见。王宇考察了南宋温州各县陈氏通谱过程，认为通谱是积累社会资本的一种手段。②王宇:《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第1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南宋王明清发现济南人李昭玘与建昌(今江西永修县)人李常的远祖皆为五代人李涛，“乡里虽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孙皆鼎盛”，就很好奇地设问“不知后来两家曾叙昭穆否耳?”③(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之二，第83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它们与楼钥视服尽宗人楼昉“姓氏偶同，却非宗党”④《攻媿集》卷三一《举冯端方、江畴、楼昉状》。之现象的并存以及彼此体现出的差异，值得考察。宗族与乡里、政府的关系，学人关注较多。下一步一方面应是响应柳立言先生的提醒，厘清宗族的乡里影响多大程度上来自家族而非家庭，另一方面则是开发新的视角。乡里关系方面，试观“抚州金溪县大姓邓氏、傅氏”组织的“邓傅二社”，其领袖“武勇绝人，名应科举，其实假儒”;而“县别有陆氏，尤豪于一乡……邓傅皆隶焉”，此即大儒陆九渊之族。⑤(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二○《金溪乡丁说》，线装书局2004年版《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本。这种文儒化与土豪性并存的特质，是否更有利于其控制乡里?宋代宗族与政府的关系，海外学人强调它的地方性，大陆学人强调它的代理性。所谓地方性，由于宋代平民宗族少有发育，恐怕更多是“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⑥荀况:《荀子简释》第八篇《儒效》，第81页，梁启雄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士大夫心态表现。代理性则常强调政府对于宗族的旌表和支持。包伟民师则注意到，宋廷对于家族墓地的征税，虽然宋初曾规定不收二税，到南宋大多皆征正税，“十分吝啬”⑦包伟民:《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见纪宗安、汤开建:《暨南史学》(第一辑)。。要之，以儒家理想为蓝图的宗族设计，与法家本色的帝制集权，本来就是内在冲突的。

(四)物

这里是指史料而言。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说:“研究中国历史，目前想再发现什么秘本孤籍，恐怕是不大可能的。”⑧徐苹芳:《序言》，见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事实上，却的确存在一个沉睡的史料宝库，堪称史学江湖最后的秘籍，且与宋代家族史研究直接相关，这就是家谱。2009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共收录家谱52 401种，是目前最全的中国家谱统计数据。⑨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总目》之《前言》，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由于家谱受学界重视的历史较短，故绝大多数未经学术利用，尽管以明清民国史料为主，但宋代史料遗存亦夥。主要可分两方面，一是碑志行状等传记，一是诗文书信等佚作。笔者对家乡(浙江省江山市)宋代著姓周、毛、祝、柴族谱进行初步勾稽，便辑得墓志行状十余篇，其中仅《江阳嵩高柴氏宗谱》便载有宋人墓志五篇、行状一篇，同谱所载宋代文学家“柴氏四隐”(柴望、柴随亨、柴元亨、柴元彪)诗文，较传世四库本《柴氏四隐集》多出三分之一强(五十二首或篇)。⑩柴氏部分，请参看拙文《＜江阳嵩高柴氏宗谱＞及其中的宋人资料》，载《文献》2009年第1期。而笔者自己的家谱《江阳芳坂学坦周氏宗谱》(1936年刻本)全20册，载有胡瑗门人周颖墓志铭。此谱得自祖居老人，《中国家谱总目》未收，恐怕民间尚多有遗珠。以上所辑传记诗文，经辨析皆可信，可补《全宋文》、《全宋诗》之阙。此外还有宋代家族活动、世系等其他史料，相对可信者较少，但亦可参考。这些宋代史料能存璧至今，是因为江山人口格局基本已在宋代奠定，许多乡村自宋聚族至今，族谱累世递修的缘故。⑪据毛永国、朱云亨、祝龙光:《江山姓氏渊源考略》(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周、毛、祝、柴四姓人口占江山全部402姓的26%强，而万人以上12姓占总人口68%强，且多为聚族而居，除个别支派外，主要在宋及以前入迁。虽然亦多有舛误作伪等族谱通病，但不可因瑕弃瑜。⑫族谱作伪引起较有影响讨论的，有李庄临、毛永国:《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载《南开学报》1986年第6期)与朱瑞熙:《＜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二文。朱瑞熙先生批评江山祝氏族谱中《满江红》词作伪可谓持之有据，但对族谱整体可信度则过于否定。族群分布肇基于宋的区域，全国分布非常广泛。宋代人文发达的闽、赣、浙三省尤突出。它们遗存的家谱，显然是宋代史料富矿。

周扬波(1976—)，男，浙江江山人，历史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2011－03－01

K244

A

1000－5455(2011)03－0018－07

【责任编辑:王建平，赵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