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陈玉兰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

梅新林，陈玉兰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江南文化世家在经历六个发展阶段之后，逐步演绎成为中国文化世家整体版图中最为密集、最为繁荣、最为典范的核心成果。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逐步走向兴盛，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双重路向、一个重心和四点不足，今后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江南 文化世家 发展历程 研究趋势

在中国文化世家的整体版图中，江南①综观“江南”区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分合，大致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别。“大江南”泛指长江以南地区;“小江南”特指环太湖流域地区;“中江南”则有一定的分歧，或包括今浙江省、江西省与上海市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大致与宋代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与两浙路区域范围相当;或将其中的江西省排除在外，接近于通行的“江东”、“江左”的区域范围。本文“江南”取后一意义，同时又以环太湖流域地区为核心区域。显然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随着江南区域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移位与跨越，江南文化世家在经历六个发展阶段之后，逐步演绎成为中国文化世家整体版图中最为密集、最为繁荣、最为典范的核心成果。与此相契合，自潘光旦②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等现代学者导夫先路之后，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伴随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步走向兴盛，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双重路向、一个重心和四点不足，今后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一、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

江南文化世家作为江南区域文化的杰出成果与重要标志，既孕育和诞生于江南区域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同时又伴随着江南区域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而走向兴盛。

(一)汉代至西晋:江南文化世家的初兴时期

文化世家发源于巫、史、子的家族文化化与文化家族化的缓慢进程。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派传承中，曲阜孔氏世家——由孔子上溯于七世祖正考父③《国语·鲁语下》载正考父曾于周太史处发现并与其共同整理《商颂》12篇。《史记·宋微子世家》:“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欲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学者对此看法有分歧。，下延于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九世孙孔鲋，已具早期文化世家之特征，也可以说是开启了汉代经学文化世家之先河。到了两汉时期，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的有力推动，由经学世家成功的家学传承，孕育和产生了一批著名文化世家，诸如彭城韦氏，南阳杜氏，雒阳贾氏，沛郡桓氏，扶风班氏、马氏、窦氏，汝南应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颖川荀氏，安定梁氏，酒泉张氏世家等等，但多密集分布于北方。这实与当时全国文化中心一直居于黄河流域、江南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契合。与此同时，江南土著“吴姓”文化世家也正在逐步成长。唐人柳芳《氏族论》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④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第5677－5678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这里所说的东南“吴姓”——朱氏、张氏、顾氏、陆氏四大世家，发端于两汉时期，代表了江南土著文化世家的主体成就。除了“四姓”之外，又有“八族”之说。《文选》卷二四陆士衡《吴趋行》:“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李善注引张勃《吴录》:“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这些土著大族一开始多为官宦家族或军功家族，随着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才逐步衍化和转型为文化世家。其中以陆氏世家地位最显，贡献最大。但与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关中、山东“郡姓”相比，无论于量于质都颇有差距。此为江南文化世家初兴阶段。

(二)东晋南朝: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如果说东晋南朝建都建康、全国文化中心首次迁于江南为江南文化世家的兴盛提供了表演舞台，大移民潮中大批北方“侨姓”世家南迁江南为其提供了演员群体，那么，北方南迁“侨姓”与江南本土“吴姓”世家的冲突与交融则为其提供了创新活力。上引唐人柳芳《氏族论》所论“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同时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意义。其中“侨姓”与“吴姓”既经历了从冲突到融合的艰难历程，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生命周期，但居于主流地位的仍是外来“侨姓’世家。东晋皇权从“王(导)与马，共天下”经历“庾(亮)与马，共天下”、“桓(温)与马，共天下”，到谢安出将入相，指挥谢氏家族的谢石、谢玄、谢琰赢得“淝水之战”，而发展为“谢与马，共天下”，创造了谢氏世家的空前辉煌。从政治文化制度层面考察，这是九品中正制度通过赋予各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特权，促成门阀文化世家迅速走向鼎盛时期的必然结果。所以，在以王、谢、袁、萧为代表的“侨姓”与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江南本土“吴姓”世家之间，既有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又有寻求共同应对和压制寒族世家的合作意向。进入南北朝之后，以刘裕代晋立宋为标志，庶族的崛起与皇权的复归，宣告了门阀政治的结束，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在退出与走向政治权力中心过程中发生易位。然而就文化地位而言，则仍然以北方“侨姓”为主导，以本土“吴姓”为辅助，彼此共同演绎着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三)隋唐:江南文化世家的回落时期

由隋而唐统一全国之后，实施门荫和科举双轨并行制度，由山东、关中“郡姓”以及代北“虏姓”组合而成的北方文化世家群体占有绝对的优势。据王伟考证，这些世家高居相位者，依次为:韦氏20人，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各17人，博陵崔氏15人，赵郡崔氏、陇西李氏各12人，京兆杜氏、弘农杨氏、荥阳郑氏各11人，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各8人，琅琊王氏4人，河东薛氏、柳氏各3人。①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文学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与此同时，这些世家也都通过家族文化化与文化家族化的积累与延续，逐步形成了一个个人才辈出、阵容庞大的家族文人群体，在代际延续与文化创造方面充分显示了与世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发展能力。相比之下，江南文化世家的实力与地位明显从高峰回落。然而由于东晋南朝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的惯性作用以及江南原有吴姓与侨姓两大群体的长期融合，江南文化世家尚能进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三足鼎立的新格局。据李浩研究，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次序，在唐前期为山东、关中、江南，而至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②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79、142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这也大致反映了唐代文化世家的整体区域分布与流向，意味着江南区域文化以及文化世家在失去中心地位后的回升，这是唐代“安史之乱”第二次文化中心南迁波澜的重要成果。

(四)宋代: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五代时期偏安于江南的吴越、南唐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局部积累，已为宋代江南文化世家优势的恢复直至形成第二个黄金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更为重要的是，宋代承续隋唐科举制度并在多方面加以改革与完善:一是着眼于制度自身的严格规范，以便于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机制;二是大幅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以最为重要的进士为例，唐代录取进士总量为7 516人，宋代增至36 131人，③吴建华:《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为唐代的4.8倍。这就为一大批中下层士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和改写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到了宋代的科举制度，才真正起到了抑制豪门、提携寒族、加快社会阶层流动、不断为统治阶层补充新鲜血液的作用，由科举产生的科宦世家才真正成为士人阶层的主体。

北宋时代，尽管仍然建都北方，但由于江南书院教育的高度发达，家族举业教育与文化学术传承的巨大成功，在当时几乎唯以科举为仕途的制度设计与时代氛围中，江南文化世家逐渐脱颖而出，较之北方世家普遍拥有更多的优势。范纯仁《上神宗乞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云:“然进士举业文赋，唯闽蜀江浙之人所长。”吴孝宗《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宋代江浙闽蜀之所以能成为科举最强、人才最盛的地区，即受惠于书院与家庭教育的高度发达及其与科举制度的成功对接。即便如钱塘钱氏世家这样的旧豪门也在转型为新兴科宦—文化世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据钱氏十三世孙钱国基的《钱氏宗谱》卷三统计，宋代钱氏擢进士者有三百二十余人，其情势之盛、人数之多为其他家族所不及。④转引自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科举的发达不仅再度奠定了钱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也造就了钱氏家族文人群体的庞大。厉鹗《宋诗纪事》著录有钱氏能诗者包括钱惟演等三十余人，其中钱惟演与杨亿、刘筠同为宋初西昆派领袖，这的确是旧豪门成功转型的新的典范案例。至于通过科举成功直接通向文化世家的更是多不胜举。

北宋以来江南文化世家的良好发展态势，借助于“靖康之难”第三次北方大移民浪潮的有力推动而迅速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以南宋首都临安为中心，陆续迁入的大批北方文化世家与本土文化世家的冲突与交融，再次激发了江南文化世家的创新活力，并确立了其在全国文化世家的区域分布与流向中的核心地位。

(五)明清:江南文化世家的鼎盛时期

元代建都大都、明代先建都南京而后又迁都北京以及清代建都北京，对由南宋再次确立的江南文化世家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同样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在总体上已无法撼动。尤其是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市镇数量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藏书刻书、读书著述等文化风气的浓厚，江南地区的文化世家不仅遍地开花、触处皆是，而且各自规模庞大，代际延续于数代、十余代乃至数十代，其中不乏累世延续而经久不衰的巨型文学世家。近人薛凤昌《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序》曰:“吾吴江地钟具区之秀，大雅之才，前后相望，振藻扬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叶、朱、徐、吴、潘，风雅相继，著书满家，纷纷乎盖极一时之盛。”①见柳亚子著、薛凤昌编:《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其他如昆山归氏世家、常州庄氏世家、钱塘许氏世家、海宁查氏世家、湖州董氏世家、无锡秦氏世家、慈溪郑氏世家等等，彼此共同展示了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世家传承之久之盛，更印证了江南文化世家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巅峰时刻的到来。此外，由不同类型文化世家的多元化发展，商业世家成功转型为新型文化世家的逐步壮大，孕育和延续女性作家群的文化世家的明显增多……也都为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世家增添了新的亮色。

(六)近现代:江南文化世家的转型时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举制度的废止，不仅成为促进现代新式教育制度诞生的核心动力，同时也为传统文化世家的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为正是出于现代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群体的形成与壮大，才使现代新型文化世家有了新的主体力量。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是，随着现代学科的建立与分化，以往具有泛文化传统的文化世家逐步走上文理分科的专业化道路。尤其在当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鼓动下，许多家庭成员弃文而从理、工、医、军、商等，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文化世家的多元化与丰富性。仍以钱塘钱氏世家为例，近代以来，无锡钱穆、钱伟长叔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吴兴钱玄同、钱三强父子以及钱钟韩、钱仲联、钱临照、钱君匋、钱松嵒、钱致榕、钱令希、钱保功等等，在苏浙一带形成了一个教育、科技、学术、文学、艺术世家的最大群体。据统计，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人，其中不少是吴越王钱氏后裔。②见吴光:《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第302－30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钱氏世家从五代一直将世家盛势延续于今，各类人才辈出，灿若星河，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然而，由于现代家族制度彻底变革的严重冲击，集中表现在家族结构的重要变化(即由过去普遍的“家庭—家族—宗族”三维结构的大家族逐步转向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家族规模快速缩小，家族成员普遍减少，大大削弱了现代文化世家成员数量扩张与代际延续的能量。这是对现代文化世家最严重也是根本性的伤害。就此而论，现代及未来文化世家逐步趋于衰落的命运已无法避免。

从中国通代文化世家的历史演变与区域轮动观之，江南文化世家不仅起步迟，而且起点低，然而借助中国文化中心南迁三次波澜的有力推动，通过从边缘走向中心、从两个黄金时期到一个鼎盛时期的起伏链接，终于后来居上，大放光彩。而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文化世家最具典范性。一是数量众多。在东晋南朝、宋代两个黄金时期以及明清的鼎盛时期，江南文化世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即使在从高峰回落的唐代，据童岳敏统计，京都道所占全国的比率为16%，都畿道为13.8%，两都所占合之为29.8%;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紧随其后，占全国的24.3%。③童岳敏:《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载《人文杂志》2009年第3期。与李浩研究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的排次——唐前期为山东、关中、江南，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④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79、142页。——可以相印证。二是分布密集。江南文化世家的区域分布大致可以分为核心区与外缘区。从环太湖流域之外的外缘区，到环太湖流域的核心区，文化世家分布的密集度依次上升，其中尤以南京、苏州、杭州分布最为密集，为核心区的核心之所在。三是类型齐全。主要有学术、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医药、藏书、刻书、商业世家等，囊括了文化世家的重要类型。四是历时悠久。江南文化世家的代际延续普遍较长，十代乃至二十、三十代以上而不衰的大型、巨型文化世家为数不少。五是人才辈出。通观文化世家的盛衰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才兴，则世家兴;人才衰，则世家衰。江南文化世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型与巨型文化世家中，往往拥有一个为数众多、代代相继的庞大人才群体。这既是文化世家长期累积与培育的核心成果，又是继续保障文化世家生命延续的主体条件。六是成果丰硕。江南文化世家普遍具有旺盛的文化创造力，文化积淀深厚，成果卓著，而且特别注重家族文集的编辑与刊刻，所以能将这些丰硕的文化成果惠于当世，传之后人。七是贡献巨大。江南重要文化世家的贡献往往基于家族而又超越家族，乃至超越区域，起到引领全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八是影响深远。其一超越时间，对后代产生重要影响;其二部分杰出文化世家还能超越空间，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正是江南文化世家的典范性，决定了研究价值的重要性。

二、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趋势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奠基于民国时期潘光旦所著《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①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而兴盛于20—21世纪之交的二十余年间。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研究进程明显加快，研究方向明显拓宽，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但从更高的要求衡量，还存在着诸多缺憾，因而迫切需要进行阶段性的学术总结与整体性的重点突破。

(一)江南文化世家研究的重要进展

世纪之交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双重路向、一个重心和四点不足。

1.两大阵营。一是史学界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诸如张承宗《三国“吴四姓”考释》，王绍卫《孙吴的世家大族与学术》，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徐茂明《东晋南朝江南土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顾向明《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美)基恩·海泽顿《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王日根《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研究》，王培华《明中期吴中故家大族的盛衰》，宋路霞《上海望族》，等等，多限于断代，以六朝与明清两头为盛。二是文学界的研究，诸如王欣《中古吴地文学世家研究》，景遐东《唐代江南家族诗人群体及其家学渊源》，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以及罗时进的系列研究，等等，研究重心偏向于明清时期。两大阵营的学术宗旨、路径、方法固然多有不同，但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化研究为指向以及文史互证互融上有交集之处，彼此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

2.双重路向。一是专门性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代表性论著见上文所列;二是全局性研究中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规模最大的是曹月堂主编的《中国文化世家》，分江淮、江右、荆楚、中州、齐鲁、燕赵辽海、三晋、巴蜀、岭南、吴越、关陇等11卷，其中吴光主编《吴越卷》与江南区域范围比较接近。其他尚有: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杨晓斌、甄芸《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渊源及形成轨迹》，吴桂美《东汉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孟祥娟《汉末迄魏晋之际文学家族述论》，何忠盛《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与文学》，田彩仙《魏晋文学家族的家族意识与创作追求》，毛汉光《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徐茂明《东晋南朝江南土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王大建《东晋南朝士族家学论略》，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杨东林《略论南朝的家族与文学》，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孔毅《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韩雪《略述南朝士庶政治势力之消长》，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衰亡论》，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童岳明《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张剑、吕肖奂《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吕肖奂、张剑《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以及宋三平、李真瑜、杨经建等人的研究。就全国区域分布而言，无论是文化世家本身还是学术研究，都以江南为最盛。

3.一个重心。主要是指江南文化世家的个案研究，论著为数最多，但学术质量参差不齐，时代分布也不均衡。代表性成果有:跃进《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唐燮军《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六朝吴兴沈氏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变易》、《从南朝士族到晚唐衣冠户——吴兴沈氏在萧梁至唐末的变迁》，张兆凯《东晋南朝王、谢两大侨姓士族盛衰探析》，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萧华荣《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郭凤娟《南朝吴郡陆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毛策《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张剑《家族与地域风习之关系——以宋代宗泽及其家族为中心》，张蕾、周扬波《元代湖州花溪沈氏家族概述》，李真瑜《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文学世家的文化意涵与中国特色——以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个案为例》、《沈氏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及其文化指向——关于文学世家的家族文化特征的探讨》、《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作家与明清文坛之联系》、《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吴碧丽《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家族的文化生活与文学》，朱丽霞、罗时进《松江宋氏家族与几社之关系》以及徐茂明、朱丽霞、许霁等人的研究。概而言之，目前的江南文化世家个案研究主要有三种取向:一是对特定文化世家的系统研究;二是对特定文化世家某一层面的专题研究;三是对特定文化世家与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

4.四点不足。一是侧重于个体研究而忽视综合研究;二是侧重于六朝与明清研究而忽视通代研究;三是侧重于家族谱系研究而忽视家族的文化研究;四是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理论研究。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现有成果而言，还没有一部有关江南文化世家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问世，所以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二)江南文化世家研究的突破方向

基于对世纪之交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成果与不足的综合评估，今后应在高度重视世家文献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着力于以下六个重点方向的整体拓进。

1.个案研究。世纪之交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最大的成果在于个案研究的丰盛。尤其是一些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大多属于微观研究。文化世家的个案研究是进而开展区域、断代、专题、综合研究的起点和基础。鉴于目前的个案研究存在着在地域上重内轻外、在时代上重末轻初、在重心上集中望族的特点，要对江南区域的文化世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遴选一批重要文化世家加以重点研究，然后分批推出系列成果。

2.区域研究。即在江南大区域范围中选择若干亚区域展开系列研究。从目前已问世的学术著作来看，已涉及苏州与上海等地，还有许多区域尚待进一步的拓展。大致可以分四级范围展开:一是以南京、杭州、宁波、常州、镇江、湖州、绍兴、金华、徽州等现行行政区域为范围;二是以诸如苏南、浙西、皖南等的超行政区域为范围;三是选择部分文化世家特别发达的县级区域展开研究;四是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包括江南内部区域及其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

3.断代研究。目前江南文化世家整体意义上的断代研究主要集中于汉魏六朝，其后各代研究力度与成果明显减弱，尤其是唐、宋、元代成果不显著。与江南文化世家的亚区域研究一样，断代研究具有向下链接特定个体文化世家与向上链接通代江南文化世家研究的中介作用，需要重点加强。

4.专题研究。其中包括对江南文化世家中的学术、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医药、藏书、刻书、商业世家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江南文化世家的生态环境、生命周期、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学术活动、社会交际以及婚姻关系等不同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文化世家内部的家谱、家训、家规、家学、家风、家集等问题的研究。就未来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新的增长点而论，专题研究应该成为重点突破方向。

5.综合研究。综合研究要重点把握以下两个层面:一是江南文化世家内部的综合化研究，诸如基于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研究而向相关层面逐步拓展;二是江南文化世家与外部的综合化研究，比如就文化世家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军事史等的纵横交错关系展开综合化研究。

6.理论研究。通过基于个案研究而逐步走向理论研究的有序推进，着力于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全面、系统、深入地拓展，突破以往文化世家研究限于一时，或限于数家的狭仄格局。从时间和空间上使文化世家研究系统化和系列化，尤其要基于江南而又超越江南，着力在文化世家的理论与范式建构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在方法论上，应追求实证与理论、微观与宏观、时间与空间、长度与高度、形态与规律研究的密切交融和辩证统一，努力建构契合江南文化世家特点与规律的学术体系，使现有的文化世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家族是社会的细胞，文化世家是文化殿堂的基石。江南文化世家在中国文化世家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江南文化世家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离不开文化世家;研究文化世家，离不开江南这一典范区域。进而言之，只有真实、准确地把握住了江南特定区域的总体风貌与原生状态，才能为由区域文化版图整合为中国文化版图奠定坚实的基础。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Research Trends of Jiangnan's Old and Well-known Cultural Families

(by MEI Xin-lin，CHEN Yu-lan)

As Jiangnan regional culture moves and steps over from peripheral position to central position，Jiangnan's old and well-known cultural families gradually become the most concentrated，the most prosperous and the most unique core part after six development periods.As the study on Jiangnan'cultural families becomes thriving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up，it has generally formed two factions and double directions and one main part and four weaknesses.We need to acquire six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individual cases，region，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s，special matter，synthesizing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Jiangnan;old and well-known cultural families;development course;research trends

梅新林(1958—)，男，浙江温岭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03－01

I209.9

A

1000－5455(2011)03－0006－05

【责任编辑:王建平，赵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