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斌

论何其芳解放区时期文学转变的困顿

罗斌

何其芳解放区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着明显的分期和裂痕，这种断层似的的文学转变现象，在当时特定的话语语境下既典型又独特，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试图通过对何其芳文学创作阶段的重新界定，从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其转变的困顿过程和艺术呈现，进而探讨其文学转变和自我抒情委顿的深层原因。

何其芳;解放区时期;文学转变;困顿

何其芳以他绮丽的散文集《画梦录》而广为人知，《画梦录》在1936年曾与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一并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当时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曾作出这样的高度评价:“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1］尔后，作为作家的何其芳，经历了《夜歌》《星火集》和《星火续集》几近面目全非的艺术巨变，最终以文学作品创作的委顿，渐渐淡出读者的关注视野。然而，对于何其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巨变和委顿——学术界称之为“何其芳现象”［2］——自 1942年吴时韵、金灿然与贾芝在《解放日报》展开批评与争论以来，一直是文学界研究的对象，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以期做出各种可能性的揭秘和解答。

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着重对何其芳解放区时期的作品解读，把注意力集中于“何其芳现象”的艺术呈现和形成过程，进而探析何其芳所经历的转变困顿。

一 创作阶段的重新界定

如果以抒情的内容和方式为划分标准，可把何其芳的文学作品归为“自我抒情”和“超我代言”两部分，而两部分是没有明显界限标志的，两者关系应视为相互交织关系。

“自我抒情”部分，其相对稳定而典型的思想艺术特征是:思想上充溢着哀怨的恋思和幽眇的梦幻;在艺术上葆有法国象征主义、英国意象主义和晚唐诗歌、宋词的深渊、雅致和瑰丽，文中意象体现的是自我内心独特的感受和冥思。就这一部分的根本特征而言，即抒写的出发点都是源自内心对自我的自由表达。

“超我代言”部分，其相对稳定的思想艺术特征在于:思想上，有强烈的政治性，具有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宏壮的志愿;艺术上，自然平朴、语言口语化大众化。何其芳后期反复强调:“我们对于文学的看法是简单而又明白的:在阶级社会里，它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在内)的武器之一。我们学文学，就应该是为了掌握这种武器，去服务革命，不带着其他目的。”［3］“我们的文学有用论是主张文学为大多数被压迫者而用，为‘唤起民众’而用。”［4］由此，可见一斑。

上述两部分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品，但更多作品是介于两部分的标准特征之间的——既对以往长期形成的抒情风格、思维定式的难以割舍，内心对自我抒情存有不自觉的强烈欲求，同时又自觉地迫切地追求政治信仰，有着强烈的自我改造的主观诉求。由此呈现出“自我抒情”和“超我代言”相互交织的特征:他企望通过自我改造弥合自我与超我间存在的冲突，进而达到“角色适应”，由是“一个解放区生活的歌唱者、辩护者和旧的自我的批判者、蜕变者”出现了，“他开始一方面讴歌光明，另一方面审判旧我(旧社会)”。［5］然而，这个批判和蜕变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堪比炉火煅烧，因为自我的顽强存在使他时常“陷入‘角色集合’之间所产生的‘角色冲突’，进入了两难悖论的逻辑怪圈”，并“为他日后日益增长的‘原罪’意识埋下祸根”。［6］事实上，这种“原罪”意识正是导致何其芳文学转变的主要症结所在。

可见，对创作阶段的重新界定，从而突出对相互交织的部分的考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集中探究何其芳文学转变的困顿。

二 困顿的具体表征

相互交织的典型作品包括:《夜歌(一)(二)》《河》《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童话》《多少次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解释自己》《给 T.L.同志》和《给 G.L.同志》。根据对这些典型作品的分析，笔者概括出以下两个具体表征。

1.精神的分裂。

“我的身体睡着，我的心却醒着。”这是该诗开篇所引用的《旧约全书》中《雅歌》里的语句，作为题记它鲜明而契合地反映着何其芳在此时期的精神分裂的状态。“身体”代表着现实中何其芳所展现出的何其芳——积极追求思想进步，虔诚向党靠拢，竭诚遵守和宣扬党的文艺政策;而“心”则是深藏着的内在本性的何其芳——热爱着自然，保留着独语，憧憬着自由，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7］然而，事实却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他必须剜掉内在本性才算是符合延安当时的要求，才能够真正融入延安当时的文化环境，而这类似削足适履般强制统一的规范与内在本性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矛盾的直接结果就是精神的分裂。

2.自我的魔咒。

在《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一诗中，何其芳坦白，在这表面阳光而沿着党的文艺政策的“海岸线”伸向人民群众的“平静的海”下，“埋藏着”不因那刚毅的宣言而风平浪静的汹涌着的“波浪”。他就像一只被关进鸟笼的鸟雀收敛着翅膀，但有哪一只鸟儿本性里不向往着飞翔?因此，何其芳无不忧伤、抑郁的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沉郁?/有些什么难于管束的东西/在你的胸中激荡?”原本，人之所以为人不单为肉体所确认，更为心灵所确认，因而，灵魂除了属于自我之外并不能出卖给任何人，是不能被外在的因素所管束的，这才是全面、自由的人。由此，“胸中激荡”并不是罪过，然而，政治信仰赎买了他的灵魂，成为“超我”，强制加于自我各种管束:“堤岸”“笼子”“铁栏杆”，试图“驯服”自我，然而，消除自我又是几近不可能为之的。就这样，超我急于抹杀自我，以期完成对自我的改造，也为了摆脱二者碰撞带来的“沉重的负担”。而这个过程中，自我的顽强存在便成了阻碍，甚至魔咒。一定程度上而言，也正是这个“魔咒”构成了何其芳文学转变困顿的精神内质。

三 困顿的原因探析

通过对困顿的具体表征的分析，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心态的扭曲，然而，为什么这种心态扭曲会被当作常态甚至被神圣化而被狂热的追求?

1.政治语境的驱使。

“在战争高于一切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在‘解放区’的乡村化社会组织里，和在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与社会运动中，知识分子必然走向边缘，他们只能成为救亡主力(工农兵)的服务对象与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8］既然是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被规范和被限定就成了必然。“1942年3至4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供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事实上是所有党员乃至所有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历史经历，写出整风笔记。”［9］这种强制的政治要求，何其芳作为一个“自由发展的人”、一个受过“五四”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短时间内显然是不可能轻易而顺利的接受和承载的。

2.人性的内在抗争。

“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的日常生活，/那狭小的生活，那带着尘土的生活，/那发着喧嚣的声音的忙碌的生活，/走到辽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在何其芳的作品中很多次的提到“辽远”这个词，包括前期的作品，只是前期所表达的是被放逐的迷惘和苦痛，痛苦是“辽远”的结果;而在这里，何其芳是在自我放逐，“辽远””的结果则是解脱和释然。然而，作为社会的人，是不可能超脱的，尤其在解放区时期的特殊语境之下。因而，“我是如此不安，如此固执，如此暴躁，/我不能接受它的诱惑和拥抱!”这是豪壮的进步宣誓，可是，这也是内心本性撕裂的嚎哭。“人性应该说是人在人的生存活动中自己创生的本性，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自为的本性。”［10］只是在一个战乱的年代，在一个阶级论的时代，在一个一切为着政治服务“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时代，是无所谓“自己创生的本性”，无所谓“自为的本性”的。

由上述通观，自我和超我相互交织造成的精神困顿是何其芳解放区时期创作中的重要特征，而这一重要特征不仅彰显了何其芳这个转变过程隐含的剧烈心理矛盾和因思想斗争所产生的巨大情感张力，而且可以为我们探讨他的文学转变历程提供巨大的可能性阐释空间;同时，对这一重要特征的解析还有利于理解何其芳为何坚定的走向超我代言的道路，并有助于探讨何其芳创作演变历程给当时乃至当下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启示:知识分子作为个体是否只有隐没于政治话语权力?这或也是“何其芳”这个名字作为一个“问号”在当下体现的全新内涵。

［1］吴时韵.《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N］.上海:解放日报，1942－6－19.

［2］金灿然.间隔——何诗与吴评［N］.上海:解放日报，1942－7－2.

［3］吴进.论何其芳的文体转型［J］.东方论坛，2007(4).

［4］何其芳.何其芳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

［5］易明善，陆文璧，潘显一.何其芳研究专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3.

［6］何其芳.何其芳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八卷本)，2000.

［7］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

［8］江震龙.解放区散文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98.

［9］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185.

［10］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99.

On Predicament of He Qifang in Literary Writing During the Liberated Areas

Luo Bin

During the liberated period，HeQifang‘s literary writing has changed a lot.Whatever in his writing ideas and in his artistic style，an obvious crack can be found in his literary works.By redefining the stage of literary writing，the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and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HeQifang’s literary writing，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of the transition in literary writing.

HeQifang;liberated areas;change of literature;predicament

I206.6

A

1672－6758(2011)07－0112－2

罗斌，在读硕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福建·福州。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邮政编码:350007

Class No.:I206.6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