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黑炮事件》：“黑炮”与“事件”的意识荒诞①

刘海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黄建新改编自张贤亮小说的电影《黑炮事件》，在叙事情调、人物性格、镜头语言等方面都显示了与原作的不同，由此奠定了黄建新20年电影创作的基调：用理性的目光关注非理性的人物，以平淡的口吻讲述荒唐的事件，透射出导演勇敢的批判精神和反讽的荒诞风格。

电影；改编；荒诞

黄建新执导的电影《黑炮事件》与原著相比，尽管在故事、人物、矛盾纠葛上完全一致，但仍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由此可以见出黄建新电影荒诞意识的深刻意义。

一、情调不同

小说用了一种调侃、幽默的口吻和虚拟、轻松的态度来讲述这个故事。小说模拟指导文学青年如何写小说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却又是全知视角展开叙述，从电影院里的青年男女，到公共汽车上的男女乘客，再到小轿车里的干部，最后才落点于“面容清癯”、“身材瘦小”、“萧索”、“木讷”、“迂腐”的知识分子赵书信的身上。在小说共14节的叙事中，每个小节的开端都回到教读者小说写作技巧的解说上。如第三节开头：“以上是小说的第一章。写到第二章，我们就需要变换一下人物和场景。这就是所谓的小说的章法。”故事中所有人物姓名都按照《百家姓》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的出场顺序来称呼：“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要把真实的地名人名隐去，还要把矿山的种类和机器设备的名称隐去。因为只要暴露一个实际名词，有人就能从某份内部通报上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这一来，对号入座的人就太多了。”这种拆解真实的间离式叙述，在解构传统叙述方法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引发了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在人物符号式、性格扁平化的叙述游戏中，读者既能领略到故事魅力，还可以感受到讲故事的魅力。这种叙述方式，在轻松调侃中蕴含着讽刺批判，在虚拟故事里暗讽着普遍存在的现实。

而电影则从副厂长李任重向打字员口述黑炮事件调查结果报告的角度回述整个事件过程。黑色的打字机，严肃的语调，庄重的气氛，仿佛是一个大要案件，令人初看时以为是一部恐怖片，黄建新则解释为意在“引起观众兴趣”。当事人也是叙事人李任重起拟报告的画外音从开场伊始，并在转场中时时交待、补充、过渡。报告属于严肃庄重不容半点虚拟的公文样式，幽默轻松调侃的原著话语方式因此骤然改变。电影剔掉略带幽默意味的叙述形式，原著中的荒诞故事在没有旁枝斜干的干扰下更加凸显。一封电报引起一桩公案，一桩公案导致一套进口设备报废，然后再以严肃的公文，来报告原本是极其私人化的关于一颗棋子的芝麻小事，“黑炮”成为“事件”的逻辑荒诞因其“真实性”、“严肃性”、“警戒性”而使电影具有了直接而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二、性格差异

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具有符号式特征，尤其是书呆子赵书信。为突出他的呆，小说描写了他打电报的情景：排长队时自己和自己下盲棋，终于排到后买了张电报纸写好又开始从头排队，一封电报共排队三次。难怪报务员也要怀疑他打电报的内幕了。小说还描写了赵书信的恋爱史和现在的单身境况。他“见了女同志会脸红”，打电报时面对女报务员的审视，“他的脸更红了，在柜台前忸怩不安”。李任重要给他介绍一个对象，他“心慌意乱，一晚上睡在单人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他一生没有朋友，胆小怕事，因此，“文革”中也没受过波折，但仅这一次打电报给钱如泉，“骨子里”“有种只可意会的罗曼蒂克的情愫”，却“差点叫他后半生爬着走”。这个内向、怯懦、迂腐、萧索的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隐含着张贤亮对使知识分子饱受摧残的“文革”的批判。

电影则把赵书信描写成常人状态，与女性陈淑贞正常交往，两人去看流行歌舞的演出，一起去探望汉斯等。赵书信为一个数字和汉斯大声争论，甚至摔碎啤酒瓶子。知识分子加中国人构成了赵书信责任感强，业务精湛，兼具民族情结的完全正面形象。赵书信足球场边的呆坐，教堂里与小女孩的致意，以及孩童摆砖头中的会意一笑等场景，都给人物平添了几分深刻和睿智，使得赵书信成为了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代表而不是过于迂腐的“这一个”。

此外，将小说中的副书记周绍文改换为电影里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式的副书记周玉珍，将小说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党委会议改换为电影里仅是“间谍—走私文物—违法案件”的极左思维推理，都使荒诞直指事件本身。

三、镜语创新

但《黑炮事件》又绝非树干兀立的简单：“拍《黑炮事件》时，我希望自己一下子站立在众人的面前而不被打倒，于是就用了强有力的外部形式。”［1］标新立异的胆略奠定了黄建新第五代导演的地位。

“强有力的外部形式”主要表现于画面构图。城市／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首先是工业和机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安装工地，巨大的载重机、龙门吊、集装箱、WD机件、电铲、抓斗机、火车、铁轨等，坚硬质地的钢铁机器成为构图主体、陪体，并且其巨大的形体、艳丽的橘黄色调、占据大幅画面的构图方式，与日常经验中脏污、笨重、冷硬的工业机器形成差异。其二是厂领导们乘坐的红色轿车，或者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或者驶离巨大巍峨的办公大楼，但是，其僵化、传统、保守的思维方式却与这隆隆前进的现代化进程极不协调。如两次党委会开会研究赵书信的问题。狭长的会议室里，一切都是白色的：白桌，白椅，白墙壁，白衣服，白开水，背景还有占据一面墙的白色大钟，黑色的指针格外突兀。所有这一切，都隐喻着会议的空洞无聊，僵化呆板，无意义，低效率。会议室的表现性造型在两次会议中完全一样，但又有所差别：第一次冗长的会议仅用两个长镜头，造成会议的停滞感和凝固感；第二次则使用25个景别相同的镜头，形态变化之中又有重复。此外，阿里巴巴歌舞中对比鲜明、线条生硬的布景，赵书信扔掉棋子黑炮时混乱的矿石堆，圣母像和小女孩构成的教堂，两个小男孩用砖排列多米诺等场景，无不显现了丰富多义的形式性。黄建新这样解说自己的创作理念：“它是什么？情绪、隐喻、象征？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这是利用情节，情绪，想象的三度重叠构成一个团状的、模糊的、可以多面理解的团，希望触发联想，让观众去发散扩大。”［2］（P408）黄建新凭借着艺术直觉，设计了许多极具形式感的能指符号，也许很多奇异的构图并没有意旨清晰的所指，但无疑超越了原著的清晰流畅，更具有形象的不明确性、暧昧性。正如黄建新所说：“有些事情和感受是说不出的”，却在“妙不可言”中“入木三分”。［3］（P625）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文革”期间，也许不会这样沉重，但是故事的背景是工业现代化建设，与之相应的概念应该是科学、效率、民主、独立等，但是当下人，而且是现代化建设领导者们的思维却是如此僵化、保守、独断，这就在方法与目标、人的意识与时代要求的巨大差距之中凸现出了荒诞的《黑炮事件》的现实批判性。

黄建新就是这样以清醒理性的目光注视非理性的人物，以平淡自然的口吻讲述荒谬混乱的事件，以正直果敢的勇气对社会转型中不合理、不合逻辑的反常现象进行批判。这种精神在今天尤其可贵。

［1］黄建新，吴冠平.孩子幽了我们一默［J］.电影艺术，2001（5）.

［2］黄建新.年轻的眼睛［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3］黄建新.探索电影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The Black Cannon Incident：Consciousness Absurdity between Black Cannon and Incident

LIU Hai－l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Guangdong510420）

The filmThe black cannon incident is adapted from the novel of Zhang Xianliang by Huang Jianxin.However，it is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in narrative emotional appeal，personality and camera language，thus settling the tone of Huang’s 20years film creation：cast rational eyes on those irrationals，using dull tones to talk about absurd events，thereby reflecting director’s brave critic spirit and irony absurd style.

film；adaptation；absurd

J905

A

1673－1395（2011）12－0022－02

2011 10 12

刘海玲（1963－），女，辽宁铁岭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电影美学研究。

① 本文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1重点学科项目（FDUFS211 2－017）产出论文。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