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30年代林语堂的名士心态
2011-03-31郑英明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12期
郑英明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论30年代林语堂的名士心态
郑英明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受30年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林语堂自身的经历以及他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林语堂在这一时期极力推崇道家,并在老庄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他名士式的心态:在对待政治的态度上,他标榜“不涉政治”,当纯粹的文化人,主张“超政治”和“近人生(情)”;在文学上,他创立了独特的远离政治现实的文艺理论体系;在生活上,他用幽默和闲适等手段来借以逃避现实,表明取向。这种名士式的心态也显示出林语堂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别的存在”。
林语堂;30年代;名士;心态
一、惜头颅,不涉政治;心不甘,讥评时弊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令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就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文艺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的斗争”的时代背景下,20年代时期的林语堂对政治充满极大热情,对社会现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主张“必谈政治”,认为“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勿谈政治是中国民族病态的表现”。[1](P12)然而,到了30年代,他为了苟全身家性命,迫不得已地选择了一条如他自己所述的是“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是社会政治的中间物。他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刊物,均打出了“不涉政治”和“超政治”的自由主义中间旗帜。
在林语堂30年代的文艺观中,文艺与政治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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