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民，徐 冰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2．大连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00）

新中国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
——基于教科书收录作品的考察

刘俊民1，2，徐 冰1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2．大连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00）

在新中国文学的长廊中，出现过众多描述、刻画了日本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中日战争的史实，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再现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艰苦卓绝的历程，在叙事过程中，涉及日本人，大多是以群体的日本人为对象的间接描写，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心灵伤痛和历史记忆，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目中日本人的主体形象；另一类则是以个体的日本人为主角的直接描写，出场人物多为善良本分的日本老百姓，反映了中国人与日本友人的情谊和对两国友好的珍重。这些作品，既是中国人认知日本与日本人的源头之一，又是此种认知的组成部分，对于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新中国；文学；日本人；形象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是作家的表现对象。自9·18事变到8·15日本投降，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陷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美国学者柯博文说：“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它是一个国内问题。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她大量领土；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战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像上海和天津这些城市的中国居民则生活在日本军队的影子之中。”［2]而至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体验了家园丧失、亲人被害的惨痛经历，这段历史，自然成为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素材。其中的一些名篇名段，则被收录到新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中。因小学尚属蒙学阶段，故小学教科书中的课文多为小故事，难称文学作品，但为整体把握起见，亦将其纳入介绍范围。

一、50年代初期——1978年

新中国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解放区即我党我军的实际控制区域。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立新中国的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3]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百废待兴，教育无疑是重中之重。

当新政权的教科书尚未面世的时候，便只能参照以往的经验，或借助外部力量了。1950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级小学国语读本》，就是依照刘松涛、卢兆、黄雁星、项若愚合编、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3月原版出版的。其中第五册第33课编入了《卖货郎》，一个宣传抗日、不当汉奸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新中国语文教科书中第一次出现的有关日本的话题。同样，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小学国语读本》，也是在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改编、1948年8月新华书店原版的基础上出版的。《大战平型关》（据上海解放日报文改写，原书注）记述了平型关大战的过程，文中出现了日本军人的形象。1951年1月上海临时课本编审委员会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是在1949年上海联合出版社原版的基础上编撰的，第四册的24课，是描写了一个少年欺骗日军，找借口牵走了日本兵军马的《小铁锤》。此外，在50年代的教科书课文中，还有《儿童捉特务》、《地道斗争》、《誓死不作亡国奴》、《功劳炮》、《围村》、《二虎子》、《领棉衣》等小故事。《领棉衣》描写了东北抗日联军面对日寇围剿，缺乏给养，从敌人手里夺棉衣的情节；《二虎子》讲述了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庄，被日军包围，群众冒死保护八路军干部，智斗日本人的故事。

在初中课本中，收录了话剧剧本《打得好》、《雁翎队》、《荷花淀》等出现了日本兵形象的课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孔厥、袁静合著的《雁翎队》。《雁翎队》出自二人描写游击战争的《新儿女英雄传》的第6回，讲述了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利用自然条件，采用游击战法，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的故事。

孙犁的《荷花淀》，是被数度收入教科书的经典名篇，描写了华北白洋淀群众与前来骚扰的敌人抗争的场面，反映了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陷入泥潭，靠抢掠百姓维持生存，引起中国民众的痛恨和反抗的史实。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编辑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六册》中，收录了鲁迅先生的《“友邦惊诧”论》，文章讽刺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时满怀激愤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鲁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着准确的把握，同时承认日本人身上的诸多优点。9·18事变后，在日益高涨的主张抗日的浪潮中，就曾呼吁青年人保持冷静。而当看到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恶行，国民党政府的懦弱，他忍不住了，直言不讳地怒骂，表现出对以强凌弱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日本站在美国一面，敌视中国。战争的痛苦记忆和现实的国际政治，使得日本成为中国的敌人。因此50年代教科书中出现的日本人，主要是作为一个民族和群体的侵略者、闯入者的形象。

60年代，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沿袭了50年代的风格。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下，日本人照例是被作为侵略者和敌人来描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教育改革小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的《九年一贯制试用语文课本》第十二册中，收录了《东北抗日烈士诗组》，介绍了李兆林的《露营之歌》、杨靖宇的《中朝民众联合抗日歌》、吕惠生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抗日组诗》等作品，其中表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必胜信心。《冀中的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鸡毛信》、《平型关大捷》、《小英雄雨来》等歌诵抗日英雄、描写抗战历程的文章仍被收录于60年代前期的教科书中。《小英雄雨来》刻画了主人公雨来的机智、勇敢和坚强，对抗日干部的热爱和对日寇的憎恨，描绘了日军的残暴和阴险。《戚继光备倭守边》则记述了明朝将领戚继光率兵抗击倭寇，保卫国家的事迹。

1966年，文革开始，1967年1月31日中央公布了《关于改革教育制度的初步意见》，规定了毛主席著作为必修课目，中小学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把原来的语文课改为“政治语文课”和“革命文艺课”，正常的教学秩序包括语文教学即随之中断。

70年代初期，中央开始治理文革的乱象，各级学校的教学逐步恢复。同时，为打破国际社会的孤立，毛泽东、周恩年来着手调整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语文教科书除了毛泽东、鲁迅的论著外，还收录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载的文章，其中既有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批判，又有反映乒乓外交，宣传中日友好的内容。如1971年3月出版的《吉林省中学语文课本》第1册第29课，收录了《解放军报》1979年9月4日为纪念抗战胜利25周年发表的《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难逃覆灭的下场》。

而1973年上海的语文教科书中收录了1971年8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起了在日本的日子》，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教科书内容发生的变化。自中日战争爆发后，两国人民经历了长久的隔绝，许多日本民众期望了解中国，与中国友好相处。文章中出现的日本人不同于过去在战争中杀人放火的日本军人，而是一些普通民众。作者笔下的採蚌女工、小卖部服务员和饭店的朋友都热情好客，与到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二、1978年——2000年

1978年，中国结束了文革，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日关系进入了新时期。国家关系的改善，给中国教科书的选材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出现了对日本文学作品的译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8月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语文课本》（试用本）第二册第二十一课，收录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母亲》，1983年1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京津沪浙四省市合编教材《语文》中德永直的《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的《中等师范学校语文教科书阅读文选》中《〈源氏物语〉：一部日本的〈红楼梦〉》，对日本古代文学名著作了介绍；二是在继续讲述传统的抗战故事的同时，开始出现了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正面描述。如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小学《语文》第九册第23课《大仓老师》，记述了一个日本小学生对班主任大仓老师的印象：一位正直、善良，不畏权贵的日本老师。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收录了著名作家冰心的《樱花赞》。樱花是日本的象征，在清末诗人、外交家黄遵宪等人的诗文中早有介绍。作家冰心于1961年春季访问日本，在文化名城金泽，适逢樱花盛开，感慨无限，遂作《樱花赞》。文中对樱花作了详尽的介绍，包括日本人的赏樱习俗、审美情趣。作品首先对日本的最为典型的美的事物，即日本的自然美进行了描绘，又通过在金泽与热情好客的日本出租车司机的接触，描写了日本的人情美。而对于樱花，作者却表达了与日本人不同的感悟。

日本的古典美学观念中，有一种睹物伤情、感叹人生苦短、世事无常的传统。在日本，樱花是报春的使者。春寒料峭中，暖风拂来，干枯的枝条上绽开几朵小花，不经意间连成一片，云蒸霞蔚，形成壮观的花的海洋。而一星期左右，一夜风雨，便落英缤纷，繁华散尽，日本人由此联想到人生，发出无限的哀婉与感叹。尽管作者知晓日本人对樱花的鉴赏心理，但却把樱花看作璀璨庄严、光华四射的事物，这既反映出中日两个不同民族审美取向的差异，也可透视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斗精神等意识形态对作家的影响。不论如何，《樱花赞》除了发表当时作为文学作品的读者外，作为语文教科书的课文，从1984年到1987年，就4次印刷，一次印数便达50万册之多，可以说，《樱花赞》通过学校教育和教科书这一庞大的系统，使我国的青少年增进了对日本的了解。

除了《樱花赞》这样的名篇外，还有许多描写日本人的短文被收录到教科书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初级语文课本》第一册中，出现了署名阿累的《一面》，在记述了与鲁迅见面情景的同时，也描绘了一位和善厚道的日本人、鲁迅的老朋友内山完造。

黑龙江省教委实验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文化教育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的黑龙江省小学实验课本《课外阅读》第二册中，编入了《有这样一位日本友人》。这篇短文，是写给识字不多的儿童看的，汉字上面加了注音，讲述了一位日本导演为帮助新中国的美术电影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友好使者的故事。该套教科书第九册第63课的《日本小朋友怎样写日记》，介绍了日本儿童两种行之有效的写日记的方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1996年编著出版的中等师范学校语文教科书《课外阅读文选》第二册，收录了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著名的浪漫诗人徐志摩1924年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日本，通过对日本女性的细微观察，写下了这首诗。虽寥寥几行，却抓住了描写对象的神韵，勾勒出温柔妩媚的日本女性形象，这是与以往教科书中出现的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截然不同的。

在新中国教科书收录的出现日本人形象的文学作品里，从历史跨度、收录次数、影响力等几个方面来看，应以鲁迅的《藤野先生》为最。鲁迅1902年到1906年在仙台和东京留学，1926年写下了这篇回忆早年留学生活的文章。20世纪初，日本经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役，羽翼丰满，跻身列强，整个社会形成了歧视中国的风潮。原来的泱泱大国、作为日本的文化母体国的弱国国民，当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均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体验。在仙台医专，日本学生排斥、欺辱鲁迅，而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则热情、严格指导，表现了没有狭隘偏见的高尚品质。除了课上课下的讲授辅导之外，藤野先生还对鲁迅充满了感情，他的关怀，如同寒冬中的阳光，令鲁迅感到了温暖。尽管分别后鲁迅再未与藤野通信联系，但恩师的教诲和感激之情，则从未淡漠。从藤野那里，鲁迅学到了严谨的学术方法，感到了做人的尊严。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满怀深情地回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通过一些细节，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善良公正、无偏见、重感情的日本学者，塑造出一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鲁迅对这篇《藤野先生》极为在意，1934年增田涉要翻译《鲁迅全集》时，鲁迅特意写信叮嘱《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1935年岩波书店为出版《鲁迅全集》征求意见时，鲁迅答复其他随便，唯《藤野先生》务必收录。［4]

从1952 年 开 始，1953、1963、1973、1978、1983、1986、1988、1990、1991、1992、2001、2002，新中国各年代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几乎全部收录了鲁迅的《藤野先生》。按语文教学大纲的方针，《藤野先生》的选材，并非为了刻画一个日本人的形象，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追述了自己当年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由学医到弃医从文的思想变化，表现了自己要同反动派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全篇洋溢着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此外，文章不乏鼓励年轻人刻苦学习的励志精神。不论教科书编辑者的意图如何，《藤野先生》通过鲁迅的亲身经历和叙述，客观上树立了一位可亲可敬、值得景仰的日本人形象。

三、2000年以来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基本上延续了多年形成的格局。在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5]在讲述抗日战争的作品中，依然出现了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人形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002年出版的九年制中学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老舍的《济南的春天》、林海音的《爸爸的花儿落了》、光末然的《黄河颂》、孙犁的《芦花荡》、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牛汉的《我的第一本书》等文章，其中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中国人保卫国家的坚强意志。与以往的教科书同样，这套教科书也收录了鲁迅的《藤野先生》。

2000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辑了一套《日语自学读本》，其中出现了“日本的风俗”、“日本的饮食文化”、“日本高中生的文化生活”、“日本的家庭”、“日本的产业”、“重视教育的日本”、“日本的环境保护”、“守纪律的日本人”等介绍日本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容，可以使学生通过外语学习来了解日本。

2002年2月，由湖北省青少年公民道德建设教育活动组委会编辑的《公民道德建设读本中学版》中，介绍了日本皇室2001年12月7日为刚出生的小公主命名的情况，小公主被命名为“爱子”，“据报道，小公主的名字和称号是天皇在听取了汉学家的意见后确定的，源于中国古代典籍《孟子》中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是只有尊敬和爱护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敬爱”。

作为培养公民道德观的教材，自然要进行爱的教育。从上述介绍中，可以获得两个信息，一是日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汉学修养的尊重；二是他们对爱的教育的重视。

纵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语文教科书中出现的日本人形象，或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教育从属于政治。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权，都要按照自身的需要来行使教育权，确定教育方针。新中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材，按照教育部教学大纲规定，其中浮现出的日本人形象，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针指导下，依据历史事实进行描述的。抗战时期，中国军民抗击敌寇，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既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又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为新中国的诞生所作的贡献的一面；

2．在新中国教科书收录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日本人形象，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战场上的日本兵为主的群体的日本人，这些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另一类则是作为个体被刻画、近距离描写的善良热情的日本人，两种类型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对此，日本战后派作家大冈升平依据自身在菲律宾战场上的经历认为：一旦脱离了战场和所属的群体，作为一个个体，很难杀人。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都是些普通的人，战争使人变成了魔鬼。

3．新中国的文学作品，包括教科书中收录的文章和影视文学作品，对当代中国人认识和了解日本，对于中日关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科院日本所学者王屏认为，部分中国人的日本观中存在着误区：“这种‘整体记忆’恶化的原因主要源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历史。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导致一些中国人将特殊阶段的历史事实定格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征，结果他们在对日认识上往往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4]。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当今日本社会的安定文明、日本人的朴实善良并不了解，还以为日本是个军国主义国家，把日本人都当成是战争时期杀人放火、狡猾凶残的恶魔。毫无疑问，这种认识是褊狭和有违事实的。

当前的中日关系又遇困难，既涉及历史认识的差异问题，又包含现实利益的纠纷，需要以冷静的态度去处理，这考验两国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同时也考验国民的理智程度。历史证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33．

［2]［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宋恩荣，吕达．当代中国教育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22．

［4]王屏．历史与回顾——中日相互认识的轨迹［N]．人民日报·国际周刊，2004－07－02（7）．

［5]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The Images of the Japanese in the Literature of Newly－Founded China—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ry Works in Textbooks

LIU Jun－min1，2，XU Bing1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116000，China）

In the literature of newly－founded China there have existed many works describing and portraying the Japanese．These work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One type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Sino－Japanese Wars．As literary works，they reproduce the hard and bitter process of the Chinese fighting against aggression．In the narration，most works of this type indirectly portray the Japanese as a whole and reflect a nation’s grief and memory．This becomes the images of the Japanese for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The other type directly portrays the Japanese as an individual，who are kind and decent．This reflects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and shows that the Chinese highly value Sino－Japanese friendship．These works are not only one of the sources for the Chinese to know Japan and the Japanese but also the constituents of this knowledge．They have been fairly influential to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newly－founded China；literature；the Japanese；images

I206．7

A

1001－6201（2011）05－0124－05

2011－03－2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成果（10BGJ005）

刘俊民（1964－），男，辽宁大连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徐冰（1957－），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树武]

中日交往历史悠久，文化相近。而自甲午战争以降，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发生逆转，跻身列强的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和朝鲜。此后日本步步紧逼，遂酿成东方两大民族的生死决斗。战争毁掉了日积月累的人类文明，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痕，抗日战争则成为新中国文学作品历久不衰的重大题材之一。《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平原烈火》、《铜墙铁壁》、《地雷战》、《地道战》、《沙家浜》、《红灯记》、《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小兵张嘎》等作品的故事情节，在当年几乎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许多作品其后被改编成戏剧、电影，近年来又被拉长为电视连续剧。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连续剧，这种反复的、全方位的、立体的形象塑造形成的巨大张力，给中国读者和影视剧观众带来了难以抹去的深刻记忆，在他们的视网膜和内心中定格，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主体认识。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作家和当代作家的一些经典作品，还被节选或全文收录到新中国各时代的语文教科书当中，通过作家的创作、教科书编者的编撰、老师的讲授、学生的学习，完成了一个记忆的传承过程，在青少年的脑海中打下烙印，形成当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重要渠道之一。本文拟以新中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收录的现当代作品为对象，概要考察其中的日本人形象。

各国家、各时代的教科书，除了向儿童传授知识之外，都承担着道德教育、民族精神的培养等任务。1956年教育部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规定：“初级中学文学的教学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1]当年的语文教科书的选材、教学方法、教学目的就是在这样的大纲指导下设定的。其中大多数的日本人形象，并非刻意塑造，而是依照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方针，在记述中国人的抗战故事中顺带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