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秋，付天舒

（1．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2．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复活》中的基督教婚姻伦理

高玉秋1，付天舒2

（1．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2．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明确表达了基督教婚姻伦理观。他通过聂赫留朵夫向玛丝洛娃求婚的过程，通过俄罗斯上流社会婚姻关系的混乱和下层劳动者在婚姻关系中的真诚、奉献和爱的情感，表现了基督教的婚姻伦理突出体现的是奉献、自我牺牲和爱上帝。它作为基督教道德伦理的具体体现，对人性的提升、社会的和谐均具有重要意义。

《复活》；基督教婚姻伦理；意识与自由；爱

19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的话题，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托尔斯泰的作品所召唤的并非是意欲从其作品中捕捉奇闻异事、获得轻松愉悦情绪的读者，而是思考的和期冀灵魂改造的读者。不论是在获得最广泛的读者群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还是在80年代末写出的充满沉重和压抑气息的《克莱采奏鸣曲》中，托尔斯泰都试图通过俄罗斯上流社会男男女女习以为常的混乱的两性关系和紧张的婚姻状况，探讨如何匡正世道人心，使那些在背弃上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人性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的人们惊醒并实现自我拯救。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几乎成了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唯一动力，这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复活》被看作托尔斯泰表达基督教救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过程，诠释了托尔斯泰的基督教道德伦理思想，更巧妙地传达了托尔斯泰的基督教婚姻伦理观。

一

托尔斯泰构思《复活》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程。1889年，他的朋友科尼给他提供了《复活》的写作材料。科尼的故事本身具有很浓厚的文学色彩，很适合成为一部小说的题材，因为它不仅情节充满巧合和传奇的意味，故事中也具有泛道德含义。不过，对于当时的托尔斯泰来说，富含道德意味的故事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还有一段距离，如何让这个故事能够承载他宣传基督教道德伦理思想的使命，才是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因此，托尔斯泰将科尼提供的故事搁置了很多年。直到6年之后，托尔斯泰才对如何运用这个材料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路，他在1895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开始写科尼的故事，写不下去，一边摆牌阵，一边考虑。我想，应该不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不为自己和人们活着，而为上帝活着……”［1］最终，他决定通过这个故事来陈述并宣传他倾注了近一生的热情和心血才开出的“救世良方”，并通过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经历和自我斗争、不断努力的过程为人们指出一条可以实现的精神复活之路。

“为上帝活着”，成为托尔斯泰设计《复活》总体格局的出发点。我们知道，托尔斯泰的小说向以朴素著称，作家很少为小说如何借助艺术技巧以获得吸引读者的效果去花费心思。在《复活》展开的过程中，故事自身生成的情节走向、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矛盾的产生及解决，一切都仿佛浑然天成，顺理成章。但仔细研读作品，我们会发现，托尔斯泰无时无刻不在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方面巧妙地渗透着他始终不渝要传达的基督教道德伦理思想，从而实现他通过艺术作品宣传“托尔斯泰主义”并使读者在艺术熏陶中接受这一思想的愿望。

为此，托尔斯泰安排了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在法庭上的意外相遇。这个身份高贵的老爷以法庭陪审员的身份直击曾被自己强行霸占、而今已经沦为妓女的姑娘遭到法官胡乱审判的整个过程。这样的场景对不同类型的当事人所产生的心灵影响力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作家之所以让聂赫留朵夫有这样的奇遇，决不仅是出于对小说艺术效果的考虑。虽然社会像一个具有巨大吸蚀力的泥潭，将一个曾经纯洁、善良、无私的年轻人引向堕落，“原先他是个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却成了荒淫无度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2］63－64，但蛰伏在他身体里的精神的人并没有死去。此时，精神的人再度抬起头来，战胜了那个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去换取自己幸福的兽性的人。聂赫留朵夫的这种改变起始于他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重新界定，并且延至他的婚姻观念。不止如此，在小说中，作家还在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展开过程中安排了男女婚姻的多种形态，其实已经将托尔斯泰的基督教婚姻伦理观非常巧妙而深刻地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

二

狄尔泰在分析文学文本与作者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品是作家生命体验客体化的产物［3］。保罗·利科也说，文字实际上是作家传递心灵和与他人沟通行为的客体化，心灵传递和沟通活动借助于文字固定下来。文本虽然具有客观性和固定性，但它并没有丧失作者要进行心灵沟通和传递的原初意义［4］。

托尔斯泰一直在苦心思索人与人、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到了晚年，基督教信仰完全成为他的伦理观念的主导，他明确表示：“按基督的学说，真正的生命在于最大程度地接近每一个人在内心中发现并意识到的天国的完美，在于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意志同上帝的意志的融合，……基督教所说生命是不断向上帝的完美性的运动。在这种学说看来，任何人的地位都不比另一个人的地位高一些或低一些。”［5］这一思想在他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在《复活》中，寻找并追随上帝的召唤，传递他求索至高人性、人生真谛以及救世方略的思想，成为小说的核心思想，并体现在小说的方方面面。以此为前提，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婚姻已经不是简单的男女生活状态的描述，而是负载着传达作家基督教道德伦理思想的使命。因此，聂赫留朵夫向玛丝洛娃求婚的过程，就与他精神复活的艰难历程形成对应。当他最终在上帝的感召下实现了生命的飞跃，找到了建立人类社会的全新结构的途径时，关于婚姻之于男女两性所要体现的真情、平等、理性、克制以及永恒的伦理属性，也就在全人类都应感受到相互间的宽恕和爱的宏大背景下，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一婚姻伦理关系的实现，缘于基督教将人视为意识和自由的生命的思想。公元4世纪末，叙利亚Emesa的主教内梅修斯（Nemesius）在其宗教哲学著作《论人性》中，通过对《旧约·创世记》第2章和《新约·马可福音》第7章18－19的解读，指出人与动物的分别。他认为，《圣经》明确指出，上帝创造的人类，与其他生命有着根本的不同。人在动物性的生命存在之外，还有意识和自由。人身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与动物和植物相同的下意识、本能的生命部分，另一部分为意识和自由的部分［6］。上帝要求人要遵守诫命、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因为人是意识和自由的体现者。而这个部分也体现着道德责任。耶稣也在他的宣讲中特别强调意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因而他告诉众人：“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的话就是在强调欲念是区别人善与恶的重要标志，对任何行为的判断都要考察行为者的动机和意愿。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直截了当地分析了聂赫留朵夫和所有人的人性特征——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的结合——“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2］71道德责任的存在，是人主张正义和善的出发点，也是人摆脱本性中天然的利己主义，放弃个人的幸福而为他人谋求幸福的保障；而个人欲望则完全是动物性本能的一种释放，它以自我欲望的满足为目的，无视自我欲望在实现的过程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不仅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训诫，而且堕落为无节制的兽性生命。上述两种人性的冲突交锋，在成为军人的聂赫留朵夫时隔三年之后再度前往姑妈家见玛丝洛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最终，兽性的人在“纯洁的爱”和“无耻的占有”的角斗中，战胜了精神的人。聂赫留朵夫和整个上流社会的人一样堕落了。女人对他来说，仅仅意味着享乐，作为精神的人的标志的道德责任在他放纵的生活中遭到无情的践踏。

虽然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十分担心儿子会与一个“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低贱的女子结婚，但实际上，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婚姻始终没有成为他对未来的期许，不论是他深爱着玛丝洛娃的时候，还是把她作为与其他仅仅满足他情欲的女子一样的对象的时候。托尔斯泰在小说中作此安排颇有深意。因为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他年少时的纯洁与善良带有本真的质朴和简单，没有获得基督宗教的神圣力量对他的引导，也未经受各种考验。所以基督教道德伦理观念中的婚姻的意义很难在他的行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他已经沾染俗世的种种恶习后，他经过了一段灵魂黑暗的“失明”期，才开始返身重寻上帝的怀抱。求婚的过程，与他回归上帝的过程同步，直到他在《福音书》前豁然开朗，他才真正理解并通过行动诠释上帝的仁善以及婚姻所应该承载的宗教道德意义。托尔斯泰长期以来思考的结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得到了形象的解说。

三

婚姻，当它作为一种体现人社会属性的现象时，其意义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根据基督教教义的思想，作为意识和自由体现者的人类，婚姻主要体现出道德的意义。婚姻不单纯以繁殖为目的，更不是以肉欲的满足为出发点。人在婚姻中所承担的不是他的存在的下意识的、本能的方面，而是作为意识和自由的体现者。正如《旧约·创世记》中所表示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种结合“它指的不是性行为中那种暂时的肉体结合，而是夫妻间永恒的、形而上的合二为一。”［7］38上帝造人的同时，便赐予人类婚姻，他用婚姻的形式使男女结为一体，这种结合关涉到精神与肉体双方面，但以精神为纽带。按奥古斯丁对婚姻的解释来看，“人类社会的第一种自然纽带就是夫妻。神造他们不是分别造，然后把他们联合起来，似乎把两个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神造他们乃是从一个造出另一个，还在肋旁立有标记，表示她从这里出来形成，这是合一的力量所在。因为他们是肩并肩彼此联合的，一同朝着同一方向行。”［8］

奥古斯丁之说，既含有上帝同时创造夫妻关系的男女两性之意，又体现出他对婚姻中的男女相互尊重、患难与共、精神相通的理解，这种婚姻关系的基础是爱，爱不仅联结着男女的肉体，还联结着双方的精神，更联结着上帝，他们所行的方向便是至高的上帝之爱——“在爱情中，我们不仅仅得到了另一个人，而且也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不让个人的利己主义彻底死亡，就不可能为新的超越个人的生命再生。……基督教只承认为了它准备做出任何牺牲的爱，只承认为了弟兄、为了朋友准备舍命的爱，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爱，一个人才能升华到宗教的、超越个人的圣三位一体和教会的生命的高度。婚姻之爱也必须如此。”［7］69

婚姻应体现基督教道德伦理的思想，是托尔斯泰在他的创作中逐渐彰显出来的。从19世纪60年代写作《战争与和平》开始，婚姻的道德含义究竟是什么，就成为托尔斯泰在作品着重探讨的一个内容。在《战争与和平》中，虽然婚恋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托尔斯泰借助娜塔莎与安德烈、彼埃尔、阿纳托利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巧妙地表达了他的基督教婚姻伦理观念。在彼埃尔和娜塔莎各自经历了婚恋的磨难之后，他们都领略到，谨守道德法律，依从发自灵魂深处而非本能欲望的爱的引导，才能创造幸福的家庭。在70年代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人生悲剧源于无爱的婚姻，被称为“官僚机器”的卡列宁，其灵魂深处缺乏生命的热情，更缺乏爱的奉献精神。沃伦斯基对安娜的爱情亦缺少奉献与牺牲，上流社会对功名和享乐的热望成为他与安娜爱情的无形杀手。婚姻的意义已然成为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更鲜明地体现出托尔斯泰对婚姻问题思考的作品，是他于1889年创作的《克莱采奏鸣曲》。男主人公波兹内舍夫的话“要知道，爱情的真谛在于精神，而不在于肉欲。”［9］代表了托尔斯泰一段时间以来对婚姻和家庭关系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针对现实中很多人认为婚姻基础是生物性的观点，针对当时俄罗斯上流社会败坏的社会风气，身份高贵、体面的男女将婚姻视为“以肉欲放纵为基础的互相利用”，托尔斯泰通过小说中的悲剧故事告诉人们，“这种以放纵性欲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性爱关系，会直接导致性爱双方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性发展。”［10］

到90年代中期《复活》的创作阶段，托尔斯泰的基督教婚姻伦理观已经成熟。此时他所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将他思考的结果呈现给读者，明确他的立场。与此前几部小说不同的是，托尔斯泰描写了小说中人物为体现基督教伦理价值的婚姻做出的努力。这样的构思不仅突显出作家心目中目标的明确性，而且能将人物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所遇到的社会阻力、思想矛盾、自我斗争等方面的艰难充分而自然地展现出来，能够极大地扩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含量。

在《复活》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上流社会的许多男女婚姻生活混乱不堪，有的夫妻各自放荡，互不干涉，如法庭庭长；有的婚姻体面、门户相当，夫妻却缺少理解，如聂赫留朵夫的朋友谢列宁，“他们夫妇之间经常互不理解，甚至不愿意相互了解，他们之间默默地进行着一场暗中的、不动声色的、瞒过外人耳目的、由礼貌节制着的斗争，这就使得家庭生活对他来说变得极其沉重。”［2］385申包克和家庭女教师的私情，聂赫留朵夫的父亲跟一个农家女人生下私生子，都成为聂赫留朵夫自甘堕落的充分根据。男女关系的混乱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常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下层普通民众的健康的婚姻关系，作家讲述的玛丝洛娃狱友费朵霞与丈夫塔拉斯的故事、聂赫留朵夫在监狱中见证的那对年轻人的忠贞爱情、下等火车车厢里一对劳动者夫妻的朴素感情，体现出下等民众的婚姻真诚无欺，不伪饰，不苟且，爱情自然而坦白。这些所表达的正是托尔斯泰对来自民间的美好的婚姻生活的赞美。在穷苦的劳动者那里，聂赫留朵夫不断听到和看到恩爱和患难与共的夫妻，灵魂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礼。

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之间婚姻关系的巨大差别，说到底表现在婚姻是否由爱来维系的。爱，不是单纯的男女之爱，而是包含着奉献、牺牲和敬畏的高尚之爱。“爱情的火焰烧尽心灵的污秽，贪淫好色的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在于爱的缺乏。”［7］178当聂赫留朵夫挣脱了上流社会的种种羁绊，投身于广大的下层民众之中时，他的婚姻观也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四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写到，因巧遇玛丝洛娃而开始良心发现、自我忏悔并决定补赎罪过的聂赫留朵夫的第一个行动，是向玛丝洛娃求婚。小说中设计的这个情节完全来自科尼的讲述，也似乎与其他许多作品并无不同，没有什么新意，但我们通过作品整体内容来体会这一情节，则会发现托尔斯泰所赋予它的内涵是独特的。求婚，不仅是聂赫留朵夫向玛丝洛娃悔罪的行为，而且是他自我发现、自我拯救的一个过程，还是他向上帝靠拢的象征性表达。它一直随着小说的发展而延续，直到小说的结尾。

聂赫留朵夫思想感情的变化开始于他从法庭回到住处后。他的脑海里反复呈现的，不是后来他在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奔走于俄罗斯城市农村、官府监狱、贵族客厅和贫穷茅屋的过程中映入眼帘的各种社会罪恶，也不是他屡屡求索却仍未能参悟到的基督教道德伦理的精髓，而是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与他在两性关系方面关系密切的三个女人。玛丝洛娃、米西小姐和某县首席贵族的妻子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在聂赫留朵夫的肉体沉沦、堕落和精神觉醒、复活过程中产生了各不相同的作用，他的婚姻观念正是在与她们的交往中由浑噩而清醒、由卑劣而高尚。在重新清理自己与这三个女性之间的关系，并重新思考爱情、婚姻和肉欲与灵魂之间的关系时，聂赫留朵夫才真正开始他的精神复活之旅。由此可见，聂赫留朵夫做出与玛丝洛娃结婚的决定之时，正是他精神复活的开始。尽管他的态度还不坚决，甚至有些无奈的意味，但他还是以在他看来十分悲壮的情怀决定：到监狱向玛丝洛娃承认自己的罪过，请她宽恕，“如果必要的话，我就索性跟她结婚。”［2］158此时，他所做出的结婚的决定中所含有的，并没有一丝感情，而完全是在道德上悔罪的成分，即他本人所说的“为了道德方面的圆满”。

精神上的提升，使聂赫留朵夫最终超越了世俗婚姻的立场，摆脱了因为婚姻而做出奉献和牺牲导致的“沉重的心情”。当他手捧《圣经》，读到《马太福音》中的戒律“非但不应当奸淫，而且要避免迷恋妇女的美色。一旦同一个妇女结成夫妇，就应当对她永不变心。”［2］610的时候，他的世界已经被基督教爱的教义充满。他接受了基督教的婚姻观，即认为婚姻是上帝设立的，是神圣的，是一生之久的盟约，其本质是奉献与责任。［11］能够充分代表托尔斯泰完美的婚姻理想的西蒙松和玛丝洛娃走到一起的现实不仅强化了聂赫留朵夫的这一思想，而且他们的关系也再度检验出他一直以来与玛丝洛娃结婚的打算中仍然欠缺的爱。西蒙松告诉聂赫留朵夫：“我是把她当做一个很好的、少有的、苦难深重的人那样爱她的。我对她一无所求，只是非常想帮助她，减轻她的厄运……”［2］556，这种毫无功利目的的爱深深地震撼了聂赫留朵夫的心灵。他在反思中终于意识到，婚姻之爱的至高目标，是爱上帝，因为是上帝创造了婚姻，夫妇之爱永远有上帝之爱在其中。执行上帝爱的律令遂成为聂赫留朵夫未来终生的事业追求。

按照基督教的婚姻观，婚姻中始终有丈夫、妻子和神三者的存在，神是夫妻结合的主宰。因此，神之爱、敬爱神、夫妻相爱成为基督教婚姻伦理的核心［12］。“基督教是宣扬爱的宗教，因为上帝就是爱。婚姻更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结合和互爱。男女双方如果以金钱、权势等作为结合的条件，就不可能构筑牢固而美满的婚姻。真正成功的家庭，除了将婚姻构筑在相亲相爱的稳固基础上，还必须谨守相互的盟约，彼此忠诚、彼此照顾……使夫妻双方产生了一种道德的约束力量……”［13］在《复活》中，托尔斯泰表现了婚姻生活中道德的存废对社会发展甚至民族生存的巨大影响，更对人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他积极倡导基督教婚姻伦理。聂赫留朵夫向玛丝洛娃求婚过程中思想的转变和最终婚姻伦理观念的形成，不仅提供了匡正世道人心的途径，而且指出了婚姻之爱的终极目标——爱上帝。

有关婚姻的话题，不论在托尔斯泰时代还是在当代，始终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婚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夫妻互持操守，乃是人类道德的基石，一旦这一基石松动，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堤坝出现了溃决的征兆。托尔斯泰通过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婚姻来思考人类存在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俄］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M］．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93．

［2］［俄］列·托尔斯泰．复活［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德］Wilhelm Dilthey，Gesammelte Schriften （de．B．Groethuysen，）vol．7：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Stuttgart：B．G．Teubner Verlagsgesellschaft，1965：138－152，199－220）．

［4］［法］Paul Ricoeur．The model of the text：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Social Research，1971：537－538．

［5］［俄］天国在你们心中——列·尼·托尔斯泰文集［M］．李正荣，王佳平，译．许贤绪，校．上海：三联书店，1988：248．

［6］Nemesius：On the Nature of Man ［M］．published by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8．

［7］［俄］特洛伊茨基．基督教的婚姻哲学［M］．吴安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古罗马］奥古斯丁．道德论集·论婚姻的益处［M］．石敏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3．

［9］［俄］托尔斯泰文集·第四卷·克莱采奏鸣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45．

［10］刘建军．《克莱采奏鸣曲》与托尔斯泰的性爱观［J］．外国文学研究，1990（1）：121．

［11］王光海．基督教婚姻观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J］．天风，2008（4）：45．

［12］刘建军．20世纪末以来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新形态［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56．

［13］谢炳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婚姻观比较［M］．中国宗教，2007（5）：68．

The Christian Marriage Ethics in the Novel“Resurrection”

GAO Yu－qiu1，FU Tian－shu2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s ＆ Litera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In his novel“Resurrection”，Tolstoy expressed his views on Christian marriage ethics．In the course of Nekhlyudov’s proposing to Katusha，and by contrast between the disloyalty of upper class marriage and the sincerity，scarification and love in the lower labor class marriage，Tolstoy illustrated that the core values of Christian marriage ethics lie in dedication，scarification and love to the God．Being the vivid embodiment of Christian ethics，the nov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human nature and harmony of society．

“Resurrection”；the Christian marriage ethics；Consciousness and freedom

I106．4

A

1001－6201（2011）05－0119－05

2011－05－11

吉林省教育厅项目（0805069）

高玉秋（1963－），女，黑龙江密山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付天舒（1968－），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