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 刘懿娴

(四川外语学院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003)

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新接点
——《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体、文化模式、社会制度》评介

朱海燕1刘懿娴2

(四川外语学院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003)

1.引言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其理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不囿于在认知语言学范式下对语言现象的研究，而是尝试性地将相关理论应用到二语习得、翻译、文学等领域(Tabakowska，1993;王寅，2005，2008;Semino ＆ Culpeper，2002;Gavins ＆ Steen，2003;熊沐清，2008;刘玉梅，2009;苏晓军，2009;刘正光，2009，等)。但是，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语言变体、文化现象、社会制度的尝试却显得门庭冷落。Langacker(1999:376)曾指出，研究话语以及社会交际互动的动态特征，从一开始就是认知语言学的构成部分，但目前人们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Gitte Kristiansen和Rene Dirven编撰了论文集《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体、文化模式、社会制度》，并于2008年由Mouton de Gruyter在柏林和纽约出版。

2.内容简介

该论文集共收16篇文章，大致分为四个部分:(1)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针对语义和词汇变体);(2)基于使用和语料库的语言变体研究;(3)文化模式的认知研究;(4)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认知研究。编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出版该论文集的目的有三:定位社会认知语言研究，提供更明确的学科描述工具;建立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沟通的桥梁;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诸多领域。

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篇文章——《原型、常规及语义规范》(Prototypes，stereotypes，and semantic norms)和《语体转换与转换语体:词汇变体的社会认知研究》(Style-shifting and shifting styles:A s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lectal variation)。第一篇文章的作者Geeraerts首先阐述了原型、常规和语义规范化三者的关系，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语义模型;第二篇文章的作者Gitte Kristiansen则探讨了导致讲话人进行语体变换的认知原理。

第二部分有四篇文章。第一篇就当前认知社会语言学领域内最主要的两种定量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和对比，指出了各自的优缺点。这两种方法分别是以Gries和Steafanowitch开创的词构搭配分析法(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和以Geeraerts、Speelman及Groundaelers设计的语言变体定量法［Quantitative Lexicology and Variational Linguistics(QLVL)］。作者指出，这两种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补，但在研究重点上有区别:前者注重通过语料考察语言构式内部的关系;后者既关心语言构式内部各词素的关系，也关心外部变量与构式的互动效果。作者同时指出，虽然定量法研究社会和认知变量能对文字资料进行实证研究，但不能考察大脑思维过程，因而也有不足。后面三篇则是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和QLVL两种研究方法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范畴内的具体应用。

第三部分共收录了四篇文章，皆是从认知语言学的某些理论出发研究某一文化现象。第一篇文章讨论了当前人们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全球性语言(主要是英语)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后面所包含的认知文化模式，指出这些态度的核心决定力量是根植于西方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理论传统。而这两大传统背后的认知机制分别是隐喻和借代:语言是工具;语言是讲话人身份的一部分。第二篇讨论了美国和瑞士不同外语教学政策背后的认知隐喻，指出正是两国采用了不同的隐喻思维才导致了它们在外语教学政策上的差异;第三篇主要讨论了澳洲学校白人学生和土著学生在使用同一个英语单词时却有不同所指的原因。作者指出，正是由于两类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不同才导致了他们表面上使用着相同的词汇却有不同的所指。最后一篇文章指出，英语虽然是“世界”语言，但却有众多“亚英语”(World Englishes);这一事实表明，语言的核心不在其形式而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人的体验。

最后一部分的研究内容是认知语言学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应用。这部分共有五篇文章，前四篇分别探讨了企业品牌、学生性别、大学形象及商业活动中的竞争与合作，建立商业往来这些现象背后的认知隐喻，体现了隐喻在社会生活中巨大、但不易察觉的影响力。本节最后一篇文章则讨论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对政治的影响，作者指出，很多政治问题是由于政客们对某些语言的含义持本质主义造成的，所以他认为最好不要对政治术语进行定义。

3.论文集的特点

3.1 赢在首创性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研究出发点之一是“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在语言的具体使用过程中，人们除了要考察自然环境外，还必须关注社会环境，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正如Langacker(2008)所言:“语义是在社会交际互动基础上，交际双方通过对另一方的知识、想法和目的进行综合考量之后协商而成的。”在语义的社会“协商”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对方的知识、想法和目的，还要考虑对方的社会身份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由此可见，社会变量是认知语言学绕不过去的研究对象。

本论文集的首要价值在于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社会语言学关注的研究对象相结合，形成了“认知社会语言学”这个新接面，并首次以书名的形式面世。该论文集的主编在引言里也指出，出版该论文集是为了将“一个新兴但仍然零散的研究领域内的各种研究进路汇聚起来”(Gitte，2008:2)。此外，该论文集首次明确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为该学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在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内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3.2 贵有启发性

该论文集将认知社会语言学分成四个范畴:理论、研究方法、文化模式和社会政治体制。每个部分的内容都有一定的启发性。在理论篇中，Dirk Geeraerts批判了概念原型理论的一个错误，即概念原型在操同一语言的人群中是同质的。他指出，操同一语言的人，其语言能力是有差异的，即在社会团体中存在Putnam(1975)所谓的语言分工(linguistic division of labor)——某一概念原型在专家和门外汉的头脑中是不相同的。语义是社会性的，并受到人际合作、权威定论和各持己见三种力量的左右。他指出，人们就语义所达成的共识会推动语义朝概念原型、灵活使用及模糊方向发展，而权威定论会推动语义朝相反方向发展，即语义范围窄化(narrowly circumscribed)，是一种使语义朝精确化方向发展的规范化力量;若人们对某一语义各持己见，则可能推动语义朝前述的任一方向发展。这一发现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社会力量对语义解读所起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描述人们如何认知社会，从而学会使用和发展语言。该发现不仅对语言学有启示作用，对社会文化研究也有启发作用。

在方法篇中，Stefanowitch和Gries用词构搭配分析法分析了几种语言构式内部搭配之间的分布规律。他们期望通过这一研究回答三个问题:其一，同一构式中的词汇选择是否与传播渠道存在相关性;其二，如果前者成立，在这一点上，不同构式是否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其三，如果前两者成立，构式的意义是否会由于渠道的不同而发生一些意义上的改变。他们的这一研究贵在让人们注意到，传播渠道可能对构式产生影响，体现了语言的体验性，也启发人们要从人类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个宏观层面研究语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构式中的词汇选择可能会因为传播渠道的不同而不同，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构式会随着渠道的变化而发生意义上的变化;(2)不同构式对传播渠道的变化敏感度不一样。这一研究结果启发我们对汉语也可展开相关研究。比如，汉语里的被动构式有“xx被yyZZ了”，以及类似构式“xx为yy所ZZ”，这两构式对于渠道的敏感性如何?也许，通过相关研究，我们会有更明确的发现。

文化模式和社会政治篇给人的启发在于用人类的认知机制如隐喻、借代对文化现象解释，使表面上纷繁复杂的事物变得一目了然。

3.3 胜在成长性

认知社会语言学虽然凭借本论文集宣告诞生，为今后该学科的发展廓清了研究范畴，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但和任何初创事业一样，也有许多方面仍待完善。

读完该论文集后，读者可以感觉到几点不足。其一，理论研究比较单薄。作为本论文集的开头大戏，其理论研究仅有两篇文章。此外，第二篇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之所以会选择某些变体是源于他们的“借代”认知机制—语言的某个变体被借代来指示特定社会形象或地位。因此，为了向别人传达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人们会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选择相应的语言变体。在生活中，讲话人既能识别别人所使用的“语言变体”，也能根据需要变换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变体。应当说，这样的观察是很有意义的，但把语体变换仅仅归结为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可能有些简单化。比如，汉语里的很多谦称，还有一些写作中的固定程式，以及特定的术语(比如把0念成“洞”)，人们使用这些语言变体的目的，除了显示社会身份以外，也还包含使双方的沟通更融洽，或者为了尽量适应传播渠道而采取的措施，因此，这种变换是基于沟通的需要而非仅仅为了社会身份识别。另外，在本文中出现的stereotype一词的含义与prototype的含义基本一致，而前一篇文章则花了不少笔墨来区分这两个概念。这样一来，本论文集的系统性受到破坏，从而在一定程度降低了两篇文章的学术权威性。其二，本论文集在讨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时，只提到了两种主要方法，而这两种方法有很多雷同之处，这就表明认知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完备。其三，在认知语言学范式下进行的文化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研究，主要以寻找其背后的认知隐喻为主，让人觉得比较单调，研究的深度不够。

虽然该论文集有以上不足，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才能引发更多的思考和探索，为以后的研究留下诸多空间。这恐怕类似古语之所谓抛砖引玉。我们期待本论文集这块价值连城的“砖”能引来无数美“玉”。

4.结语

由于其独创性、启发性，该论文集非常值得一读。主编们也承认，认知社会语言学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由 Geeraerts、Kristiansen、Peirsman编撰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新进展》面世了，这正是其成长性的最好注解。综上所述，对于语言研究人员而言，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集。

［1］Gavins J.＆ G.Steen.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C］.London:Routledge，2003.

［2］Geeraerts，Dirk，Gitte Kristiansen，Yves Peirsman.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C］.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10.

［3］Kristiansen，Gitte and René Dirven.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Language Variation，Cultural Models，Social Systems［C］.(Cognitive Linguistic Research 39).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8.

［4］Langacker，R.W.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9.

［5］Langacker，R.W.Cognitive Grammar［M］.Oxford:OUP，2008.

［6］Putnam，Hilary.The Meaning of“Meaning”［C］//Keith Gunderson. 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5:131－193.

［7］Semino，E.＆ J.Culpeper.Cognitive Stylistics: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2.

［8］Tabakowska，E.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lation［M］.Tu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93.

［9］刘玉梅.体验性和动态性张力下文学语篇的整体性识解——以 William Blake的“London”为例［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2):18－22.

［10］刘正光.认知语言学的语言习得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1):46－53.

［11］苏晓军.国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J］.外国语文，2009(2):6－10.

［12］王寅.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的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3):211－217.

［13］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5):17－22.

［14］熊沐清.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新接面［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4):299－305.

责任编校:路小明

2010－12－16

朱海燕，女，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与社会语言学研究。

刘懿娴，重庆人，长江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