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林

(长沙大学 公共外语教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3)

权势关系与非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

刘和林

(长沙大学 公共外语教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3)

性别差异实际上源于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后者是导致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的重要原因。非言语交际中因权势关系而产生的性别差异存在着多种表现形式，可概括为体态语、客体语和环境语。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利用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我们对两性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们转达和读解的非言语信息。因此，在人们的交往尤其是跨文化交往中，我们应重视非言语交际的作用，尤其不能忽视由权势等因素造成的两性交往方式与风格差异。

权势关系;非言语交际;性别差异

1.引言

社会性别概念在国内出现于1993年在天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上。在西方，性别差异的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国内对语言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多，对非言语交际中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而从权势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非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则是一个较新的切入点。人们普遍认为，权力在跨文化交往中是起作用的，只是对权力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在很多理论中得到反映(Gudykunst，2002)。因此，权力研究应被组建到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中去。实际上，不少学者将研究性别差异、地位差异等所导致的文化差异在语言和非语言中的变异及发展规律列为当今亟待研究的跨文化交际新课题之一。

2.权势关系与性别差异

权势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演化(尤其是私有制的产生)的结果。不同国家的人们对“权势”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在两性交往中，权势关系是一种十分有影响的因素，而权势的产生与发展变化过程对两性交往的影响也发生着变化。

2.1 权势关系

“权势”是社会学的术语，是由社会心理学家Roger Brown和Albert Gilman最先引进社会语言学的。它是“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就如同能量是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一样”(Russel，1938:10)。Nanda与Warms(1998:226)也对权势一词作如是说:“权势(因而)是一种由人们制定和执行，以影响其生活，控制他人行为(即改变主体与客体)的能力。从两组概念中可以看出，两者均包含了自我与他人(即主体与客体)、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在现实社会中，都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都与他人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历史上的等级制度、传统习俗、社会分工等原因，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一些差异和距离，即:一方比另一方有势力。权势的一方能控制另一方的行为，当这种差别在一定的语境中渗透或直接介入到人际交际中，就形成了权势关系对话。权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言语交际产生言语或非言语交际不平等状况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古至今，权势关系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两性的交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权力塑造身份，它同时扭曲了被割裂的两方——奴隶主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施虐者与受虐者、自私自利者与利他主义者、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普鲁姆德，2007:17)

2.2 权势关系对性别差异的影响

人类社会的早期出现过母系氏族，对此巴霍芬、摩尔根和恩格斯等均有过研究。巴霍芬在其著作《母权论》中第一次提出来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社会是由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的，并且这是适应于人类各民族的普遍规律。由于妇女作为母亲，是年轻一代的唯一知道的亲长，因此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这种威望和尊敬竟达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的程度(李永采等，1993:73)。摩尔根进一步发现，美洲印第安人的那种按母系制建立的氏族，是氏族制度的最初形式，后来按父系制建立的氏族——如古代希腊、罗马人的氏族，便是由母系氏族发展起来的。并在其著作《美洲土著人的房屋与家庭生活》中对母系氏族作了如此描写:“每个家户受一个女家长管辖，她管理家户的经济……在奥华契拉内部，妇女是真正的主人。“共和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庭中的统治，妇女不仅处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恩格斯语)(Ibid:152－153)。但恩格斯认为，严格地说当时的“母系制”还谈不上“母权制”，因为在社会发展这一阶段上，还谈不上法律意义上的权势/力。

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米莱特在《性政治》一书中写道:男人常常获得权势并在女人身上运用权势，男性通过性政治支配女性，所以，“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有的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概念”(米莱特，1999:498)。这一论断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权势关系中的性别差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也是束缚女性的一把沉重的枷锁，使广大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礼记·郊特牲》中也说道:“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的存在是父子关系存在的前提，是无法排除的，父系社会必然用某种原则将女性圈定于自己的秩序之内，使她们不敢也无法越雷池半步。三纲五常等人伦或伦理依然是中国社会结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结构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构原则。伦常观念对性别角色强调的是女性的屈从。“夫妇”两个字使女性在文化符号中处于被压迫的境界。因此，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可以见到大量将女性形象“物品化”的修辞手段，如如花似玉、指如削葱，冰肌玉骨等。

父权思维基于一整套二元对立的命题上，比如女人—男人、自然—文化、野性的—驯服的、黑—白、躯体—心智、维持—剩余等。这些对立以等级的形式存在:父权文化使男人、文化、心智和剩余优先于女人、自然、身躯和维持。不仅如此，女人、身躯、自然、野性、情感等等这些消极词语倾向于成群聚集，于是woman-kind就用来指代两极中负面一极的那些东西。劳动的性别分工也反映出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妇女们出现在所有那些显示出人类动物性的领域，比如准备食物，做清洁，哺育，照顾老幼、病人等，而男人则驰骋在文化征服、支配自然的那些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建筑、工程、机械和艺术领域(Gibbon，1999:151)。20世纪70年代国外曾有学者就语言中的男女形象做过调查，发现女性形象不及男性有权威、显要和重要(Pearson，J.C.et al.，1991:80)。这种因性别而导致的差异也反映在非言语交际中。

3.非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

性别取向对人际交往行为的诸多方面产生着影响:包括性别双方任何一方的表达形式、职业身份、权力的表现、与陌生的异性或一面之交朋友的交往能力、以及男女之间人际关系的任何方面(Samovar，et al.，1997:250)。

存在性别差异的非言语行为是社会化的产物，是后天习得而非与生俱来的。从已有的研究看，非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大体上说，可以从体态语、客体语和环境语三个方面得出权力距离在非言语交际中如何影响着性别关系而形成性别差异。Cameron＆Kulick指出，在性及性别领域，存在着一些从文化上可以识别的、成规化的行事方式，以及定义和表现这些行为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女性的交际风格比男性更多地是利用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的(Cameron＆Kulick，2003:12，49)。

3.1 体态语

体态语是以人体本身出现及其活动(包括全身活动)作为交际媒介进行表情达意的那一部分内容。“人体可以发出不同的身体符号，即使细微的手势也可以传递我们对他人的态度，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控制环境方面的信息。”(Samover，2004:177)虽然在西方文化中，交际双方非常注重眼神交流，体现出较为平等关系，而在东方文化中，上司有更多的权力随意注视下属，因此，眼睛接触表达着权力和地位的关系。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有可能消极的影响其对权势的认识，因而也就削弱了权力本身的可信度与号召力。尽管在有的研究中未对“性别”作充分的探求，人们还是发现面部表情与间接目光接触都妨碍着女性对权力与可信度的认识;不仅是目光接触受到限制(如目不斜视)，女性的举止行为也受到束缚。Goffman(Macionis，et al.，1995:13)观察到，在医院的医务工作会上，只有男性且身居一定职位的医生才有权下结论……有权随意“光顾”女护士的工作区。Nancy Henley(1973/1977)发现，在非恋爱异性间的交流中，地位高的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男性年长者)触摸地位低者频率明显突出(Samover，2007:271)。

微笑是打动他人的心弦最美的语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微笑似乎成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女性的微笑是一种安慰剂，这在广告中尤为明显。无论中西文化，广告中的女性较之男性笑得更多更爽朗，这种微笑是应女性所处的社会的地位之要求，又是女性顺从的表示。女性培养和“表现”这些非言语信息的压力由男人在日常社会交流中所拥有的比女性更大的社会权力予以加强和延长。研究表明:较之于男性，女性使用更多的后天习得的交际动作，这有助于解释女性对非语言符号的高度敏感性，这也表明女性对于人际交往十分敏感是由于其所处的较之劣势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3.2 客体语

鲁希和基斯认为(毕继万，1999:59)客体语言包括物质的一切有意和无意的展示:例如工具、机器、艺术品、建筑结构和人体及其衣着，甚至还包括文字。以客体语中服饰为例，西方女性的服装更注重突出体型魅力和对异性性感的吸引力上，因此，以穿紧身裙和低胸衣服，以袒胸、露背、光腿为美;而男性服装则处于相对比较静止的状态，因为传统看法认为:一个有见识的人总是小心的避免在服装上标新立异。男女两性体现在服装方面的不同，主要是由于职业与身份地位之不同。对照中英两种文化，可以看出，英语国家的人比国人更注重通过装饰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男士服装质量和女性服装和首饰都可以体现这一区别。

当今女性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体资本而采取化妆、美容、变性、染发、纹身、隆胸等手段，这一方面是个性的体现，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的构成，其目的主要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借以提升自己的身价。因为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如果其它条件相似，相貌便可能成为取胜的因素。显然这些都是两性交往中地位不平等的体现。但远不止这些。

称谓也是一种客体语言，而人们往往对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习焉不察。美国学者Gibbon举了两件亲身经历的事以说明男女两性在称谓上体现的不平等。一件是在一次为语言专业毕业生举行授位的早餐会上，女生们制作了参与教师的名单。在这些名单上，用姓和职衔标注男教师，而只用姓和名标注女教师，也就是说，没有标注出女教师的职衔如“教授”之类，仅标作“Maggie Gibbon，staff”。这些女学生说，这样的称谓显得她们与女教师之间的关系更亲密，而且这些女教师们平常也极少使用那些职衔，但男教师则喜欢使用职衔。Gibbon对此极不赞成，她认为这些女生实际上不自觉地贬低了女性。另一件事是她20世纪70年代在自己任教的学校看到的一本电话簿，上面虽然标出了女教职工的姓名、职衔，但却没有标出她们的学术头衔(即学位，如“博士”)，只是把她们称为Miss或Mrs。几年以后，女教师们的学术头衔加上去了，但却又弄了一个括号标注她们的婚姻状况，即标明她们是否已婚(Gibbon，1999:63)。

3.3 环境语

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声音、信号和建筑等。这些因素都可提供交际信息，也可展示文化特征。人们既受环境的影响，也可影响环境。根据加德纳(1989)的研究，许多女性对于公共场所可能引发的性骚扰、侮辱与强暴感到恐惧。她总结道:“公共场所是女性与其他人每天生活中不平等的所在。”(Schaefer，2008)所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名媛淑女不读报纸，不去听演讲，也不去那些讨论政治话题的场所(Eckert＆McConnell-Ginet，2003:41)。

女性受空间的权力的制约也是显然的，以建筑为例，传统建筑话语对于女性空间的描写多为楼阁、走廊、花园或以一些传统家具，如，红眠床、梳妆台等。台湾大学教授夏铸九等曾以炉灶为例对女性在建筑空间的权力(结合与西方理论对话)作了专门的研究。他指出:炉灶的空间生产，其主角多半是女性，男性的进入代表着另外的意义，而这正是反映了对母职的期待。女性透过厨房炉灶获得属于女性的资源，发挥生育与母职的功能，但并不能逃过父权制度对其角色的分派与认知，使得“女人的空间”具有特点的意涵。而当厨房成为“女性空间”，最受灶神监控当然也就是女性了。灶神成为一种监视的“电眼”以及“监听器”，不光是物质可见的图像在那里望着女性，更是在心里层次上宰制着女性的言行，规训着女性的身体……可见，灶神信仰何尝不是父权以神袛为角度的延伸?可喜的是当今厨房空间及女性地位发生了变化——女性参加工作与使用新家电，形成了她们在性别角色调整中的资本，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性走进了厨房并共同承担家务。这也反映了男权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松动(夏铸九，2006:205－209)。

4.结语

“男女性别文化之存在，势必为两性在交际规则或规范、交际风格、交际方略、心理定势、乃至价值观等方面造成差异，这就自然为两性之间的交际带来困难。”(贾玉新，2003:433)。我们对两性的了解许多是基于我们转达和读解的非言语信息，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非言语行为也意识不到这些行为是如何被他人读解的，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监控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应对感知到的他人对我们的反应做出积极的反应。非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要想深刻理解性别差异的产生和影响，我们只能通过探索文化价值和受价值影响的行为关系中去寻找答案。正如德博拉.鲍里索弗在《性别与非言语交流》一文中所言，由于人们对行为的期待与解释存在差异，所以在异性间及跨文化交流中便有可能出现很多误解。“男性和女性需要有能力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非常准确地辨识那些显得冒昧或欠妥的行为以及他们与权利分配不均的联系。”(Samover，2007:275)诚然，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但掌握了语言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掌握了交际技巧，必须深入了解隐藏其背后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在言语或非言语交际时得心应手，而不至于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在人们的交往尤其是跨文化交往中，一方面应重视非言语交际的作用，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由权势等因素造成的两性交往差异，交际者应该认识到权势关系是影响男女两性之间在非言语交际中的重要因素，尤其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利用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1］Barrowclough R.A.＆ R.A.Steward.Power and Control: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C］//Power in the Classroom，V.P.Richmond and J.McCroskey，eds.NJ:Prentice Hall，1991:1 －4.

［2］Cameron，Deborah＆ Kulick，Don.Language and Sexuali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Gibbon，Margaret.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9.

［4］Macionis，John J.＆ Nijole.V.Benokraitis.Seeing Ourselves:Classic，Contemporary＆Cross Cultural Reading in Sociology(3rdedition)［M］.Prentice Hall.Inc.U.S.A.1995.

［5］Nanda，S.＆ Richard Warms.Cultural Anthropology［M］.6thedition.West/Wadsworth，A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1998.

［6］Pearson，J.C.et al.Gender and Communication［M］.Dubuque，IA，USA:Wm.C.Brown Publishers，1991.

［7］Russell，R.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M］.London:Allen＆ Unwin，1938.

［8］Samovar，L.A.＆ R.E.Por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5thedion)［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Samovar，L.A.＆ R.E.Porter.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 Reader(8thedion) ［C］.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2007.

［10］Schaefer，R.T.Sociology(9thedition)［M］.刘鹤群、房智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

［11］Gudykunst，William B.＆ Mody，Belia.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econd editions)［M］.Sage Publications，2002.

［12］毕继万.跨文化非言语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1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4］李永采等.驱拔谬误究真谛——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新辨释［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

［15］米莱特.性政治［C］//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98.

［16］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马天杰、李丽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7］夏铸九等.传统厨房炉灶的空间、性别与权力［J］.浙江学刊，2006(4).

责任编校:陈 宁

On Power Relation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fro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LIU He-lin

Gender differences actually result from the inequality of the power relations，one major cause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s.There exist many manifestations of gender differences caused by power relations in th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They can be generalized as body language，object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language.Women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non-verbal expressions than men，and moreover，to a great extent，it is based on the non-verbal information that males and females are understood.Therefore，especially i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role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taken great notice of and in particular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nners and style caused by power relations can not be neglected.

power relation;non-verbal communication;gender differences

H030

A

1674－6414(2011)01－0093－04

2010－05－20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基于语用行为理论的语言不得体性研究”(编号:08C132)的阶段性成果

刘和林，男，长沙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学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