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翠娟 鲍远福

（1安徽新华学院 图书馆；2安徽新华学院 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在新时期文坛上，《受戒》（1980年）是一个奇特的文本，它就像一首田园诗一般，为我们描绘了江浙水乡的日常生活。在韵律优美的语言中，江南水乡的一切都充满着神奇的家园情怀。汪曾祺坦言，小说是他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因此他就用带着灵气的语言把小说中的人、物、情、景写得如梦如诗，令人陶醉。这里的人们平静地生活，与世无争，自然祥和，纯朴中浸透着高贵优雅的气质，散发出健康向上的美；这里的花花草草，万物生灵，无不显现出天公造化细心雕琢的神韵，令人心驰神往。作者不经意之间就用一种回归古典的语言，轻描淡写地为我们勾画出一个诗一般的田园乌托邦。

一

汪曾祺是现代小说家中的语言大师。有论者指出：“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具有潜在的文化诗学结构，彰显着他的文化诗学语言观念。”［1］这就说明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本质特点，即用诗一般的话语形式来表述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的内涵。汪曾祺的小说也被认为是一种乡土小说，因为他的大多数小说都用带着“京味儿”的语言来描述江南水乡的日常生活图画，诸如《大淖记事》、《受戒》等。乡土情结融合在汪曾祺的诗学追求中，而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美学的言说则是汪曾祺创作的心理驱动力之一。

如果我们运用语言学的知识来分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几乎找不到任何繁复的修辞造句。从表面上看，这些描述日常生活的语言都极其简单、浅显易懂，几乎没有很长的句子，大多数是一些客观的陈述与片段化的词组，但是通过汪曾祺的精心组合之后，它们构成了一种独特感受的载体。例如《受戒》中的语言，它们如同诗话，又有散文化的倾向，更带有叙事性作品中的“述行语言”那样的叙事表意功能，因此，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由古典诗歌、小说和散文的聚合体，呈现出开放的表意体系。可以这样说，《受戒》中的乡土味是自然清新，不混入一粒灰尘，它把一直在其中自在地行走、平静地生活、哭哭笑笑、打打闹闹的芸芸众生的心灵之美揭示出来，不遗余力地展现日常生活的诗情画意，让人读完后掩卷沉思，徒然心羡，怀着一种怅然之情去向往那种带着原始情调的自由和惬意。

《受戒》这个文本最重要的表现是其在语言上的“诗话”特征。汪曾祺有意地将古典诗词的韵律和节奏感，散文语体的包罗万象、信马由缰，以及叙事文体的象征手法和隐喻色彩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意境优美、如诗如画的审美艺术世界。最具有代表性、也是评论界着笔较多的段落就是小说结尾处的语言描写，小说用一种诗性的语言，把小英子和明海将小船划进“芦花荡”的情景描绘出来，显得此言已尽而余味无穷：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这段白描式的语言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字数时多时少，长短参差，表明叙述的时快时慢，念起来产生类似古代长短句（词）之回环与婉转节奏，又如读了现代散文诗一样韵味十足”。［2］P57正是这样的节奏形象刻画，把读者于不知不觉中带入了一幅清新而明丽的江南水乡风俗画中。它表面上看来是写景状物，似乎没有蕴含任何情感，然而我们细细品读，再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审视这段语言，就发现其中蕴含着中国古典诗学关于“由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辨的“义理”乃至“禅机”。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艺术作品中“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3］P161这足以证明本段叙述语言本身的艺术魅力：以景物描写来衬托小说的心境，情、景、理交融一体，相映成趣。一方面，它仅从“物象”（芦花、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水鸟等等）的层面展开描述，一派自然生态景观，似乎与人类社会了无挂碍，即所谓“无我之境”是也，小说家的创作意图、思想情感、精神世界以及他对小说中描写的现实人生的态度和价值判断都隐匿在非常富有节制的叙述之中，“物象”的世界表象之下是巨大的意义阐释空间的缺席。另一方面，这“无我之境”的表象之下是否真的无我呢？不是的，在这些看似随意的描述中，我们又赫然发现“我”（叙述者、抒情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在字里行间流淌：我们结合原文写作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20世纪80年代前后），还原《受戒》的社会生活后不难发现，汪曾祺在小说的表述中传达了意识形态背景下人文知识分子的审美思考，即关于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学理想，这种理想包孕了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诗意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讲，汪曾祺在《受戒》等现代小说中表达出来的审美理想与王国维的古典诗学思想在抒写“真情物”与“真情感”的主题上暗暗契合，实在是对日常生活中普泛的“情景关系”和文学艺术中的“物我关系”的审美超越，它“饱含着对人生价值的真切体认”。［4］因此，从诗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神来之笔一般的结尾，就会拓展出近乎无限的表意空间。这个看似普通但又包含深意的语段虽名为有景“无我”，实则处处有我“入境”。

二

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析这段白描式的语言，我们会发现，它与中国古典诗词长短错落的句子组合极其相似，整饬、美观而富有节奏感，像一曲悠扬的乐音。细细品味，自然、质朴、片段化，没有华丽的辞藻和严整的辞格，遣词造句不着修饰，却表意丰满，一点也不显得干瘪单调，寓丰富的人生意味于短小精悍的语段之中，读来蕴藉深厚，令人充满遐想、回味悠长。从语义关系上来审视，它构建了一个童话般的艺术世界，充满童趣的生活场景在这样诗一般的语言中露痕迹地镶嵌在优美的意境中，令人神往，充满了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汪曾祺是一个叙事高手，他喜欢运用经过提炼的精致语言来表意，如果不细心读阅读，很可能会丢失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受戒》这个文本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语言平实，波澜不惊，却蕴含着深意。汪曾祺习惯于在平静的叙事中为读者抽茧剥斯，逐渐进入由他所建构的日常生活和艺术世界。他不仅希望借助行云流水般的叙事来探寻日常生活中蕴含的美的本质，而且借助灵动而富有节奏感的混合语体 （即综合了小说、散文和古典诗词的语言）将这些美丽的生活、人物和景观描绘得和谐生动，从思想和情感上征服读者。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高邮水乡的风土人情，通过清新活泼的语言，将这一切都和谐地黏合在一起，达到一种唯美表意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受戒》这个文本中，对于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作者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风格中，小说所营造的意境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由此可见，《受戒》的语言是汪曾祺在小说美学上追求极致之后的反映，它们表面上看来极其简单，却表达出了极为深邃的“蕴藉属性”，俨然达到老庄哲学“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境界。

《受戒》的语言特色还体现在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受戒》在篇幅上短小隽永，却包容了惊人的信息量，仅仅从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个角度来讲，汪曾祺就不愧为大师的称号。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下十个，但汪曾祺寥寥数笔就把一个个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比如小说对荸荠庵主持仁山的描述，仅仅用了两个字：黄、胖。为了突出仁山形象，汪曾祺用了有声有色的语言进行立体的描述：“他一天就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于是一个憨态可掬又有些滑稽的胖大和尚形象便跃然于纸上。此外，汪曾祺还刻画了枯寂的老和尚普照，二师父仁海的白净，三师傅仁渡的灵秀和他那惊人的飞铙绝技，赵大伯的敦厚，赵大妈的爽利，大英子的文静……三言两语，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便从字里行间走出来与读者对话。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明海和小英子，作者仅仅在文末明海受戒归来后安排两人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看到小英子的麻利、泼辣和精灵一般活泼的个性，而明海也一改聪明与开悟，表现得稚拙、内敛而又带着几分羞涩，两个人一问一答，充满童趣，甚至也带着一丝情窦初开的暧昧，看似天真烂漫，实则饱含深意，话语的一张一弛之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刘勰语），含蓄婉转，意义深远，令人神往。［5］

三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数没有太强的故事性，却蕴含着唯美与诗艺，尤其是他将古典诗话和现代散文话语结合起来，节奏舒缓，韵律优美，蕴藉风流，读来如小桥流水，雪月空明，臻于化境。只有应该静下心来，细细品读，慢慢咀嚼其中余味，才能领悟汪曾祺的“诗心”、“画意”，对于《受戒》等小说的语言，理论研究者也应将全部的语言当做一个唯美的有机体，然后条分缕析，方能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的语言美和诗艺性。

［1］杨红莉.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J］.北京社会科学，2006，（5）.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清］王国维.人间词话［M］.见王又安校订.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4］凌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辨［J］.文艺理论研究，2009，（4）.

［5］鲍远福.日常生活、话语蕴藉与诗意——评受戒［M］.参看方铭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导读［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