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笑颖

（辽宁大学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辽宁 沈阳 110136）

一、情、志之辩

关于“诗言志”的记载，最早似乎可以溯至《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①虽有考证说此篇不太可信，疑为战国时期伪托，但“诗言志”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左传·襄公二十年》中就有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道志”的记载。这里的“志”，指的是赋诗人之志，是一种政治教化的理想。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也是表达政治理想的意思，《论语·先进》中子路和冉有都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曾皙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②却更像是在表达一种情怀，使“志”的含义有所扩大。

屈原《楚辞》中有“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其中的“志”偏指于政治抱负，但是“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中的“志”就不仅仅指政治理想了，而是扩大到整个思想感情的范围，情与志是互相为用的。这个时期的“志”，远远超过了孔子时代“赋诗言志”中“志”的范围，正如荀子在《乐论》中所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先秦，这不啻是对于诗的论述。而这种观念在汉代发展成熟，于是就有了《毛诗·大序》中那段著名的论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 ”③在这里，“志”与“情”得到了统一，“志”是存在于“情”之中的。虽然在情志关系上《毛诗·大序》仍然更侧重于“志”，但是已经认识到了抒情与言志是密不可分的。

“志”代表着一种观点，一种态度，它不仅代表着一种政治理想，而且意味着一种处世的方法，一种别样的怀抱。它是广义的“情”的一部分，是“情”的内核，诗人的情怀情操中总是有志的成分。无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是抒发抱负还是吟咏情性，都自有一种处世的态度，这是“情”，也是“志”。

二、“温柔敦厚”的内涵

“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④“温柔敦厚”实质上是对做人原则的要求，有着宽容温厚、兼容并包的气度。这与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⑤孔子讲究中正平和，认为过犹不及，是推崇思想上的纯正与态度上的自然，孟子的“浩然之气”应该与其更为接近，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坦荡。这种精神反映到文学上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是思想上的纯正，并不是单指符合礼仪教化而言的，因为《诗经》中也有很多描写男女爱情的篇章。而汉儒则将其意义缩小，将“无邪”囿于政治教化的范围之中，不啻为一种对文学的拘泥与束缚，而偏离了孔子的本意。《毛诗·大序》中“发乎情，止乎礼义”是在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与尊严而提出的文学创作要求。至此，“温柔敦厚”似乎偏离了原有的对人的纯正本质的要求，而成为一种“度”的衡量。孔颖达《正义》释“温柔敦厚”句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切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也就是对情感的控制与要求，要求将情感控制在礼义的范围之内，在放任与控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情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释放。虽然《毛诗·大序》中亦提到诗歌的作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⑥但是“温柔敦厚”似乎更多地作为一种创作上的要求对后世文学起着影响。思想上如此，在艺术表现方面的要求也是如此。如果说“言不尽意”作为语言上天然的缺陷被人们利用推动意境的形成的话，那么“温柔敦厚”就是儒家的美学观念在艺术上明确的体现与要求。

三、情志之旨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对于作为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立言”的文学更是如此。“温柔敦厚”可以看作是对儒家诗学观点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同时，如上文所述，对于诗的创作目的，儒家在主张“诗言志”的同时也并不反对抒情。表面上来看，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可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来表达“温柔敦厚”的情感，那么，在实际创作中又是否真的如此呢？

早在战国时期，屈原即提出“发愤以抒情”，而至汉代，司马迁更是有“发愤著书”之论。这其中的“愤”不仅仅是指政治理想，更多的是一种被生活环境所迫的“不平之鸣”，是心灵遭受压抑而从心底发出的呐喊。“发愤著书”可以说是对“诗言志”的扩展和深入。这种感情是激烈的、汹涌的，就像大海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必然会形成壮观的海潮，“愤”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也不可能遮遮掩掩，似乎是违背了“温柔敦厚”之旨，由此就造成了后人对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看法。

刘安在《离骚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评论屈原则谓：“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也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更是在刘安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发挥：“《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更加突出了《离骚》的“怨”的特点，而且显然是持以赞成的态度。而作为汉代正统儒家学者的班固则对屈原作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刘安、司马迁与班固观点的不同实质上就是 “诗言志”与“温柔敦厚”之间存在的矛盾性的体现。《毛诗·大序》中一方面要求“情动于中”，一方面又要求“止乎礼义”，实际上是汉代儒家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汉代经学盛行，注重考据，难免失于拘束与板滞。汉儒把“温柔敦厚”局限在政治教化的范围内，对“中和”也更注重其不偏不倚之意。但是“中和”却不仅仅是不偏不倚，更强调的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一种心无杂质、堂堂正正的精神状态与风貌。儒家文学观的本质是追求真善美的文学观。而《离骚》虽然在情感上“盖自怨生”，主旨上却正是对“美政”的追求，这与“温柔敦厚”诗教的主旨是一致的。而无论“怨”、“愤”都是“情”的一种，也符合“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创作过程。因此，班固的观点显然失于偏颇，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后世儒家对于《离骚》基本是赞美的，就因为其宣扬“美政”的思想和不向恶势力低头并与之斗争的精神与儒家的思想是一致的。

至魏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在创作论上第一次抛开了“志”，将“情”单列。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时代动荡，人们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开始了人性的觉醒，儒家的影响力似乎有所减弱。因此“诗缘情而绮靡”就被后世学者视作冲破了礼义的束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陆机是从诗歌本身的文体特点来进行阐述的。而后世的人却似乎对“绮靡”有了误解，把它与“淫”等同了。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固然要求感情的中正平和，但仍是从抒情言志的起点出发的。“缘情”讲求的是情感上的真实，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是一致的。“绮靡”是指诗歌自身的特点，因其声律上的协调，字数的限制而显得精妙、华丽，并不是在思想上越过礼义的范围。而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对文字上过多的修饰不太赞成，但也并不是不要形式，而是赞成“文质彬彬”，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做法，实质上即是“中和”在艺术上的体现。形式与内容相互作用，取得统一。因此，“缘情而绮靡”与“温柔敦厚”是没有冲突的。我们可以说这是陆机对于诗歌文体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果说这是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观的突破就未免牵强了。

孔子关于诗歌功能的著名论述莫过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固然在当时只是针对《诗经》而言，但完全可以扩大至诗歌整体。“怨”是幽怨，牢骚。宋代朱熹在此注说：“怨而不怒。”是继承了汉儒的思想，对于情感的抒发作了限值，更侧重于“度”。朱熹的说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往往将“怨而不怒”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同，作为诗歌创作情感上的要求。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诗经》中也有很多情感表达比较激烈的诗篇，不只是“怨”而接近于“怒”，与朱熹的说法颇有矛盾。可见，“怨”更多是对诗歌思想的解读，只要出自本心——“思无邪”，那么尽管在情感上有所逾越，仍然是被赞美的。

至此，“言志”、“缘情”与“温柔敦厚”的矛盾才得以解决。诗歌的创作是缘情而起，其目的是抒发怀抱，吟咏性情。这种创作冲动应该源于最真实的情感，而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应该控制自己的情感，调整自己的情绪，达到人格上的完善，表现在作品中应该深沉而不激烈，明确而不直白。这样的作品能达到“尽善尽美”。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大过艺术形式的，如果没有表现“美政”，那么即使在艺术上臻于完善也会落于下风。而反之，即使在艺术表现上不够含蓄宛转，但是在思想上符合“仁义礼智信”的“温柔敦厚”之旨仍然值得推崇。岳飞之《满江红》情感一泻千里，不留余地，在艺术上完全不够“温柔敦厚”，但是其强烈的爱国思想与忠君精神与儒家的政治教化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故仍被后世所推崇。

“言志”、“缘情”与“温柔敦厚”是对立统一的，在儒家文艺思想之内，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温柔敦厚”既是思想上的要求，又是美学上的要求，“言志”与“缘情”作为诗歌的创作目的，应该尽力符合“温柔敦厚”之旨。而“思无邪”作为初始也是终极的要求将它们囊括，构成了儒家文学体系的主要框架。

注释：

①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79页.

②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

③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6页.

④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368页.

⑤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

⑥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6页.

［1］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8.03.

［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