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菁婧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在人才荟萃的元代早期剧坛上，马致远和白朴的创作别具一格，被后人并列为元剧“四大家”。他们的代表作《梧桐雨》和《汉宫秋》写的意境深远、词彩华美。朱权评白朴的词“如鹏搏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其评马致远则为：“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子福》而相颉颃；有震鬣长鸣、万里皆瘖之意，又若神风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 ”［1］

这两部作品都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帝妃之恋，他们都曾是花前月下、山盟海誓，但最后却落得曲终人散、孤苦伶仃。从题材上看，两部作品都取材与历史，讲述的都是帝王后妃的爱情故事，但都不是完全遵从与历史，而是有所发挥创作的。从结局上看，两部作品都是以妃子的香残玉陨为结局，但是又不完全相同。从悲剧构思上看，两部戏都以秋夜之梦为背景，抒写了梦被惊醒后的凄凉孤独，但其借景抒情的媒介却不一样。可以说在创作上，这两部作品可谓是“异曲同工，同中见异”。正如明代剧作家孟称舜评《梧桐雨》说的：“此剧与《孤雁汉宫秋》格调既同，词华亦足相敌。一悲而豪一悲而艳；一如秋空唳鹤，一如春月啼鹃。使读者一愤一痛，淫淫乎泪不知何从，故是填词家锯手也。”［2］下面我就从题材、情感表达和悲剧构思这三个方面来比较两剧的异同，并分析中国古代帝王和妃子的爱情悲剧及其根源。

一、取材于历史

《梧桐雨》和《汉宫秋》均取材于历史。在角色的安排上，两剧都是末本戏，全剧都是男主角一唱到底。两剧虽都写帝妃之恋，但他们所表现的人、事是不尽相同的。正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衬；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因此正如姜巽林所说的：“《梧桐雨》只为唐明皇而设，而唐明皇‘一人’又只为回忆长生殿密誓、怨恨雨打梧桐‘一事’而设。同样《汉宫秋》只为汉元帝‘一人’而设，而他又只为梦思昭君、恼憎雁扰神思‘一事’而设。 ”［3］

《汉宫秋》讲述的是王昭君和亲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中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竟宁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元帝纪》）“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二女……”（《汉书·匈奴传》）记载非常简略，只作一般陈述。但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则增加了昭君自动请行及原因：“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还有汉元帝的万般悔意：“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汉以后历代文人以昭君出塞为创作内容的作品不可胜记，例如，宋宫人郑惠真有诗：“宫人清夜按瑶琴，谁识明妃出塞心。”（《宋宫人诗词》）文天祥《指南后录·和中斋韵》亦有“俯头北去明妃泪”的诗句。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元帝和王昭君并无太多瓜葛，但《汉宫秋》却对历史做了很大的修改。历史上，汉元帝统治时期的汉王朝是一个国力强盛、雄视万邦的泱泱大国。元帝为笼络南匈奴单于，把宫女王昭君嫁给他。《汉宫秋》却将昭君和亲的历史背景全部颠倒，此剧以元帝和昭君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虚构了衰弱的汉王朝在强大的匈奴威迫之下，九五之尊的汉家天子在万般无奈下把自己的宠妃送给匈奴。本剧最后的结局也做了改动。历史上的王昭君不仅嫁入了匈奴，还生了一男二女，为汉匈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而剧中第三折却安排了王昭君投江自尽的结局，实现了“宁做南朝黄泉客，不做他邦掌印人”的志愿。这里的王昭君形象所代表的是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文中的元帝形象也不是我们从史料中了解到的那个处于富国民强时期的大汉天子，而是一个平庸、盲目自大的昏君。他出场即自吹自擂：“嗣传十叶继炎刘，独掌乾坤四百州。边塞久盟和汉策，从今高枕已无忧。”（楔子）所以才导致了后面悲惨的结局的发生。

《梧桐雨》讲述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这一历史题材历来为文人骚客所瞩目。其中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中最著名的诗篇。《梧桐雨》就是在其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剧中起初写唐明皇和杨贵妃朝歌燕舞、七夕盟誓，后来写到安禄山起兵渔阳，六军兵变，杨贵妃被赐死于马嵬的史实。第四折作者发挥想象，写了唐明皇梦见妃子在长生殿设宴，请他赴宴，梨园弟子正准备演出，却被窗外一阵梧桐夜雨惊醒的剧情。可以看出，这里作者也对历史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与想象。以此我们可以看出，两部作品都取自于历史，但都对历史做了一定的修改与虚构，是不完全符合历史史实的。

二、情感表达

王国维说：“明以后传奇，无非戏剧，而元剧有悲剧在其中。 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唔所谓先杀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 ”［4］《梧桐雨》和《汉宫秋》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但又不完全相同。《梧桐雨》前两折的情感是以“喜”为主的，七夕盟誓、欢歌艳舞，而从第三折马嵬缢妃开始由大喜转为大悲，到第四折秋雨惊帝梦中，悲凉气氛达到高潮。正所谓：“是兀那当时欢会载排下，今日凄凉厮凑着。”可以说《梧桐雨》写的是悲痛之情，侧重于对人本身欲望的反思。正是唐明皇当日的骄奢淫逸才导致了如今的生死离别。这种情感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白朴虽经历了金末的浩劫，但他的作品中却表现出了“千古神州，一旦陆沉，高岸深谷”的故国之思的主题。这种对现实不满的感情，促使他采取了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生活态度。而《汉宫秋》的感情是以悲愤为主的。初见昭君的惊喜和两厢情愿的欣喜都是短暂的，当匈奴索要昭君时，文武百官都无能为力，而让一个弱女子来承担所有的一切，悲愤之情可见言表。

如果说《梧桐雨》侧重的是对人本身欲望的反思，那么《汉宫秋》则侧重于对人生的思考。元帝身为九五至尊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眼看自己的妃子被别人抢去却又无能为力。从中作者表现出对人生情境的无可奈何和对人生美好东西失去的失落。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同样是与马致远的人生经历有关。马致远年轻是醉心于功名，曾经是“昔铁骑、经燕赵，往复奔腾稳似船”，也曾是“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尼楼”。但经历了“二十年漂泊生涯”后，便“村泉隐居”起来，过着“梨花树底三杯酒，杨柳阴中一片席”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也多以“神仙道化”为题材，采取逃避的人生态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剧虽然都是写古代帝王和妃子的爱情，但由于两位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不相同，因此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也是不一样的。

三、悲剧构思

“梦的确是中国文人的第二种生活，是他们代代相沿、持续不绝的幻想的锁链。他们往往在梦境中实现自己片刻，从而能够使现实中的屈服化为醒来后平静的期待。这份幻想满是他们继续存活下去的营养，是其苦闷生活的甜蜜补充”。［5］两部作品都以秋夜之梦为背景，抒写了梦被惊醒的凄凉孤独，但是他们在借景抒情时所写的意象却不相同，一个意象是秋夜梧桐雨，一个是秋夜雁哀鸣。

在我国古典诗词中，秋雨滴落梧桐本身就包含着凄清、伤悼、幽怨的意蕴，除了白居易那一句“秋雨梧桐叶落时”外，以梧桐夜雨表现离别愁苦者，还有温庭筠《更漏子》中的词句：“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受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的启发，《梧桐雨》把梧桐和李、杨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第四折中作者让唐明皇对着梧桐回忆：“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寻，又被它惊觉了。”梦醒后“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雨声紧一阵慢一阵，淅淅沥沥，“一点点滴人心碎”。正如徐金榜所说：“清冷昏暗，助狠添愁，再加上对往日柔情蜜意、歌舞繁华的回忆对比，把唐明皇的愁闷、痛苦、孤寂、凄凉、烦恼的心情写得深刻细腻，酣畅淋漓……”［6］在《汉宫秋》中“燕声”是一个重要的细节。例如在第二折中的“似箭穿着燕口，没个人感咳嗽”中的“燕口”比拟大臣们的哑口无言，不敢说一句话，以“投至两处凝眸，盼得一燕横秋”来想象昭君走后两地凝望的情景。第四折中，汉元帝初见昭君回来时，却又“燕叫长门三两声”惊醒好梦，愈成孤零，无限愁思。可见燕声贯穿于戏剧始终，对整个戏剧情感的表达和环境的渲染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国维认为：“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元杂剧以情统摄“事”和“景”，形成意境。以事为载体，就使原本不可捉摸的情感更为具体化，出虚入实。作家描绘情感主体的主观感受，将人情而非世事作为文学的主旨，以抒情的酣畅淋漓而非意象的含蓄蕴藉作为意境创作的核心。这两部戏都是重情而轻事为特点的，都是以悲剧意境取胜的。其梧桐和孤雁意象起了很大的作用。

翻开历史的书页我们不难发现，似乎所有的帝王和妃子的爱情都是以悲剧收场的，而后妃最后的命运又总是那么的多舛难测。这不禁令人深思。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及其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处于绝对至尊的地位，女子丧失了可以与其抗争的权利。在古代男子可以光明正大地娶妻纳妾，到青楼寻花问柳，女子只是男子用来取乐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平等的地位。男子所谓的“爱”女子就如同商贾爱财、农民爱地一样，都是以女子有价值为前提的。大部分的男子不外乎是想娶一位端庄娴淑的正房炫耀与人前，或是纳几房貌美如花的庶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礼教一直是渗入女性肉体和灵魂的毒液，桎梏着妇女的肉体，麻醉着妇女的灵魂，是压迫中国妇女的罪恶工具。古代所谓女子要讲“三从”“四德”，又云女子“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甚至把国破家亡的罪孽都归在女人的身上，说她们是“红颜祸水”、“女人祸国”。［7］这些封建思想都是在男权文化的环境下制造出来的，历代女子都被这些所谓的礼仪道德所束缚着，最终都卑躬于这男权统摄的封建社会之下，有些女子甚至变成了彼此残害和斗争的工具，这也是女子在这封建礼教统治下的最大悲剧。像《红楼梦》中凤姐对尤二姐，《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李瓶儿等妻妾，她们都以争宠夺幸为乐，心甘情愿地被当做泄欲的对象，甚至成为残害其他女性的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可以看出，这种古已有之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残害之深，这也是导致帝妃爱情悲剧最根本的原因。

帝妃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她们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除了社会制度的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后妃还必须成为王朝的更替和权力争夺的牺牲品。看看历代比较著名的妃子，像貂蝉、西施、王昭君和杨玉环等后妃，都无法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帝王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爱情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天下兴亡、国家安危的重大事情。所以他们在面对权利和爱情的选择时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江山社稷，而舍弃曾经的海誓山盟、天长地久。所以那种把唐明皇、杨贵妃和汉元帝、王昭君的爱情说成是真正的爱情的说法纯粹是牵强附会之说。唐明皇在梦中梦见的是杨贵妃“出浴时美好的样子”，想的是她姿态的分外娇媚。而在《汉宫秋》中，汉元帝只凭画来选妃子，只是由于毛延寿的作坏，元帝才没选上王昭君，直到他亲自看到昭君的美丽容貌，才立刻对昭君宠爱有加，这些都说明了他们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至少是不那么的纯粹。作者在［鸳鸯煞］中说：“我们多想在大臣面前推脱说个谎，又怕那伙编修官乱讲。”可见，汉元帝更看重的是他作为一个君主的荣誉和他苟延保存的帝位，而并非是他们那所谓坚贞如玉的爱情。王昭君和杨玉环只不过是他们为了维护政权、保护皇位的牺牲品，即使有众多的不舍，到最后也只不过是一颗棋子，至于那所谓真正的爱情却像那散落在空中的烟花一样消失殆尽。

［1］朱权.太和正音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孟称舜.酹江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姜巽林.《梧桐雨》与《汉宫秋》艺术手法之异同［J］.百家论坛，（55-56）.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梁归智，周月亮.大俗小雅［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96）.

［6］徐金榜.元杂剧概论［M］.齐鲁书社，1986.

［7］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