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 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社会进步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有其具体的内涵:只有社会进步的诸种成就最终落实到人自身的发展上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进步”。人的发展是现代性的价值指归,现代性本身构成了人的发展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然而,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人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却扭曲了人的发展进程。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二重性作用,一方面,资本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积极本质;另一方面,资本又具有扭曲人的发展、使人的发展片面化和残缺化的消极本质:“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1]406从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来看,正是资本逻辑导致了人的发展过程始终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悖论,这集中体现在资本逻辑与人的全面异化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关联,并由此产生出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对抗与分裂。

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的逻辑,而异化则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特质。那么,资本逻辑与异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资本与异化都遵循同一种颠倒的主体性逻辑,具有相同的历史起源和实体结构。与资本类似,异化的本质也在于主体性逻辑自身的分裂、对抗和倒置。异化是自为的“个人主体”沦为异己物质力量的“客体”(即工具、手段和附属物)的过程,而资本则恰恰构成了这种异己的物质力量,是将自身建构为自为存在之“主体”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权力。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存在总体表现为如下的事实和价值结构:异己的物质力量凌驾于人之上,渗透、支配和摧残人,压抑和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在事实层面上,人与异己物、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异化关系表现为主客体关系的颠倒,以及“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异己的物质力量以资本为根源,凝聚在资本的逻辑中,统治、支配和摧残着人类个体的生存过程,将其纳入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中,使之成为其中一个要素和环节,从而使人在活动、力量和过程等多个层面都隶属于物的统治,沦为物的奴隶和工具;人的物化同时也就是物的人格化过程,资本挪用、盗走了人的主体性力量,把自身建构为支配人的主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人与异己物、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异化关系恰恰表现为规范的“目的-手段”关系的颠倒,人的价值低于物的价值,为了某种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把“物”看得高于“人”,异己物的自我增殖变成了生产的目的,而人仅仅被当作没有“自我目的”却具有特殊“有用性”的物来加以使用和耗费:“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479

首先,从现代性的历史起源过程来看,资本与异化同根同源,资本的起源过程同时也是异化的起源过程。“异己物”的本质就在于其“异己性”,即与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相对抗的性质,而这种异己性的现实根源就在于现代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裂变:劳动条件对劳动活动、资本对活劳动的异己对抗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劳动活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前提(原料和生产工具等)、劳动与所有权是天然统一的;而在前资本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条件的变迁和原始积累过程的掠夺,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与所有权发生了分离。劳动的条件独立化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即资本,而资本人格化为资本家与工人及其活劳动相对抗,并控制了整个生产过程,将劳动能力、活劳动纳入这一过程成为其中的要素、手段和条件,使之完全从属于资本自我增殖的目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体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相反,劳动能力仅仅作为把这些条件当作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来增殖和保存的条件,而从生产过程中出来。”[1]454“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1]453。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物的异己性根源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异己性对抗关系,资本作为异己的物质力量和社会权力统治着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在内的人类整体的社会生活,使人的主体性存在仅仅沦为资本自我倍增过程的手段。

其次,从现代性的内部结构来看,资本逻辑恰恰构成了异化状况的基础:全面异化扎根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本身正是最强大的“异己力量”,异化的现实根基正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时明确指出,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简单规定中就内在包含着基本的异化性质:“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对立的两极的特点不同。”[1]223而这种基本的对抗关系在简单交换中就表现为: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劳动相对立,而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因而活劳动——工人的主体性存在、劳动能力本身——正是为资本所利用的工具和手段,正是能够作为“使用价值”、“有用的东西”来同资本本身相对立的。活劳动的这种“有用性”就表现在它能够使资本增大、使资本倍增、使资本作为资本保存下来。更进一步,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这种异己性的、对抗性的、工具性的物质联系,恰恰构成了资本家与工人(分别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关系以致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基础,从而也奠定了整个社会异化的现实根基。

由于异化根源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而异化的核心是人在资本支配的劳动活动中的“自我异化”。由于资本支配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并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自我增殖的目的,因而劳动活动本身表现为独立于劳动者的、与劳动者相分离的、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480资本的统治正是劳动活动中“自我异化”的根源。一方面,从资本和资本家来看,资本作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其无限制地自我增殖是最高目的,永不休止的生产流通是绝对法则,一切社会生活尤其是劳动过程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最高目的和绝对法则,因而资本便把这一目的强加于劳动过程使之沦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从活劳动和工人来看,资本自我增殖的目的恰恰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外在目的”,资本的逻辑恰恰表现为命运般的“外在必然性”,而似乎只有劳动能力本身的再生产(即获得活劳动的生活资料、满足工人的直接需要、获取物品的使用价值和有用性、“谋生”等)才表现为劳动的“目的本身”,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假象,工人和劳动的这种“谋生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在目的”、“自我目的”,而仍然是异己的目的,因为它实质上从属于资本强加于工人的“外在目的”:工人工资的获得恰恰是资本购买活劳动用于自身价值增殖的过程,而工人生活资料的获得、直接需要的满足恰恰又是资本在流通、消费领域中自我实现为货币的过程,换言之,资本把工人自身的直接需要的满足过程当作自我增殖的条件和手段来加以利用,因此,无论是资本的自我增殖还是工人自身直接需要的满足,对于工人及活劳动都表现为外在目的和异己的必然性。由此,资本统治下的劳动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自我异化”,必然表现为活动自身内在的二重性矛盾的分裂化和对抗化。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整个社会存在之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本身就包含着二重性的内涵,即物质生产劳动服从于人的直接需要和活劳动能力再生产的“有用性方面”,也服从于人本身的自由、发展和解放的“自我实现方面”;这二者在同一活动中对立统一,并以后者为活动本身的“内在目的”。而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这个统一体被资本的强制力量彻底打破,两个方面彼此分裂开来,依存性矛盾改变性质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在资本自我增殖的“外在目的”支配下的劳动的“有用性方面”表现为活动本身的目的和原则,转变为非人的“异己力量”;同时,“自我实现方面”受到压抑和遮蔽,而转变成为人的解放做准备的“解放潜能”,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异化劳动”的二重性本质①参见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中“目的-手段”关系的根本颠倒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274页),以及关于工业和自然科学的“非人化”和“解放人”的二重性质的论述(同书第306-307页)。。

异化状况以资本与劳动的异己关系为根源,以劳动活动中的“自我异化”为核心,进一步表现为总体性、结构性、系统性的“全面异化”。“异己物”在事实、价值和观念上都凌驾于“人”之上,渗透、支配和摧残着人的全部生活,压抑和阻碍着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异化的社会总体中,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生产关系以致全部社会物品、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力及整个社会制度都聚合为一种不受人控制、反倒统治人的“异己的物质力量”,表现出与人相敌对的性质。这种异己力量独立于人而从属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凝聚在“资本的逻辑”中,不但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异化、物化和抽象化,而且还渗透、宰割、摧残着每一个体的身体、感性、需要、意志和思维,从而形成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环环相扣、畅通无阻、全面彻底的总体性异化机制。

从当代“身体转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视野来看,马克思所剖析的焦点正是“社会身体”的异化。不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主要从精神层面理解异化问题,马克思异化批判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从个人的感性肉体生存(即“社会性的身体”)层面剖析了异化的深度,并从资本逻辑的角度揭示了异化的根源和机制,进而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理解个人及其身体的异化。异化的关键内涵在于:作为个人主体之基础的“身体”正是资本增殖的手段与工具,这一点构成了最为深刻的异化。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身体被纳入可变资本循环的过程之中,完全被工具化和手段化,沦为资本生产活动的附属物,进一步说,资本与身体还发生了更为深刻的互动,身体完全被资本的力量所穿透。资本按照增殖的需要型塑身体,而身体也将资本积累过程内在化:“资本不断地努力按照它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但是同时在其作用方式内使转变结果内在化,并且不断地展开劳动者的身体欲望、需要、需求和社会关系。”[3]这样,资本的积累与身体的积累这两个过程联体运转,身体本身就镶嵌在资本运动的轨迹中,沦为资本积累的策略,以此为基础构成了全面异化的基础层面。

劳动过程中的身体异化正是人的生存在其根基处的扭曲和分裂。海德格尔曾高度评价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的揭示:“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因此就有必要从存在历史上来思考这种天命。马克思在某种根本的而且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发当作人的异化来认识的东西,与其根源一起又复归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4]海德格尔用“无家可归”概念深刻揭示了现代人在其生存意义根基处的失落,并将其理解为存在意义之遮蔽的产物,理解为主体形而上学和技术座架的历史效果。与此相似,马克思的异化批判异曲同工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裂变和意义失落:被资本逻辑及现代性所遮蔽、摧残的,恰恰是人们的生命赖以生长、延续的人性源泉——自由的、创造性的社会生产与合理、透明的社会关系。但尤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视野中具体分析了异化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将异化的本质追溯到资本逻辑,从而达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哲学家无法达到的理论深度,为后世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独特视域。

更进一步地看,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现代性的全面异化,加剧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就必然表现为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发展这二者之间的脱节、对抗与分裂。由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社会发展的成就如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创造、科技的勃兴、文化的繁荣、剩余时间的增多,等等,都被资本逻辑所吸收,而成为了资本的成就,增强了资本的力量,变成了不受个人支配、反倒支配人的异己力量:“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大。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1]267因而,在社会整体不断发展的同时,个人的发展却发生了停滞、扭曲和片面化;社会发展的成果非但没有直接成为个人发展的条件,反倒成为个人发展的障碍。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与分裂:“因为社会的一般发展被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所利用,所以社会的一般发展就与劳动相对立而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挥作用,就表现为资本的发展。”[5]资本的发展与工人的不发展是同时并进的,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这种分离,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发展以牺牲个人发展为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6]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手段被资本转化为对工人进行支配和剥削的手段。由此,日益发展的资本生产过程把工人本身贬低为零件和工具,就连工人智力产物的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与工人本身相对抗,变成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社会的整体发展,以个人的畸形、残缺和片面化为最大代价,这构成了异化图景中最为悖谬的一个方面。

然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这种异化并不是绝对的阴暗面,而恰恰是个人发展的历史在特定阶段所必须采取的特殊方式。正是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这种分裂为更高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而构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在批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将个人的福利与全人类的发展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7]从当下视野来看,资本统治的现代性必然表现为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对立。然而,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牺牲个人而换来的社会的整体发展,恰恰为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历史条件;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这种分裂,恰恰为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历史性统一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需要通过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构成了通往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必经环节。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7.

[3]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

[4] 马丁·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00.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5.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3.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