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照军

(工程兵指挥学院，江苏徐州 221004)

吴起的战争观在先秦兵家中是最为系统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战争的起因、性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上。吴起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论述，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战争理论，并对研究当代战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战争的起因

战争观是军事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在吴起之前，孙子在这一问题上已有较为系统的理性认识，提出了“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但孙子对战争的起因和性质并未论及，这是一个较大的遗憾。而吴起则已经开始注意探讨战争的起因问题，并初步区分了不同战争的性质。

吴起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列国争雄兼并的条件下，战争乃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引发战争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子·图国》)“争名”，指各诸侯国争夺霸主之名，这是春秋时期许多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争利”，指争夺土地、人口等利益。吴起所参加的魏、秦两国争夺河西地区的一系列战争，大多属于“争利”之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对战争的掠夺性目的做了精辟的论述：“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掠夺性战争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传统，他们把侵略看做是一种自然法则。雅典人认为：“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完全适合于人们对神祗的信仰，也适合于指导人们自己行动的原则。我们对于神祗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1]“积恶”，指诸侯列国交恶成仇。如公元前685年，鲁国趁齐桓公即位不久，出兵伐齐，被齐国打败。齐桓公于次年攻打鲁国，被鲁军大败于长勺。长勺之战即是齐鲁两国“积恶”的结果。“内乱”，指列国内部势力争权夺利。如战国初年的晋阳之战，就是晋国内部几大势力集团的相互兼并、争权夺利的“内乱”之战。“因饥”，指由于饥荒导致民众起义或被敌国乘虚而入。如公元478年，越王勾践趁吴国大旱之机发动攻势，在笠泽之战中一举消灭了吴军主力。

可以说，吴起的五种战争起因，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古代战争的全貌，尽管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未能揭示战争爆发的阶级本质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吴起的战争起因论彻底冲破了‘天命观’的阴霾，提出了具备朴素唯物主义特征的观点，因而还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2]。

二、战争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把战争性质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种，而吴起根据战争的动因，将战争性质划分为五种，这就是“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吴子·图国》)，显然，在这五种战争中，只有“义兵”是正义战争，其他都是非正义战争。吴起还进一步对五种战争进行了解释，即“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同上)。所谓义兵，就是为名而战，禁暴除乱;所谓强兵，就是恃借兵强而征伐别国;所谓刚兵，就是因怒而兴师;所谓暴兵，就是因贪利而抛弃礼仪所发动的战争;所谓逆兵，就是不顾国内危机和人民疲惫，兴师动众而发动的战争。

吴起通过对战争性质的界定，从而得出了对待不同战争的办法，他说：“五者之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同上)他认为要制止义兵，就要通过说“礼”折服它。这里的“礼”是指周王室规定的处理诸侯国关系的法则或规定，论“礼”的过程，也是政治解决争端的过程;对待强兵，要用谦让使对方悦服。比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退避三舍”即是一种谦服的策略。通过退让，晋文公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所谓“军退臣犯，曲在彼矣”，又将楚军引至城濮预设的战场，赢得了军事上的先机，从而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谦让是一种政治谋略，是避免矛盾升级的有效办法。但是谦让不等于无原则地退让，否则这样去制止战争与战败就没有什么两样;对待刚兵，必须用言辞说服他。这里的刚兵，也就是孙子所讲的怒而兴师和愠而致战。通过言辞，击中要害，既能制止战争，也纠正了对方的错误，避免了因怒兴师而招致失败的厄运;对待暴兵必须用计谋制服它。因为暴兵想通过武力实现掠夺的目的，通过计谋，最易使对方的图谋落空，此外暴兵者最近功利，利益遮挡了他们的双眼，这就为计谋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待逆兵要用威力压服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威慑力量。因为逆兵多存侥幸心理，只有威慑才能使对方改变战略意图。以上五种战争的性质或不同战争类型，由于动因不同，具体的谋略运用也不同。吴起在阐述这些问题时，其落脚点是如何不战而胜或谋攻而胜，这也为我们研究当代战争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方法。其实，在战争实践中，战争的性质有时难以明确区分，制敌方法也难一概而论，无论用哪一种方法，都要以一定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否则不仅不能降服敌人，还会为敌人所制。

吴起明确认识到战争会消耗大量的财物，杀戮大量的民众，招致深重的灾难。因此，他极力反对扩大战争。他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同上)吴起明确指出了使用武力要注意把握“度”，靠多次发动战争取得胜利不是福，而是祸;不是利，而是弊。以此王天下者少，亡天下者多。这一观点，极大丰富了古代战争理论。

三、战争与政治

吴起总结和吸取了历史上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巩固和加强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就要使政治与军事相辅为用。他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吴起以历史上承桑氏国君，只有文德而废除武力，使国家灭亡;有扈氏国君，只恃众好勇而不修文德，使国家丧失的教训，告诫魏文侯要以史为鉴，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内修文德”就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教化万民，亲和万民，这样治国安民，才能使民众与当政者齐心协力，以此国可以治，民可以安，战可以胜，守可以固。吴起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亭。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战，则士以进死为荣，以退生为辱矣。”(同上)吴起认为，只有先教百姓，亲近万民，才能和服万民，用万民而造大事，以万民齐战，才能取胜。如果一个国家上下、军民出现了“四不和”，就不能兴兵作战。“和民”之要，在于“修文德”，即用道、义、礼、仁“四德”来教育、规范人民。修好“四德”，做到“四和”，就使军政、军民团结，军队内部团结，齐心协力，行动一致，英勇杀敌，无往不胜。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选贤才、重贤能。当魏武侯问吴起“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时，吴起的回答是：“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同上)就是说，要选拔重用那些有道德、有才能的贤人，使之担当军政要职，以利于治国安民、领兵打仗，对于那些无德、无才的不肖之人，不要提拔重用，这样军阵就巩固了。同时要安民田，亲官吏，使民有田宅，安居乐业，亲近统管他们的各级官吏，以利于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巩固国家。

“外治武备”就是要加强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吴起提出了一整套的建军治军思想，举凡教育训练、军纪军法、精兵建设、选帅任将等问题，均有深入的阐述：第一，加强战备。吴起认为，搞好战备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所谓“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戒”就是戒备、战备之意。为此，吴起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他认为，将士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多由于战术要领没有掌握，所谓“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第二，严明赏罚。吴起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将士，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有信”(同上)，如此，可以使“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吴子·应变》)。反之，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则“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治兵》)，即使有百万大军，也无益于胜利。第三，简募良材。吴起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应付突然不测事件，“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其思路是通过精心挑选，按照士卒的特长，组成不同的编队，所谓“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吴子·图国》)。第四，选帅任将。吴起对将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总的原则是要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所谓“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作为将帅还要做到“五慎”：“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吴子·论将》)“理”即治理，指统率三军如同治理卒伍，要做到井然有序;“备”即战备，指军队一旦出动，就要进入临战状态;“果”即果敢，指跟敌人作战时，要把生死置之度外;“戒”即警戒，指在战争胜利时，要如同战争开始那样，保持高度戒备;“约”即简要，指给军队下达命令，应该简明而不繁琐。总之，为将者的胆识、才干，要足以统率部队，战胜攻取。

吴起的战争观深刻反映了战国时期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适应了新兴势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从事兼并战争的需要，具有显著的进步色彩和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虽然他未能真正揭示出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性质，但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却是超越前人的，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417.

[2]薛国安，杨斐.吴子新说[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