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超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别集”是专收某位作家作品的图书类别，南朝阮孝绪《七录》最先使用这一概念，但其出现应当早于此，大体形成于汉魏时期。《隋书·经籍志》分集部为楚辞、总集、别集三个子目，并认为“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1](1081)明朝“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2]册1276(308)传世明人别集未有确数，《明别集版本志》称该书收录大陆八百多个藏书单位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所藏明人别集达3600多种。[3](1)黄仁生先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又收有国内未见明人别集280多种。[4]此外，其他地区也应当藏有一些稀见明人别集。这些别集所收明人词作，仍难以确考。从传播的角度说，别集为明词提供了最大的受容空间。至于受众是否阅读，则涉及阅读心理、阅读选择、阅读环境等问题，这是文学传播必须关注的另一方面。本文主要讨论传播者与别集文本形成之间的过程，及该过程在传播明词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其一，明词在不同别集编纂形式中的地位；其二，明词在别集“副文本”中的传播；其三，别集传播的马太效应。

一 、明词在不同别集编纂形式中的地位

别集体例并非单一，“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