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勇

(1.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广西桂林 541006;2.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文化在旅游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这是当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趋向。有的学者将文化和旅游的关系表述为:“旅游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活动,是现代文明人所拥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文化是旅游的目的和结果;同时,没有旅游就没有旅游文化,旅游是旅游文化的工具和手段,是旅游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前提。”[1]旅游中的文化问题倍受重视和关注,出现了以文化为主要对象的文化旅游形式。

目前在国内外,与戏剧相关的文化已成为旅游业中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英国、美国、法国、韩国、日本、印尼等国家的戏剧演出,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剧院演出的话剧、京剧、沪剧、昆剧等,还有全国各地的传统戏曲在旅游业中的开发利用,都与戏剧文化密切相关[2]。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又包罗万象的、浸透到人们生活每一个角落的戏曲文化。戏曲文化涉及面过于宽泛,人们很难为之下一个公认的、最具有概括性的定义。但在我们生活中,戏曲文化可以处处看得见、摸得着,它与我们的语言、习俗、生产、生活、行为方式乃至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等密不可分。就物质层面而言,我国的宫殿、苑囿、园林、亭台、楼阁、庙宇、坊阙、陵墓、桥梁、民居等,都多有与戏曲相关的绘画、雕塑等,甚至今天在旅游市场上出售的木偶、皮影、脸谱、面具、戏服、戏曲光碟等旅游纪念品,都有戏曲文化包含其中。因而,戏曲文化不仅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层面,也已嵌入中国社会环境的建构和物质产品的制作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地旅游开发与戏曲文化的结合,如振兴地方戏曲演出、建立戏曲主题公园和戏曲博物馆、开发戏曲文化旅游线路和戏曲文化旅游纪念品等几个方面,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戏曲文化旅游”现象。

一、戏曲文化旅游

(一)戏曲文化旅游概念的提出

2007年,有人首次提出戏曲文化旅游概念:“戏曲旅游是戏曲文化旅游的简称,是以戏曲艺术、戏曲文化为旅游凭借物,通过营造戏曲氛围和创建戏曲人文景观来吸引旅游者的一种文化旅游活动。”[3]尽管这个概念还值得商榷,但它概括了我国戏曲文化旅游的现象和基本特征,对进一步探讨这种新旅游形式有积极的意义。

(二)戏曲文化旅游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戏曲文化旅游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笔者认为必须从表层和深层两个方面来分析。表层的原因,正如很多人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它是在文化旅游背景下,旅游寻求文化品位而与作为民族文化的戏曲相碰撞的结果,也是戏曲作为民族文化在旅游业“场域”中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笔者在这里重点谈谈深层原因,这就要触及戏曲文化的内涵以及它对中国人心理深层次的影响。中国戏曲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经过长期历史沉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概念,意指在一个部落、民族、集团、社会的不同成员中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可察的和不可察的,是一种常见的、惯习的实体行动,一种认识的、情感的无形定向。文化模式有群体性、规则性、稳定性和可变性的特征。戏曲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模式,从孕育到产生、发展、流传至今,几乎经历了和中华文明同步的历史。戏曲文化同中华文化一样,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包含了人们的审美趣味、思维习惯、伦理观念、历史观念等方面。反过来,由于戏曲的传播特点和它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的作用,戏曲文化作为包含了人们的普遍思想意识的中华文化载体之一,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认识、审美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这些原因,戏曲在中国成为特定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符号,人们很多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心灵情结,凝结成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而反映在中国戏曲中。

文化是先人留下来的遗产,人们在继承遗产时也不断地创造自己的文化,现代社会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制造着文化。因而,庇特逊认为,“文化是被制造的”[4]。戏曲与旅游结合而形成的戏曲文化旅游现象,本质上是在文化旅游背景下被制造的一种文化形式。笔者认为,戏曲文化旅游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带有很强的心理学倾向。对文化的心理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极:一极是把文化归纳为个人心理,把“个人”看做是决定文化结构的基本单位,从个人的“本能”和其他心理结构上解释文化现象,像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角度解释图腾、宗教之类的文化现象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另一极则强调文化心理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性质,这种集体心理是先于个人并对个人有强制的“集体表象”(涂尔干、列维—布留尔等),“集体无意识”(荣格等)之类。在考察戏曲文化旅游现象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时,笔者倾向于认为,戏曲文化旅游在我国目前是兴旺的,将来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喷发。因此,在考察目前戏曲文化旅游这一“社会事实”[5]时,除了分析表层的一些原因之外,还要从戏曲的历史、审美、文化等方面出发,甚至要从戏曲文化反映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角度入手,才能对它做出深入的解释。

二、戏曲文化旅游的特点

我国戏曲文化旅游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地域性强,风格迥异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戏曲由孕育到产生、发展直至今天,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国戏曲就有地域性强、种类繁多的特点。由相关专家1984年的调查结果得知,全国剧种共有360个,80%左右都属于地域性强的民间小戏。按照地域分布的广度,大致可将它们分为 5个层次:①具有全国影响的剧种 1个(京剧)。②跨省影响的8个,有评剧、二人转、豫剧、晋剧、秦腔、越剧、粤剧、川剧等,加上京剧可称 9大剧种。③省级影响的 9个,有山西蒲剧、河北梆子、山东吕剧、河南曲剧、黄梅戏、锡剧、闽剧等。④有少数专业剧团维持的地方剧种 174个。⑤没有专业剧团的剧种168个,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少数民族剧种 17个,分别是云南的傣剧、白剧、彝剧,贵州的侗戏、布依戏、苗戏和彝傩,湖南的湘西苗剧和新晃侗族傩戏,广西的壮剧、苗戏、侗戏和毛傩戏,西藏、青海、甘南的藏剧,蒙古族地区的辽宁蒙古剧[6]。中国戏曲剧种繁多、地域性强,为当前发展民俗风情旅游提供了良好的人文旅游资源。在国际旅游趋向于文化旅游的形势下,以弘扬和展示民族民间文化、地域文化为特色的民俗旅游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戏曲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民族特点、方言分歧、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风格上,有东南沿海梨园戏的古朴清雅、委婉缠绵、如泣如诉,燕赵大地河北梆子的苍劲悲凉、直抒胸意、慷慨激越,东北二人转的高亢火爆、土香土色、幽默可笑;表演方式上,有秦腔的“吐火”、川剧的“变脸”、晋剧的“帽翅功”和“翎子功”、蒲剧的“扇子功”和“手帕功”、婺剧的一身扮两人等绝技。可以说,每个剧种可以代表一个地方的特色,无论是宣传地方文化还是让游客了解目的地文化,戏曲都是一种直观、生动、易于接受的介体。

(二)广泛的渗透性

中国戏曲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单把它列为文化艺术,不能体现出戏曲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的独特性。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戏曲还渗透到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城乡风貌、现代设施、宗教文化、饮食购物等各个方面。首先,中国戏曲300多个剧种分布在全国各地,每个剧种反映当地的文化特色,成为开展民俗风情旅游的文化资源。其次,像戏台、砖雕、石刻、壁画、碑刻,古墓中出土的戏画像砖、画像石、戏佣等属于文物古迹类;就古戏台而言,山西至今保存完好的临汾魏村三王庙戏台(1283年)、芮城永乐宫龙虎殿戏台(1294年)、临汾王曲村东岳庙元初戏台、永济董村二郎庙戏台(1322)等,都是古建筑的代表,还有很多戏台保存于我国各地的城市、乡镇、村落中,构成城乡风貌景观。再次,像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国家大剧院、露天剧场、北京戏曲博物馆等,上海的上海大剧院、中国大戏院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戏曲主题公园等,都属于现代设施,成为都市文化旅游的景观。另外,戏曲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和宗教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至今日,像目连戏演出、酬神赛社演戏、傩戏演出等,依然和宗教祭祀、宗教活动保持着扭结不解的联系。最后,戏曲文化旅游纪念品也与购物联系在一起,因而,戏曲文化旅游具有广泛的渗透性。

(三)娱乐性

戏曲和旅游本质上都有娱乐性的一面,前者的娱乐性是戏曲在古代中国土壤中产生和发展的,后者的娱乐性是现代人精神上的追求。两种娱乐性的结合,使双方都更好地发挥了各自的功效。游客外出旅游时,丰富多彩的戏曲演出冲淡了他们体力上的劳累。到北京的旅游者在“登长城、吃烤鸭、逛故宫”之后,把“听京戏”作为一大乐事。游览于北京的老舍茶馆、湖广会馆、东苑戏楼、瑞府戏院等场所,成了在京期间的一大赏心乐事[7]。另外,戏曲的娱乐性传统和旅游者的心理需求也是契合的。游客外出都怀有对吉祥如意的心理期待,而我国戏曲中的很多剧目都可以满足这种需求。例如,到浙江金华的游客大多知道,婺剧《文武八仙》中的“三跳”即“跳魁星”、“跳加官”、“跳财神”,就显示了吉祥如意的场面,这就符合中国人追求长寿、希望升官发财的心理。这样的戏曲种类便是游客所喜闻乐见的。

(四)大众性

中国戏曲本质上是一种大众性的艺术,它的产生、发展,它的表现内容和语言形式以及它的接受对象、传播方式,都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潘光旦教授在《中国伶人血缘关系之研究》中,曾引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话描述中国戏曲的大众性:“戏剧可以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戏剧之于中国人,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8]这的确是在仔细观察之后所作出的精辟论断。从古代酬神禳鬼的傩舞、傩戏的演出,宋元明清杂剧、南戏、传奇的演出,到近代城市人争看梅、程、荀、尚四大名旦,一直到农村观戏时万人攒动的人潮,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戏曲的大众性特点。以至于我国一些长期受戏曲浸染的文盲或半文盲,也往往能滔滔不绝地大讲历史、评说古今,甚至能语惊四座,令饱学儒士慨叹不已。就连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被吴妈称为“天下第一蠢蛋”的阿Q,也能唱“手持钢鞭将你打”。戏曲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之大,由此可想而知,戏曲在中国的传播深远而广泛,戏曲观念深入人心。尽管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受其他娱乐方式的冲击,我国出现了以观众缺乏、创作失衡、市场狭小为特征的“戏曲危机”,但是,诸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河南电视台“梨园春”等电视媒介与戏曲的结合,依然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了戏曲观众,也为戏曲文化的再度繁荣提供了可能。此外,遍布全国各地的与旅游结合的戏曲主题公园、戏曲博物馆、戏曲旅游线路等,也说明了戏曲文化在中国人的心中依然是不可抗拒的,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例如:已开放的河北武安朝阳沟风景区,是著名现代戏曲作家杨兰春的出生地,也是他在1958创作的豫剧《朝阳沟》以及剧中主要人物银环、栓保的原型地。名扬大江南北的现代戏曲《朝阳沟》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剧情曾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在华北、中原一带,影响更是广泛,因而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江苏常熟的沙家浜芦荡风景区,借助于我国家喻户晓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现已打造成为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影视拍摄基地、红色旅游经典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景区,也是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中老年人开展“怀旧”旅游时所喜欢的目的地。

三、戏曲文化旅游研究现状

目前,尽管很多关于旅游文化、地方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会涉及到戏曲文化,但是,人们往往仅把它当做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地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详尽的描述。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注意到有专门研究戏曲文化与旅游的著作出现,这方面的研究体现在数量不多的单篇论文中。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还非常单薄,总体上缺乏系统与深度。目前,有关戏曲文化与旅游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戏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占了目前戏曲文化与旅游研究的大部分,大都提出从戏曲文化的特点出发,以戏曲表演、建立戏曲艺术博物馆、开发戏曲文化旅游纪念品、戏曲文物等方式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开发和利用戏曲文化作为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有贺辉扬《闽东南戏曲艺术旅游资源评价及其利用》(《福建地理》1997年第2期),唐晓云、田穗文、吴忠军《桂林地方曲艺、戏剧旅游资源的开发思考》(《桂林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刘宏日、张跃西、张建敏《婺剧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 4期),王娟、黄成林《安庆黄梅戏文化艺术旅游策划》(《黄梅戏艺术》2004年第 4期),田定湘《傩戏及其旅游开发初探》(《艺术教育》2005年第 3期),刘宏日《浅议地方戏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 4期),廖义军《试析郴州地方戏曲旅游资源开发》(《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9期),陈素娥《论张家界阳戏的挖掘及现代发展》(《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朱岚涛、陈小燕《河南戏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 3期),郭桄《谈晋南戏曲文化旅游的分区》(《太原大学学报》2007年第 1期),毕剑《戏曲旅游的开发研究》(赣南师范学院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钟俊昆《从戏曲旅游看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利用——以赣南客家采茶戏为例》(《生态经济》,2008年第 2期)以及陈炜、张正欢、赵巧艳《民族地区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桂林彩调为例》(《桂林师专学报》,2008年第 3期)等。其中毕剑的硕士论文《戏曲旅游的开发研究》是目前我国比较系统的研究戏曲与旅游的论文,文章在掌握我国戏曲旅游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从戏曲旅游的概念、戏曲审美与旅游审美入手,提出了戏曲旅游的五大特点和五大功能,并探讨了戏曲旅游的现状和戏曲旅游对戏曲及旅游业的正负面影响,进而分析了戏曲旅游开发的可行性、开发模式、产品体系及其开发实践中的若干其他问题。作者首次提出了“戏曲旅游”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值得商榷,但是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文章观点新颖,操作性强,揭示了目前我国戏曲文化旅游的现状,将对未来我国发展戏曲旅游有积极意义。该文重在对戏曲旅游的开发进行研究,而对戏曲旅游兴起的原因没有做深入分析,也没有通过旅游业的平台探讨戏曲所处状态问题。而郭桄《谈晋南戏曲文化旅游的分区》一文根据对闻名全国的戏曲大省山西的戏曲文物遗址的研究和考察,将晋南戏曲文化旅游分为四大著名景区:洪洞县广胜寺元代杂剧壁画景区;临汾市古神庙戏台景区;侯马市金代墓砖雕戏佣和忤逆坟景区;永济县普救寺景区。在这里,作者将作为文化资源的山西戏曲文物与旅游开发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二)对戏曲文化旅游这一现象进行评论或漫谈

罗松《黄龙洞里的“缘文化”——记黄龙越剧团》(《中国戏剧》1998年第12期),《巴蜀神韵动京城——新都芙蓉花川剧团赴京演出侧记》(《四川戏剧》2001年第 1期),天马《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戏剧与旅游的结合》(《戏文》2002年第3期),冯新生《京剧旅游凸显特色文化》(《人民日报》2005年 1月 13日),郑祖平、周俊《开一条戏曲文化旅游线如何》(《戏文》2005年第3期),刘勤《漫谈二人转与旅游》(《剧作家》2005年第4期),小楼《戏曲与旅游的联姻——浙江昆剧团与周庄举行旅游演出签约仪式》(《戏文》2007年第 1期),王陈《西施故里“戏迷擂台”呈异彩》(《文化交流》2007年第4期)、《好一个秀美的沙家浜》(《新天地》2007年第 5期),朱江勇、梁姣、韦凡荣《论旅游景区几种戏剧表演空间范式》(《旅游论坛》2008年第 2期),朱江勇《从傩戏的表演空间范围看其文化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 3期)等。这些文章,严格地讲不是研究性的文章,但是扩大了戏曲文化旅游的影响,其中有些文章也提出了很好的看法,给戏曲文化旅游研究以启发。比如《开一条戏曲文化旅游线如何》一文提倡戏曲与旅游的互动,就是在作为旅游过程的一部分的戏曲表演中,请游客客串角色,让游客既当观众又当演员,还设想在旅游线路举行戏曲擂台赛、评选出擂台主等。这些见解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三)其他领域所涉及的关于戏曲文化与旅游的研究

这类研究大多很零散,但是也很有见地。比如,关于中国戏曲故事与旅游名胜景点的结合,俞民博士认为,有《西厢记》与山西永济普救寺,三国戏与吴、蜀三国故事景点,《梁祝》与江浙地区梁祝文化景点,《苏三起解》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等景点,《白蛇传》与浙江杭州断桥、江苏镇江金山寺,《柳毅传书》与湖南洞庭湖南岸柳毅井,《杨家将》与穆桂英点将台等景点,《桃花扇》与南京秦淮河李香君故里,《天仙配》与安徽安庆董永故里等[9]。此外,还有目前已经开放的豫剧《朝阳沟》与河北朝阳沟景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与江苏常熟沙家浜芦荡风景区等。这些戏曲名著中的故事发生地为已经开放或有可能开放的景点作了无形的宣传,成为当地旅游的文化品牌,有的甚至成为不同地方争夺的焦点。在旅游文学研究中,有的学者把一些戏曲文本篇章纳入视野内,乔正康的《中国旅游文学》[10]便把戏曲文本收入其中,如关汉卿的《单刀会》第四折,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汤显祖的《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以及周信芳的《追韩信》等作品就是如此。

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总体上看,显得单一、缺乏系统性,从1997年贺辉扬的论文《闽东南戏曲艺术旅游资源评价及其利用》开始,迄今为止,十多年时间里,专门对戏曲文化与旅游研究的文章不足20篇。这说明,当前关于戏曲文化与旅游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有的这些屈指可数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大张旗鼓的戏曲文化旅游活动来说,显得有些不协调、不对称。

四、结语

戏曲文化旅游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旅游现象。笔者认为,它的产生不仅有文化与旅游契合的表层原因,还有戏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因素。中国戏曲文化旅游地域性强、风格迥异、广泛的渗透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的特点,都有利于旅游业的开发和利用。像目前已有的戏曲文物博物馆旅游,戏曲文学名著与旅游结合(《西厢记》与普救寺、地方戏《白蛇传》与金山寺、断桥等),周庄、北京、杭州等地旅游中的昆曲、京剧、越剧表演,沙家浜红色旅游中的“文革”记忆(革命样板京剧《沙家浜》),朝阳沟风景区的“大跃进”记忆(豫剧《朝阳沟》),新兴监狱旅游中的“苏三监狱”(地方戏《玉堂春》)等,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例子。近年来,中国地方戏曲在“非遗热”背景下倍受关注,2006与2008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共计518项)和第二批(共计51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戏剧分别占 92项和46项,这些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戏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旅游业对戏曲文化开发和利用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比如进一步开拓地方戏曲旅游表演市场,进一步发展地方戏曲与民俗旅游,重视戏曲与老年人旅游市场的结合,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相互促进的结合等等。

目前,我国戏曲文化旅游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没有形成对这一现象研究的系统学术跟进,尤其对我国戏曲文化旅游中不尊重艺术规律(如随意窜改音乐体制、服饰、舞蹈进行所谓大胆的创新)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及其应对措施等问题认识不足。对此,希冀广大同仁予以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1] 阳国亮,黄伟林.多维视角中的旅游文化与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1.

[2] 朱江勇,梁姣,韦凡荣.论旅游景区几种戏剧表演空间范式 [J].旅游论坛,2008,(2):299.

[3] 毕剑.戏曲文化旅游的开发研究[D].赣州:赣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7:1.

[4] 理查德· A·庇特逊.文化社会学:文化复兴概念 [A].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54.

[5] 郭齐勇.文化学概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50-51.

[6] 胡兆量.中国戏曲地理分布[J].经济地理,2001,(1):84.

[7] 刘宏日.浅议地方戏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J].江西社会科学,2006,(4):178.

[8] 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关系之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1991:13.

[9] 俞民.历史名胜与中国古代文学[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111-112.

[10] 乔正康.中国旅游文学 [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