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山,贾玉云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之余,旅游被人们视为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寻求异样体验的重要选择,旅游活动也因此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和关注。然而,对于旅游起源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仍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不但有助于完善和发展旅游史和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更有助于人们对旅游活动形成科学的认知,进而提高旅游体验活动的水平和质量。

一、旅游起源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旅游起源问题的研究,概括起来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人类行迹开始”说。王淑良先生认为,人类行迹的开始就是中国旅游史的开端。古猿走出森林,为生存所作的行路,是旅游的发端[1]2。

“迁徙”说。邵骥顺等先生认为,原始社会先民们为了谋取生活资料,或因其他原因所作的迁徙旅行,是最原始的旅行[2]2。

“原始探险”说。章必功先生认为,原始探险由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的少数人承担,从某地区出发又回到原来出发点。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完整长途旅行,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兼有旅游性质的旅行活动[3]。

“贸易商旅”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旅行主要起源于贸易交往,旅行最初实际上远不是消遣和度假活动,而是为产品交换正常运行所必需的经济活动[4]。

“消遣观光度假”说。李天元先生从近代旅游形式、内容和规模分析入手,指出到 19世纪初期旅行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始具有了今天意义上旅游的特点,即因消遣目的而外出观光或度假者在人数规模上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商务旅行[5]。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说。申葆嘉先生在分析旅游起源的社会经济基础后提出一种比较新颖的看法,这就是“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6]。

“古代休闲行为和审美意识”说。谢彦君先生认为,“探讨旅游的起源,不可能不了解人类的休闲行为,不能不探讨审美意识的起源”[7]73。

二、研究现状存在的差异分析

人类旅游活动的起源是旅游史的基本问题,学者们关于旅游起源问题研究的成果可谓丰富多彩、见仁见智,似乎都有一定的立论基础并能自圆其说,但细细品之,很多观点和见解立足尚浅,仍需进一步的斟酌。而学者们之所以对旅游起源持不同的观点,主要源于以下 3个方面的差异。

(一)时间认识的差异

从旅游起源的时间认识上来看,学术界目前主要持3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旅游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相始终”[8],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旅游始于史前传说时期。“人猿相揖别”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也是人类行迹的开始,可作为中国旅游史的开端[1]9。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人类旅游活动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当时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和商品经济的产物[9]。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早期,商业的发展促使商人到处奔走,开创了旅行之先河,旅行活动开始萌芽了[10]。大多数学者认同人类旅行活动产生于原始社会或原始社会末期及奴隶社会,原始社会末期兴起的探险之风掀开中国旅游史的序幕。

第三种观点认为旅游萌芽于古代的享乐性旅行,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这一观点强调古代所谓的旅游活动仅仅是少数人的个别现象,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19世纪初期,旅行逐渐具有了旅游的特点,直到 40年代,旅游才从游乐旅行转化过来,这个转化过程可能长达几个世纪。

原始人类行迹的开始是因自然因素或特定人为因素迫于生计而前往异地的一种被动行为,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不具有时间上的暂时性和精神上的愉悦性,因而,笔者不认为史前时期就出现了旅游,只能说出现了造成客观效果的旅游的源头,当时绝没有旅游的动机和目的,所以不可以作为人类旅游活动的开端。而第三种观点将旅游看做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只注意了大众旅游而忽略了早期个别的少数人的旅游行为,这似乎不仅仅从表面上看待旅游,同时也存在一个认识的方法论问题。这样的观点无疑意味着,在探讨旅游发生的根源方面,已经不需要将前现代社会的漫长历史纳入比较的框架了。

(二)概念理解的差异

从目前旅游起源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的学者把最初的迁徙看做是旅游的开端,如“人类行迹开始”说、“迁徙”说等;也有学者认为旅行是早期的旅游活动,如“原始探险”说等。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典型的人口流动现象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3种:迁徙、旅行和旅游。他们分别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并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发生。

迁徙是个人出自生活或生存的目的而移居异地的经历,是最古老的人口流动现象,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初期。它的最大特点是离开定居地,但并不计划再回来。所以处于迁徙过程中的人,不是旅游者[7]48。

旅行是个人出自迁徙以外的任何目的前往异地并在该地做短暂停留所度过的经历。早在人类培养出审美意识之前,人们就可能经常发生旅行活动。所以尽管旅行与旅游在外部特征上完全一致,都具有异地性和暂时性,但在出行目的这一核心点上却是不同的,旅行的重点在“行”字,人们是要通过“行”来进行政治、宗教、学术、商务等活动,游览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旅游的重点则是在“游”字,游览就是它的最终目的。当然,旅行和旅游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要“游”,就得“行”,不经过一定的“行”是无法达到游览的目的的[11]。

因此,所有的旅游都要经过旅行过程,但不是所有的旅行都是旅游,不能将旅游宽泛地定义为人的“位移”,否则,人的大多数异于游乐的有目的性活动都变成了旅游,应将旅游动机和词源发生学综合起来考察,而不能仅从客观效果上把旅游活动扩大化。

(三)研究角度的差异

学者们对旅游起源的研究主要从以下 2种角度:

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旅游起源的问题。尽管旅游活动萌芽于早期的人类社会,古代社会存在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旅游是近代以来的社会现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申葆嘉先生认为,即使人类早期存在旅游,也只是古代的少数特权阶层追求游乐玩赏的活动,如声势浩大的帝王巡游,官员们任官途中的游观山水,因此,它也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仍旧是一种追求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同时指出,旅游的性质取决于它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广泛作用,不取决于少数人的游乐活动,少数人的活动仅仅是个别现象,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旅游只有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中才能产生。换言之,在托马斯·库克之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旅游。

另一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旅游的起源问题。通过对古代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认为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进步而发展。因此,人类的旅游活动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发达到发达,由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谢彦君先生从旅游的内涵入手,运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旅游的起源,认为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由自由时间所带来的休闲行为和审美意识的萌芽、发展,这些为旅游这种活动提供了时间条件和旅游意识,进而人类的旅游活动才得以萌芽、产生。

三、旅游起源研究的基础

学者们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起源进行了研究,然而除了方法和角度的问题之外,笔者认为研究旅游的起源有 2个问题需要重点考虑,一是旅游的概念,另一是旅游的目的。

(一)对旅游概念的研究

科学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旅游的概念是分析和探讨旅游起源问题的第一和最根本的前提和基础。学者们关于旅游起源的观点和见解所以不同,主要原因就是在对旅游概念内涵的理解上出现了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旅游”一词在南朝梁沈约《悲哉行》“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的诗句中首次出现后,多次在唐宋明清诗词中再现,直到如今。而此前的“旅”与“游”虽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出现很早且使用频率较高,但大多是分开使用的,其含义也大不相同。“旅”的本义为师旅,唐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说“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可见,古代的“旅”是有目的的功利行为,强调旅行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特征。而“游”的本意是指熟悉水性的人在水中的自由活动,强调顺应自然、适意而行,具有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特征。虽然“旅”和“游”组成一词,但二者的地位是不同的,“旅游”的重心实际上是在“游”,而不在“旅”。“旅”不过是手段,而“游”才是旅游者最终追求的目标。这种顺应自然、适宜而行的“游”,带给旅游者的最终的感觉和体验是一种内心的愉悦和精神的欢畅,当然还有生理方面的放松与缓解。并且这种“游”首先是一些人的个体行为,当形成一定规模之后,方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正是从这个角度,有学者认为,“旅游是个人以前往异地寻求愉悦为主要目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经历”[7]。因此,旅游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它是旅游者以获得生理和心理快感为目的的愉悦与嬉戏过程,而其所具有的休闲、消费、社会属性及暂时性和异地性特征均是其愉悦内核的外在显现。任何被称为“旅游”的现象都不能离开“愉悦”这一内核而存在,只有那些暂时的、异地的愉悦行为才可以被称为旅游(谢彦君),这是我们探讨旅游起源问题必须首先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上述对旅游概念内涵的探讨,既有助于人们科学准确地理解旅游的本质与内涵,也有助于将“旅游”与“旅行”、“迁徙”等概念加以区分,并将非“旅游”行为从泛化的“旅游”概念中剔除,正本清源,还“旅游”的本来面目,这是探讨旅游起源问题的关键之所在。由此看来,关于旅游起源的所谓“人类行迹开始”说、“迁徙”说、“贸易商旅”说、“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说等,都违背“旅游”的原本的含义,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混淆现象。

(二)对旅游目的的研究

深入分析和探讨旅游的目的也是研究旅游起源问题必须关注和解决的前提条件之一。旅游的目的涉及到旅游者的旅游需要和旅游动机问题,对此学者们的观点和见解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旅游需要方面的放松、刺激、关系、自尊与发展、自我实现等;旅游动机方面的身体健康、文化、交际、地位与声望等,不一而足,恕不赘言。应当说上述有关旅游需要和动机的论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是其中的许多需要和动机乃是旅游发展到近代和现代以后才出现的,而不是古代旅游刚刚产生时就已经具备的。要分析和探讨旅游的起源问题必须重点考察旅游产生和萌芽时期的需求和动机。

人类自诞生以来,要生存就要生产,而要保证生产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就需要暂时离开生产活动,通过片刻的间歇与休闲求得缓解和放松,以恢复体力,同时也会自然而然地体验到一种内心的欢畅与愉悦,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休闲行为。因此,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伴随着休闲娱乐活动。休闲具有解脱性、自由性、趣味性、建设性等特点,带给人们的是一种轻松、愉快、思考、友谊、快乐和幸福,可以满足个人生理及心理的需求,促进身体及心理的健康,是人们摆脱工作的疲乏与压力,补偿工作疏离、重获生活自由、追求更有意义的体验,尽情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等以达到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上述休闲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旅游的目的,毕竟,“旅游从本质上与休闲没有任何区别,旅游是那些发生在异地的休闲。”[12]在旅游者追求身心乃至精神愉悦的旅游目的的制约之下,旅游就表现为一种个人的行为,并且是在个人的意愿、志趣支配下受个人支付能力及其他能力的影响而发生的行为。“这种目的性行为,是旅游主体在寻求愉悦的意识的支配下与客体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并借助某种审美或自娱的渠道表现出来”(谢彦君),这是我们探讨旅游起源问题必须和重点考虑的问题。因此,上述有关旅游起源的“原始探险”、“祭祀”说、“消遣观光度假”说,从旅游目的的角度来探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还没有抓住最初的和最一般意义上的“旅游形式”。

四、旅游起源研究之我见

通过以上 2个方面的论证分析,笔者认为,旅游起源于休闲,而休闲起源于生产活动的暂时性间歇。休闲活动伴随着人类的生产活动的产生而产生,而旅游活动则是产生在休闲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毕竟旅游活动不同于休闲活动,它是需要到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活动,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和物质基础。可以想见,最初的休闲行为往往局限于人们生产活动范围之内,它是生产过程中的暂时性间歇。“在远古时代人们于自由时间所从事的活动,无不呈现着当时的生产方式的罩影……古人类的休闲行为,不管在对象上还是在行为的模式上,都比今人的休闲行为更贴近生产劳动,甚至直接地就是生产劳动的某种复写。”[7]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休闲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渐渐同生产活动相脱节,进而产生了完整意义上的旅游活动。因此,闲暇的娱乐是为休闲,而异地的休闲则是旅游。休闲活动产生于人类诞生以来的生产活动,作为异地休闲的旅游活动在产生的时间上一定晚于休闲活动的产生,但其具体的产生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龚鹏程先生认为周人的生活中“充满了优游的态度”,“借着出游,摆脱土地居处的束缚以及心理忧烦的纠缠,宣泄自己的烦郁”,并“以此优游来达致逍遥的人生境界”[13]。因此,如果文献的记载切实可信的话,表明早在周代,中国的旅游就已经产生并形成一定的规模,而旅游的成熟期一般认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社会上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欣赏较之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蔚然成风,士人漫游更具自觉性和主动性,旅游审美意识开始独立并趋向完整,既有社会审美,也有自然审美;既有审美愉悦,也有世俗愉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论对后世的旅游活动影响巨大,直到今天,我们探讨旅游的功能时所常说的“愉悦”、“欢畅”、“神游”等等,实际上仍未脱离宗炳“畅神”的范畴。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探讨中国旅游起源问题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重要时期。

[1] 王淑良.中国旅游史[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

[2] 邵骥顺.中国旅游历史文化概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0.

[3] 章必功.中国旅游史[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14.

[4] (美)罗伯特·麦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M].蒲红,等,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5:3-4.

[5] 李天元.旅游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16.

[6] 申葆嘉.旅游学原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1.

[7] 谢彦君.基础旅游学 [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8] 郁龙余.论旅游文化[J].旅游学刊,1989,(2):65-67.

[9] 王洪滨.旅游学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21-22.

[10] 马勇.旅游学概论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8.

[11] 郑焱.旅游的定义与中国古代旅游的起源 [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4):66-71.

[12] 李仲广.与休闲比较视野下的旅游 [J].旅游学刊,2006,(9):7-8.

[13]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 [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