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凌，林昌华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线选择成因及绩效分析

黄凌，林昌华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制定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的原因和实施成效，介绍了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基本历程，提出了我国新一轮改革面临的难点和应该倾向的侧重点。

经济路线；“赶超战略”；“三位一体”；市场经济

自1978年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30年时间，我国在工业、农业、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令全世界叹服的成绩。2003-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46619亿元［1］，跃居世界第三。2003-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进入了世界前五的位置。这些骄人的成绩是改革之前万万不敢奢望的。

一、建国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建国初期，我国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为了扶持重工业的发展，而抑制农业、轻工业、服务业、金融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得整个经济发展缺乏效率，产出低下。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存在的矛盾

一是重工业建设周期与资本禀赋的矛盾。重工业是作为一个提供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产业，它的建设周期远远比轻工业所需要的时间多得多。在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的资金，回报期又是在很久以后的将来，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利息负担很重。50年代初期，年利率高达30%左右，相当于每投入1元钱，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收回，5年后本息和累计为3.71元。显然，资金贷款将成为企业生产发展的很大包袱和束缚。

二是重工业设备来源与外汇支付能力的矛盾。建国初期，我国与重工业设备生产有关的科研部门和生产部门掌握的技术匮乏，很多重工业生产所需设备都要从外国引进。而能够生成外汇的唯一渠道就是出口品，由于当时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可供出口的产品少以及被封锁了的外贸渠道，使得进口设备止步不前。

三是重工业投资规模与资金动员能力的矛盾。重工业生产的全过程需要不断新建、重建和扩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筹措能力和投入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15.8%。这种状况与国家发展重工业的要求极不适应。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选择的成因

为什么偏偏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从理论角度考虑。瓦尔特·霍夫曼对一些国家的工业结构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相关的。他以消费资料工业（轻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重工业）的比值作为划分工业化阶段的指标（后人称为“霍夫曼系数”），发现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重工业的比重就越高［2］。其次，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角度考虑。1950年，我国为了捍卫东北部领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因此，我国需要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武装力量给予国际敌对力量以震慑力，军备武装中的重工业加快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苏联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启示。与中国相类似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苏联，利用工业化迅速实现了民族崛起，这一点也给百废待新的新中国领导人很大的鼓舞。

（三）克服重工业诸多矛盾的“三位一体”政策

为了克服“先天性”的经济条件弊端，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策层做出了以牺牲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政策决策。所谓“三位一体”制度，包括宏观政策、资源计划配置、微观经营机制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体系，确保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

1.宏观政策方面

第一是低利率政策。为了压低重工业发展的资金成本，克服建国初期由市场决定的高资金价格，国家将储蓄存款利率进行了几度调整［3］（见表1）。这种调整是将原来用于生活消费的一部分货币转为用于生产和流通的资金，这在非常时期对于保障国家生产和建设是有益的。

表1 1949-1955年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第二是低汇率政策。由于创汇能力低，必然造成汇率居高不下。为了打破高汇率的局面，政府出面干预外汇价格的形成，以确保重点项目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口必要的关键设备。自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汇率就进行了15次调整，从420元人民币兑换100美元，一再降到233元人民币兑换100美元。随后直到1972年的20年时间内，中国的汇率不再挂牌，仅为内部掌控，始终保持在246.18元人民币兑换100美元的比价上。

第三是低工资和能源、原材料低价政策。工资是企业生产成本中很大的组成部分。为了尽量减少这部分支出，便压低工人的工资，以至于只能满足他们最低的日常开销。相应地日用品、农产品等一切价格全线下调，以配合低工资的支付能力。能源和原材料等生产成本重要组成部分，也实行低价格水平。

2.资源计划配置制度

第一是金融管理体制形成。1949-1952年，我国逐步实现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和银行业的基本国有化。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各级银行建立了信贷计划管理机构，编制和实施综合信贷计划，实行“统收统支”信贷资金管理制度。

第二是外贸外汇管理体制形成。为了支持重工业建设，需要大量地从国外进口重工业机械设备，低汇率能够大大地降低进口的成本。同时，要进口设备就要创汇，创汇不仅要有适于出口的产品，还要制定适于出口的高汇率，这两点形成了极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出面统一安排进出口业务。于是，（1）实行进出口许可证管制；（2）实行外汇管制；（3）对国有化前私营进出口企业、外商企业实行登记管理办法；（4）实行保护性关税和进出镜商品品质检验制度。

第三是物资管理体制形成。低工资、低产品价格等一系列压低价格的举措，严重打击了劳动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为了刺激他们的积极性，高度集中的、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应运而生。1953年，国家成立计划委员会，对全国范围内重要物资实行统一分配制度。

第四是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解决农产品低价格水平抑制农民积极性以及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农产品的矛盾，农业合作社应运而生。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3.微观经营机制

第一是形成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工业所有制结构。虽然宏观政策环境已经营造了工业生产所必须的低成本条件：低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和低工资，但这仅仅是工业化建设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要形成工业生产有序平稳发展的状况，还要将私人企业改造成国有企业，完成对全部企业的控制管理监督。如此，企业的自主权完全没有了，生产资料由国家计划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和调拨，财务上则统收统支。

第二是实现农业经营的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是对农民及农村生产控制的最高阶段。它并经过了几个阶段的演变，先是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再是生产互助组，然后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在1958年形成了人民公社。

（四）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绩效分析

传统经济体制下，虽然生产者和劳动者缺乏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令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53-1978年，我国大陆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6.0%。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与发展较快的台湾地区、韩国相比也不低多少。当然，这种表面上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基数上起步的，高增长的主要贡献率也是源自国家重点扶持的重工业。为了重工业的发展，放弃了保障居民收入、消费品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因而具有很高的积累率，所以这种比较快的速度并不能代表实质性的经济增长。相反，这样的增长速度背后隐藏着诸多隐患。首先，产业结构背离资源比较优势压抑了经济增长速度；其次，扭曲的产业结构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再次，结构扭曲使人民生活水平在长达20多年的时期内改善甚微；最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内向性进一步提高。

二、对新的发展战略的探索

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非但没有使中国实现赶超的梦想，反而使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在同一时期，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被誉为“亚洲四小龙”。这不禁引起中国领导人、经济学家乃至各国试图探究“亚洲奇迹”的经济学家的思考。对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有的归因于他们均受到儒家思想勤勉节俭的熏陶，有的归因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援助，还有的归因于其外向型经济，而最有说服力的当属林毅夫将它们归因于“比较优势战略”。

（一）“亚洲四小龙”与日本的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实行与赶超截然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够在20世纪初期及中期在各自资源禀赋充裕的领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基本可以归结于制度的因素、政府的因素。

第一，营造竞争的市场体系制度。包括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形成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营造充分竞争和发育良好的产品市场。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包括：建立市场规则和实施反垄断法；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波动；采取适当的方式，参与建设和投资于那些具有某种外部性的产业，以及那些需要较大规模的初始投资和需要较长建设周期的项目；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政府承担其中的社会协调职能；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

（二）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中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际结果与所确定的赶超目标相比，差距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扩大了。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生活必需品供给严重不足，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而同一时期，周边的亚洲新型国家瞩目的经济成就给中国带来压力。同时，“三位一体”制度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了。改革势在必行。中国的改革是从“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入手的。

1.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

一是价格改革。价格改革的核心是走出“双轨制”经济，改革针对的是绝大部分消费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要素价格。其中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主要内容是政府物价部门提高供不应求商品的价格，降低供过于求商品的价格；第二阶段从1985年开始，通过在湖北的试点，逐渐放开产品和物资的价格，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逐渐转变成市场调节价。

二是汇率改革。汇率的制定不再是政府一方面说了算，而是将内部结算汇价与国内平均换汇成本加适量利润相联系。例如1981年制定的内部结算汇率为1：2.8，就是1978年换汇1美元的平均成本为2.53元，加上10%利润，得出的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

三是利率改革。利率是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杠杆。为了改变以前扭曲资金价格的局面，在1980-1989年期间，金融机构先后9次调高存贷利率。从1990年至今，政府也曾多次调整利率，充分发挥了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2.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

在农村，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开创性的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4年，以权利换效率为核心。具体做法是增加工资、发放奖金、实行利润留成等；下放财政和物资分配等权利，诱发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关注企业经济效益的积极性。但是，“放权让利”的边界不清，要素和产品价格“双轨制”存在可供寻租的漏洞，企业扩大自销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计划，企业间争相发放奖金。第二阶段的改革从1984年到1986年，具体做法包括：政府逐步减少国有企业经营中指令性计划的相对份额；颁布一系列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行政性法规，扩权范围涉及产品销售权、定价权、要素选购权、自有资金使用权、工资奖金分配权、联合经营权、技术进步方向选择权；将企业55%的企业利润转换为税收，纳税后的企业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上缴国家的利润部分，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递增包干上缴、固定比例上缴、定额包干上缴和交纳调节税等办法，一定三年不变。另外，进行了“利税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改革试点。

3.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改革

一是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搞活企业、促进流通、培育市场，它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到1984年，主要是放松对计划分配物资的管理，使赋予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部分利润的配置权能落实到实处。第二阶段是从1985年至1993年，主要是缩小计划分配物资的品种、数量和范围，建立多种形式不同规模的生产资料市场。

二是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扩大地方、部门和企业的外贸经营权；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减少指令性计划的品种和范围，增加指导性计划的品种和范围；调整外贸财务体制；改革外贸经营方式；实行外汇留成制度。

三是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包括：改革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初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专业银行为主题，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城乡信用社）并存的金融体系；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扬弃“统存统贷、利润全部上缴”，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改革利率管理制度，如存放款利率水平、浮动利率、优惠利率、罚息制度；改革信用制度，如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信托、保险、金融租赁、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城市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发育金融市场。

（三）经济改革的成就和难点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经济中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得到矫正，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的就业结构得到了矫正，内向型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了矫正，投资结构得到了矫正。但是，还有一系列在社会生活、企业生产、政府执政、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难点没有解决。

1.改革和发展的周期性

改革和发展的周期性，在我国表现为“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活市场，就使得经济反复出现过热，周期性高通货膨胀率，出现乱的局面。于是，收拾乱的局面，严格控制价格、回收下放的管理权限、加强信贷规模的控制，资源从效率高向效率低转移。但是，一旦经济从紧，又出现了缺乏活力的局面，价格不能调节产品要素的供求变化，配置缺乏效率。最终发现发展才是硬道理，又开始下放权利，宽松经济。

2.权力寻租现象和腐败猖獗

“双轨制”使寻租可能性增大，进口、贷款、紧缺物资分配权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上。一些公司和经营单位，为了谋求预售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优惠，积极寻租。同时，个人收入消费多元化，增加了收入，扩大了消费，使得寻租成为可能。

3.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相对缓慢，主要表现为：银行低利率贷款给国有重点企业，仍旧靠政府进行补贴。许多企业仍旧拖欠银行贷款，成为追不回的呆账、坏账。利率没有市场化。执行国家产业政策，银行继续向亏损企业发贷。同时，限制非国有银行、非官办金融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4.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迟迟不能奏效

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资本密集程度过高，缺乏竞争力；承受退休职工养老金和一系列职工福利支出，还有冗员及下岗职工补贴的沉重负担；产出品价格扭曲；严重亏损、资产流失严重（净资产流失、经营性亏损），国有负债率过高。

5.粮食生产潜力问题

粮食生产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口在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在增长，但是耕地在减少；对蔬菜、水果、淡水养殖品的需要，侵占粮食耕地；农民产粮积极性不高；农业科研投资不足；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减少。几种保护政策（供大于求刺激高成本、过剩）都不是有效解决方案，应该放开粮食价格，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三、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经过了长达1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体制、金融管理体制、农业生产力、物资分配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但是首轮体制改革还不彻底。固有的经济路径依赖，改革与发展步调不一，“双轨制”经济给寻租以机会，金融体制改革受经济体制的羁绊，国有企业人员负担重且低效率，农业生产激励机制匮乏等改革遗留的问题，都将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新一轮的改革应该倾向于上述几个侧重点，协调改革与发展的步骤，从源头上遏制寻租腐败现象，解决国有企业大量冗员及下岗分流问题，改革国有企业结构及经营机制，促进多种所有制的银行并存发展，加大农业科研投资力度，合理利用农业生产用地，减轻农业税费，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2]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田明清.银行储蓄利率调整回顾[N].光明日报，1999-08-30（A12）.

F120.3

A

1673-1999（2010）11-0057-04

黄凌（1985-），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1）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林昌华（1981-），福建宁德人，福建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2010-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