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冬冬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性别隐喻

吴冬冬

女性主义介入翻译研究催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对性别的探索使翻译所处的低等的、再生的地位得到重新关注。翻译本身的被性别化，为整个翻译理论提供了隐喻框架。性别和翻译的隐喻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条件，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石。

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性别构建；隐喻框架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所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既属于女性主义研究，也属于翻译研究。女性主义与翻译是在何种基础上得以契合的？本文将追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立论点，挖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形成的根基。

一、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构建

女性主义所以能够介入翻译研究，其实质是因为女性主义所研究的若干问题和翻译在文化转向后所描述的若干问题十分相似。

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分析性别关系，揭示性别是如何予以构建和表达的。女性主义者把“社会性别”（gender）从“自然性别”（sex）中分离出来，认为人的社会性别不同于其自然性别。“因为自然性别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性的差异，而社会性别则是以社会性的、或文化的方式构建出来的社会身份、期待以及行为方式，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1］

人类一旦被社会性别化，偏见和不公就随之而来。女人被男性视为客体，位于男性社会的底层，“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和所有，不可能自我实现。因此，社会角色的性别化就变成了这样的隐喻：强者（男性/masculine）约束和压迫弱者（女性/ feminine）。

翻译的文化转向也使身份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所有的身份当中，性别身份成了理解翻译问题的关键，而翻译在历史和文化上也有与女性同等的地位。比较一下描述翻译和描写女性地位的词语，便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表1 描述男性与女性地位的词语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用于描述女性、译作和译者地位的词语都是贬义的、低等的乃至被边缘化了的。比较起源文本/作者的权威地位，译文本/译者同女人一样被男性社会降级，充当的是次要和附属的角色。正如西蒙所说：“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2］1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隐喻框架

女性主义介入翻译研究后，使性别身份在翻译研究中得以体现，又使性别化了的翻译理论在女性主义视角的审视下得以凸显。综观翻译史、翻译理论及翻译事实，翻译的地位都被性别化的词汇描述成低等的、再生的，翻译同女性一起被贬至社会的底层。因此由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的结合而形成的，以性别和翻译的隐喻为隐喻框架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必须考察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对性别和翻译的隐喻的识别及批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维框架，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有力的立足点和坚实的基础。

翻译的女性特质是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认为，因为翻译必然会有“缺陷”，所以所有的翻译“一般被认为是女性”。尼科尔·沃德·乔夫（Nicole Ward Jouve）也声称译者（从文化上说）占据着女性的位置。苏珊娜·阿伍德（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说：“我是一个译本，因为我是一个女人。”［3］关于翻译的性别隐喻的最著名的表述，来自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Menage），他用“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es）来描述翻译。他的表述以传统的婚姻为喻体，把忠诚同美丽、道德同优美对立起来了。“‘不忠的妻子’/译作由公众所定夺的罪行是丈夫/原作依据法律不可能犯的罪过。”［4］58

而从翻译过程的具体操作，译者男性视角的采用又使得作者/源文本变成了无能为力的女性，译者/译文本则是无所不能的男性，男性可以合理合法地操纵女性。

16世纪的英国翻译家德兰特 （Thomas Drant）在翻译贺拉斯作品的前言里写道：“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像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对待漂亮的女俘一样：剃光他（贺拉斯的作品）的头发，剪去他的指甲，这就是说我删除他所有的虚荣与奢侈……”［5］德兰特将翻译过程看成了男性对女性的摆布和操纵，把贺拉斯的作品变成了女俘/妻子，并认为同“被俘”的贺拉斯比起来，译者/丈夫的责任就是要把源文本转变成一个 “合适的妻子”。追根溯源，这种隐喻来自于杰罗姆（Jerome），这位《圣经》翻译之父在解释自己翻译非宗教作品时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6］112-113。

17世纪的罗斯康门（Roscommon）也有这样的描述：“由同情的纽带联合，你慢慢熟悉，变得亲密，并且逐渐喜欢；你的思想，你的言行举止，乃至你的灵魂都认同，你不再是他的阐释者，而是他。”译者以男性的角色进入这个“家庭”（文本），最终通过和作者建立友谊，占领了“家庭”的领导地位。而原文本变成了女性，她的贞洁要由译者来维护：“年轻的缪斯女神多么容易背叛呀，女仆才享有如此贞洁的声誉！你一早萌发仁慈的、家长式的关心，要陪伴她花季的年华……”［7］

18世纪的富兰克林（Franklin）也认为作为男性的译者应该颠覆作者的权威及其原创性的角色。他视源文本为被动的女人，从而加以诱引。库伯（Cowper）在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时也将源文本女性化，把维护文本/妻子的声誉变成了男性的责任。20世纪在翻译和阐释学领域都颇有建树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也认为为了使译作/子孙合法化，译者应当忠实于母语，这种“合法化”自然是父权的象征［4］60。

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斯坦纳（Steiner）曾因他的翻译理论当中存在性别隐喻而遭受非议。在《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1975）他提出了翻译的四步骤［8］296-302，其中的第二步为 “侵入”，就是通过暴力侵入（penetrate0和俘获（capture）源文本［9］。这将他的男性视角暴露无疑。在他的书的开篇，他把翻译/阐释行为看作“性”交流，“性爱和语言交织成网，交际和话语以及性交都是交流的最突出的子集……性是深奥的语义行为”［8］38。就再次证明了他是用男性视角看待翻译过程本身的。

中国的翻译理论当中也不乏性别隐喻。在明朝早期和清朝晚期，翻译都被作为促进民族富强的工具，翻译的地位得以彰显，以徐光启、严复、林则徐、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号召，使得翻译/男性在当时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的主力军，肩负着民族解放和救赎的重任。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则是令人讨厌的媒婆和奶妈的原型［10］。媒婆和奶妈的社会地位低下，正如翻译在文学史上的低等地位。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识别和批判导致翻译史上性别隐喻的两种男性视角。可是，不论怎么划分，弱的一方总归被比喻成女性。

三、结束语

新世纪，翻译研究的全球化背景使有关翻译的诸多问题得以重新发现。比如：翻译是否是一个寻找“合适替代词汇”的过程，是否还涉及一些层面超越词汇本身，在作翻译的同时，什么是我们应该真正予以考虑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翻译问题不可避免地同政治、文化、历史、意识、乃至身份联系起来。女性主义和翻译的联姻形成于“一股普遍的智识和体制背景”［2］8。一方面，女性主义呼声越来越高，影响了学术各领域；另一方面，翻译的文化转向也为接纳女性主义提供了温床。对性别隐喻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翻译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合点，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石。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西蒙、哈伍德、戈达尔和梅泽为代表的女性译者都是从翻译理论中的性别入手，进而提出把翻译作为女性主义实践的场所。女性主义视角进入翻译研究，正是从性别隐喻入手，进而才将注意力从对性别隐喻的识别和批判转向整体理论的营造的。

[1]Eisenstein Hester.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M]. Boston：G.K.Hall,1983：7.

[2]SimonSherry.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e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6.

[3]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09.

[4]Chamberlain Lori.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M]//LawrenceVenuti.Rethinking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2.

[5]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

[6]Amos Flora Ross.Early Theories of Translation[M].New York：Octagon,1973：112-113.

[7]Roscommon.An Essay on Translated Verse[M]//Steiner T R.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1650-1800.Assen/Amsterdam：VanGorcum，1975：77-78.

[8]Steiner George.After Babel[M]London and 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9]陈鸿德，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G].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10]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H315.9

A

1673-1999（2010）11-0135-02

吴冬冬（1980-），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1）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201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