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减刑“特权”的法治悲哀

不久前，涉案入狱的央视原文艺中心影视部副主任冯骥被解除监禁。记者获知，冯骥入狱后，监狱方面为了发挥他的文艺特长，很快把他安排在天河监狱的“天河之声电视台”。他在服刑期间所获奖励达10次以上，监狱依照有关规定为其申报减刑，分别于2007年、2008年两次依法裁定为他减刑，减刑幅度分别为10个月和1年零8个月。（1月24日《成都日报》）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此之前，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之妻章亚非服刑时任广播站编辑，2003年9月，她获得减刑1年零3个月，2005年1月获得减刑两年；央视春晚总导演赵安服刑时负责狱中电视台的编辑工作，最终10年减为6年；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著书立说共减掉三年半刑期。

能否如此减刑，不妨先看看相关法律规定。根据199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对减刑对象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一般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除非同时有立功表现。而在该《规定》明确的立功表现中，并未包括冯骥这样，凭借个人特长所从事的普通劳动改造工作。如果新闻报道没有事实性遗漏，那么至少从上述《规定》上看，冯骥的两次减刑缺乏充分的“硬件”支撑。

在冯骥减刑法律适用模糊的背后，难免在公众的视觉里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只要有所专长，均能构成减刑的因素。这么一来，别说是像冯骥这样的电视编辑，那些泥瓦工、电工、裁缝等均可视为特长，更何况不少服刑者本身就取得了相关方面的技能资格证书。然而，事实又并非如此简单。虽同属专长，同样服刑改造，结果却只有编辑和出书者方能享受减刑厚遇。

虽然那些有编辑和出书所谓特长的服刑者对减刑未必感到满足，但就劳动改造来看，编辑与出书式改造本身更为轻松，轻松者更易减刑，这种事实上令特权颇感惬意的法律惩戒，又怎能对监狱大门外那些蠢蠢欲动的违规者施以威慑呢？减刑若事实上造成格外亲近编辑和出书者，而远离其他技工，这既有失公平，也难以令人信服，这又怎能不是法治的悲哀？

（文／几又 据《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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