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菊芬

【摘要】我们对文学一贯的认识是文学是一门独具审美个性的学问,李杨告诉我们文学其实与其它社会知识一样,一道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采用这样的认识,能够使我们在研究文学中更理性的发现问题,进而或者参与或者独立于这种建构。

【关键词】文学;李杨;旗帜

我们许多人都怀揣着对文学的想象,进入文学的殿堂,瞻仰文学展示给我们的境相。又有许多人为着这样的梦想,进而走近对文学的研究。抱着这样理想的人大多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纯文学”的梦想,我们都曾为张爱玲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而思绪缠绕;为沈从文的那一座“湘西神庙”而牵动我们文学的向往;钱钟书的“围城”也让我们结结实实体验了一把学者的幽默。晚近,个人化写作为文学竖起私人空间,先锋新写实新历史新生代……,接连着我们的文学想象。

我们一直以为文学有自己的“自性”,它思想的统一性与永恒本性永远不会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我们骄傲于我们每个人都各自有对文学的悟性,我们钟情、品读的文学想当然的与众不同。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都把“知识”与“思想”独立于社会,唯有它们是远离“政治”与“历史”的。我们以为“纯文学”是我们一个不朽的梦,于是我们就用“纯文学”构起了我们的精神象牙塔。

李杨受福柯“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启发,来发现文学史写作中的权利(即“现代性”)与知识的关系。他的发现让我们震惊,颠覆了我们以往关于此的知识结构。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大部分的批评家都把“印象批评”作为一贯的批评原则,并视为我们批评的圭臬,但是李杨认为这种“印象”已不是我们意识当中的“印象”。这些“印象”同我们一贯自命自己的审美体验和个体的独特个性一道,其实与我们的知识层垒与个人的经历有脱不了的干系。李杨帮我们完成了我们那副神秘负累的解构。我们常常会遇到对你价值视野范围外的知识的价值考量,经常的一个感触是,事后回想如果我们用正面眼光去看,也许会发现它们同样独闪异彩,这常常让我们疑惑。这里知识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我们对文学的每一次诠释都是试图关闭一个有无穷无尽生产能力的源泉。”“要真正化解这种冲突,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立场与信仰历史化和知识化。”同样我们也不应该以价值论的方法界定“文学”,而应该代之以历史的方法考察“文学”,将“文学”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我们有时也会疑惑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李杨告诉我们要做的是“去经典化”,“本无所谓‘真正伟大或‘真正如何的文学。”“知识考古学”启迪我们不要再纠缠于肯定或否定某种价值度量,去追寻现象背后的发生机制,这是其产生的意义。

像我们把“五四”作为中国新文学兴起的标志,那是审美文学的正宗,以致 “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被认为是对“五四传统”的“离开”,而到了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则认作是对中断的五四文学传统的“接续”,是“回到了五四”。这些曾是被我们文学史一致认同的说法,但李杨把这一切都归入“现代性”的的范畴来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提法都无所谓它们所指的意义。文学史再不是我们想象中对文学审美事实的陈述,文学史的出现同历史一样,有着与意识形态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文学史同样参加了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是社会建构的一种。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重写文学史”的本意在于“使之(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用“现代性”的知识看待这一现象时,那么“重写文学史”原来的构想无疑是“幻灭”了的。连我们最公认的左翼文学仅有收获,成就 “世纪良心”的巴金《随想录》,经过李杨的现代性“再解读”,巴金的“忏悔”就成了没有真正认识的“嗫嚅”。关于文学史写作中的几个关键词:“文学性”、“个人性”、“日常生活”。无所谓纯正的“文学史”,当然也就无所谓“文学性”。我们对“个人性”的迷思,李杨是这样解释的,“80年代的个人同80年代知识分子热衷于参与思想启蒙的受挫或失败有关,也同90年代欲望化社会的到来有关。个人主义,早已被常识化,即本质化了。”是啊,“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是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我们常常固执地忽略这一点。 我们以前把“日常生活”作为文学回归“人”自身来看待,其实“将人的自然状态理解为人的本质,实际上取消了所有的文化的意义。人本质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而是一个社会事实”。“‘社会化的人类,并不毁灭个性,而是修改个性的形式,丰富它的内容。”这样的解读,其实正是对我们关于“个人写作”、“先锋文学”、“新写实”等等“纯文学”想象的一个很好回击。关于如今早已偃旗息鼓的90年代的“国学热”,李杨也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预言,因为“‘国学本就是‘西学的一部分” ,“指望依靠‘国学的学习和研究去抵御‘全盘西化是极不现实的。”结局也证明是这样的。

在李杨这里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个大叙事,一个大故事”。如果说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鉴者的话。那么李杨说“文学史”具有 “历史”的属性,是以“历史”为名的叙事。“文学史”真正的价值不是为我们呈现 “文学”发展的脉络,而是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而服务。如果“文学史”是这样,那么“文学”呢?李杨最后告诉我们“文学就是文学性,就是文学史。”彻底颠覆我们对文学的审美想象。我们可能会接受“文学史”的意识形态性,在我们的意识中“文学史”是研究批评,用来研究的,“文学”是作品,用来感受的。但是经过“文学史”挑选出来的“文学”无疑会带上这样的意识形态性。我们对文学的自由想象彻底塌陷。

李杨的这些观点都是极为反经验的,却是更利于我们把握的文学研究。一直疑惑搞文学研究的仅仅是“靠文学吃饭的人”?如果说作家是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而产生,那文学评论家岂不是文学殿堂阶梯下养的一帮“闲人”?现在看来他们产生的作用不是太小,是太大,是他们参与了这个社会的精神文化认同的大任务。如果文学也是现实的,那么我们知道了,整个社会运转的机制的肌理就是意识形态,往准确来说就是——权利。李杨摇醒了我们关于文学的幻象,使我们一直纠结于胸的许多问题豁然通达,所以当我们焦灼于以前的思路已经走向盲点时,何不向这样的知识靠拢。当然关于“纯文学”的想象,我们还可以这样清醒地做下去,毕竟我们还需要梦想,只是现在它只是个纯粹的梦想了。虽说在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中,李杨借鉴了许多西方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和论述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杨为中国的“知识社会学”竖起了旗帜。